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席上的契卡》（四）可怕的瓦尼亚

《被告席上的契卡》（四）可怕的瓦尼亚

我请求法庭考虑到我是从1936年12月才开始从事特工工作的，在那之前，我从事的是技术工作。在我从事特工工作时，关于在调查中使用身体措施的领导指示正在生效。我接受的训练是，如果NKVD逮捕了一个人，那么他就是敌人，他必须承认他的敌对活动。在调查被捕者的过程中，我没有在未得到领导同意的情况下使用过身体措施。他们告诉我，党下达了一个在调查当中使用身体措施的指示。我不是敌人。我献身于苏维埃政权。我很年轻，我想活下去。我请求你饶我一命。——I·S·德鲁什利亚克，前NKVD调查员

1940年1月15日，27岁的NKVD调查员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德鲁什利亚克被判处枪决。[1]基辅地区[округ]NKVD部队军事法庭指控他违反了乌克兰刑法第206-17条（B）款。在1937-1938年的大恐怖期间，德鲁什利亚克先后在哈尔科夫和基辅两地的审讯过程中滥用职权、编造供词，以及粗暴地违反社会主义法制。[2]

德鲁什利亚克（或称瓦尼亚）从1935年开始在NKVD工作，时年22岁。大规模行动开始后，NKVD将他动员到哈尔科夫州的NKVD进行调查和审讯，他先是担任助理业务特派员[оперуполномоченный]，然后担任第四处[отдел]下一个科[отделение]的副科长。1938年春，他被调至基辅的共和国NKVD，继续从事调查和审讯工作，并最终升任第四处副处长。1939年4月，德鲁什利亚克被捕以等待审讯和审判。[3]

德鲁什利亚克是一名典型的工农干部，他在1930年代快速晋升，并在乌斯宾斯基被任命为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的1938年达到事业顶峰。他的命运与多尔古舍夫如出一辙。从他在1937年的工作到1940年的最后判决，他的案例进一步揭示了刑讯逼供的批准问题，同时也揭示了对上级命令的服从、对自己使命的信念，以及可能存在的虐待狂因素。

I·S·德鲁什利亚克，哈尔科夫与基辅的NKