对话张雪：我在英国做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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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本科社会学，在英国读性别与国际发展硕士。毕业后伦敦华文媒体工作，这段经历让她对英国社会与在英华人社群的方方面面有了观察和思考的机会。

许 = 许诺

千 = 千禧雪

张 = 张雪

许 | 关于英国的华人媒体，我之前仅仅知道有个英国报姐的中文新媒体，似乎受众以在英大陆留学生为主，影响力颇大，非在英华人也会关注。能先说说英国华文媒体以及你工作的情况吗？

张 | 英国的华文媒体业态还挺多元，除了内容上更追求流量的英国报姐，还有很多专门的投资类媒体和做得好的营销类媒体，也许没有那么多流量，但依然是有一批忠实受众的，信息真的客观公正的还是会有人看的。

虽然全球范围内纸媒都有衰落的趋势，但英国当地的华人，尤其是老一批的华人依然有订阅报纸的习惯，目前英国发行量较大的纸媒有《欧洲时报》、《英中时报》、《华闻周刊》、《英国侨报》、《华商报》等。

我之前虽说对英国时政方面比较关注，但其实与华社相关的各个领域的新闻都会去跑。现在因为疫情线下的工作都停止了，目前主要是翻译采编，转引一些英国媒体消息发布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上。

许 | 本科的相处让我觉得你是个更喜欢安静思考的性格，没想过你会做媒体这样抛头露面的工作，而且之前和你聊，你似乎也说过找工作的困难，能说说你怎么选择了这份工作吗？

张 | 我在华威大学就读的是性别和国际发展专业，这个专业主要的去处就是政府部门、学术研究和NGO，这些行业据我了解工作机会比较有限。早就听闻在英国找工作不容易，19年3月份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各行业都投递了简历。可能是因为本科时候有媒体工作的经历，所以很幸运收到了两家华文媒体的offer。我目前所在的这家媒体受一家私人资本支持，在选题和发声上有一定的自由。这份纸媒是2003年由大陆商人创办的，但印刷采用的是繁体字，可能考虑到我们仍有相当一部分读者来自广东或香港地区吧。

我来到英国的时间不长，加上本身性格不是很爱社交（笑），还没有建立很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谈不上深入伦敦的主流社会，但媒体毕竟还是有机会去参加各种当地活动，和BBC、《泰晤士报》等英国本土同行也打过照面，另外通过报道英国19年的双12大选，对英国民主的具体运作有一个经验上的理解。

许 | 我还记得当时你说过华人在英国找工作比巴基斯坦人都难（笑），也和我谈起过华社在主流社会相对边缘的情况，其实这个问题也有关注过，总结的原因也无非语言、文化、生活习惯上的巨大差异，你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吗？

张 | 教育程度或者阶级不一样的人群，可能在融入英国本土社会时会遇到不一样的困境。我接触最多的华人还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留学生或者同事之类，语言问题倒不是很大，文化与生活习惯上的差别更突出，比如英国本地人很喜欢去酒吧喝酒、看球、健身、徒步、公益等，我不否认也有喜欢这些的华人，但具体的方式和内容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这是我从个体经验出发的解释，但对华社整体，我觉得有个现象非常突出，那就是：各自为营。在英的华人群体彼此之间都相对孤立，我也是咨询了当地一些前辈，他们的观点主要是缺乏一个有号召力的组织/领袖来维系华人群体的认同。

记得有位华人精英说“华人和犹太人很像，都比较重视实业，然后也很重视子女的教育，从事的职业也比较类似，都是高收入的中产。但是和犹太人相比，华人群体没有一个维系彼此的纽带。”我在这边目睹的华社联合活动，多是实用主义的，有现实利益的，比如很多活动是商会资助的，大家似乎乐意来组个局认识认识，等这个事情结束了就散了。很少有因为有某种政治理念或者兴趣爱好组织起来的较大群体。甚至学术兴趣的组织也很少，目前唯一比较大的似乎是脑神经脑科学的博士组织的自然科学小组。

另外就是在政治界能为自己发声的华人很少，华人精英中从政的数量也不多。至于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移民的历史太短了，对一个群体而言，自我联合与参与公共政治的意识觉醒需要一个过程。

英国华人移民聚集最早也最多就是伦敦，第一波移民潮在60-70年代的香港移民；第二波大概在90年代，大陆的移民潮；近10年随着留学带来了大量中国学生和投资移民。第一波移民一般从底层劳动力开始，做洗衣房，然后慢慢开餐馆。

这就很像现在的东欧罗马尼亚或者是波兰来的一些移民，他们主要目的就是攒到了钱回自己的国家买房。那么就会进行自我剥削积累回国的资本，节假日的时候依然会去工厂加班，只为了获得双倍的工资，在政治上也是沉默的。

参与政治或者构建共同体都需要物质基础，到英国的华人基本上都是第一代人辛辛苦苦的赚钱，投资教育，让下一代或者若干代能够从事中产阶级职业，比如医生、律师、IT、金融、地产等，我所接触到的很多华人他们接受了高等教育，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但多以“经济动物”形象示人，但在社会和政治议题上比较失语，也就是“沉默的中产”。

但情况已经在改变，有了经济地位之后自然会产生政治精英，尤其是整个制度环境其实比较宽松，不存在不向某族裔开放政治权力的情况。15年，英国下议院出现了第一位华人议员Alan Mak。19年大选的时候也有9位华裔候选人（2位来自大陆，7位来自香港、台湾或马来西亚，准确的说是那几位移民父辈的来源，他们都是在英国本土出生的），有两位当选下议院议员，一位是Alan Mak，一位是工党的Sarah Owen，她是英国议会历史上首位女性华裔议员。这么看美国的华人华裔也恰好是在去年推出了杨安泽这样候选人，虽然都不能说很成功，但起码是好的尝试。

我记得这9位议员中，有一位叫王鑫刚，去年是他第三次参与下议院议员竞选。他本科是北京交通大学的，在帝国理工、牛津、哈佛商学院分别完成工程硕士、金融硕士和高管课程，目前在伦敦金融城工作。他很了解英国的社会规则，知道怎么面对和反击歧视，并告诉华人一些应对办法。疫情爆发以来，英国针对华人的仇恨犯罪激增，他就在此期间收到过一个黑人发来的歧视性视频，大意是，我们英格兰不需要你，请你回到你的国家。他立刻去联系了当地政府、警察和NGO，三个部门也都比较及时地给出了回馈。其实英国主流社会对种族歧视现象是零容忍，只要向政府部门反应，就能得到高度重视。主动参与英国主流社会也是减少歧视的一种手段，王鑫刚就给出了几个参与主流社会的方式，比如申请成为裁判法官（太平绅士）、地方议员或校董。

而很多华人遇到这些问题时不敢维权，另外对主流社会的参与度也不够。正如我上面说的，英国社会的主流价值是很反感种族歧视的，当然不排除存在，也不敢明目张胆。华人的长期边缘化，很大程度上是自身意识没有觉醒，没有意识到自己可以去做这些事情，或者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当然也有信息不对称的原因。

还有种现象就是大量大陆留学生，他们一开始就抱着在英国短暂做客的想法，自然对英国社会不怎么参与，而国内其实对英国社会的很多观察也来自于这个群体，有所偏差也很正常。

大陆移民还有很多是投资移民，比如各种大商人，他们本身都是有很多丰富的资源，而且主要产业可能未必在英国本土，这些人没必要参与本土社会，也没必要和华人社群有什么深度联系，这也是华人社群，尤其大陆华人社群内部比较分散的重要原因吧。

许 | 那么在华人内部，很多地缘性的组织会起作用吗？比如温州或者潮汕那边的社群联系和认同会高于将普通话的华人整体水平吗？

张 | 这种类似老乡会或者地缘型商会的组织肯定存在，我也有过一定参与，比如全国很多省份都会有大商会，很多华社的活动也是他们赞助举办的，包括商会也会牵头组织同籍贯的留学生在过年的时候一起聚会，交流感情。但是实际上大家其实也没什么共同语言，也就是吃个饭就散了，如果真正有什么个人商务上的合作，那其实是他们个人的事情，与商会本身很难说有什么直接联系了。总的说我感觉都是原子化个人，各类地缘、业缘的组织也不过是为原子个人提供一些社会或者资源拓展的平台，本身并不具有很强的组织力。

许 | 宗教活动或者选举代表本社区利益的议员的选举活动，不会加强人群内部的联系吗？

张 | 宗教活动肯定会维系人群的内部认同，但宗教衰落或者世俗化在英国是大趋势。当宗教衰落后，用什么去维系一个社区？牛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项彪提到这样的一种现象——“附近的消失”，大家要不然就关注极小的个人利益，要不就关注宏大叙事，然而对周边的社区是忽视的。

按各种地域划分的民主选举能不能加强本地认同？我觉得未必。去年双12大选，我去前工党党魁科尔宾的选区Islington North采访，大概采访了8-9个去投票站投票的选民，我问他们今年关注的议题有哪些，大家基本上都在提脱欧、NHS之类的话题，没有一个人说改善Islington North周边的基础设施、加强社区治安等等。

我记得一个带着头巾的穆斯林选民，她本来是支持自民党，但他那一次投票改换了立场，投给了科尔宾，然后就问了她的原因，他就说因为女儿要上大学，科尔宾的政策是主张国有化，那么这就会导致大学学费降低，至少对他家是有利的。这样看，个人在投票的时候，很少是为社区着想，而是从他自身利益或者他小家庭出发。

又比如说脱欧，或者免费医疗这类国家层面的政策投票，可能会造成很庞大的持相同立场的选民，但其实除了在投票这点上他们也没什么其他共识了，通过这种制度为自己争取一些权益，一旦自身情况发生了改变，会轻松的转换立场，比如新移民经济条件好转，搬离了原来的社区，他的政治立场很快就变了，相应的在原社区停留的时候也不会关心本地，和附件居民彼此之间没有横向联系的，直接和议员——能够为他们带来现实利益的议员产生联系。

当然，在一些自身处境长期保持稳定的人群中，情况肯定会大不一样，对此我觉得还有进一步解释的余地。

千 | 对于英国本地媒体，你有什么关注吗？媒体从业者的收入怎么样？

张 | 英国媒体的话，算是与英国的政治深度绑定，在政府各类决策或者选举问题上都需要舆论支持，就离不开媒体。比如之前的群体免疫，其实Twitter上也有很多质疑声，但需要澄清的是，群体免疫并不是英国的官方政策，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首席科学官，后来也是因为民间出现了很多反对声以后，政府才开始采取禁足令等比较严格的政策的。其实不只是疫情，英国政府的每一项政策或者法案在真正运行之前是会先发布到各大媒体上的，看看舆论反应，然后民间的声音一可以通过政治渠道上传，二也可以直接通过媒体反映，有了这个互动讨论的过程，大家对此都有心理预期，所以政策不是武断的发布，而是在媒体参与下有了比较广泛的民意基础下才发布的。

另外媒体也是分阵营的，比如《卫报》就是典型的左翼媒体，而《泰晤士报》和《电讯报》则支持保守党，选举或者各种政治博弈也都需要舆论战，这时候各个阵营媒体也都会去做一些监督宣传，去爆爆对方阵营的黑料啊，深度调查一些舞弊，这一点《卫报》做的最好，经常会有记者去暗访，报政客或者政府的丑闻。比如在这次疫情中，《卫报》的一项秘密调查显示，NHS的一位采购主管在疫情期间成立了一家公司，私下贩卖大量的个人防护装备获利，正戳英国政府抗疫政策的痛点。

这边还特别看重媒体独立，但内部是否会有利益输送，或者媒体记者本人的价值观的倾向，这种我估计是难免的。只能说在制度设计上会努力做到保持媒体的独立地位，比如在收入上要依靠市场，不能接受政治资助，媒体之间的互相监督也一直存在。

至于英国媒体从业者的待遇，总体看绝对不算高薪职业，《卫报》的记者年收入也只有2万英镑出头，伦敦金融城金融服务业工作平均年薪却能达到近7万镑。有很多前政府高官会在卸任后进入媒体，比如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就是伦敦《旗帜晚报》的主编。另外媒体记者也可以向政治领域流动，鲍里斯在从政以前就是《泰晤士报》、《电讯报》和《观察家》的记者。

后记：受访者的话

在英国做记者始于偶然，但却给我的旅英生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既让我捕捉到了民主制度落地生根时生动的细节，也让我明白了信息在个人赋权中的重要性。我一直把英国当作认识世界的第一站，愿未来仍保持旁观者的姿态，观察并记录异文化场域中的风景。愿，一直在路上，步履不停。

文 | 许诺 千禧雪

图 | 张雪

原标题：《对话张雪：我在英国做记者 | 围炉 · F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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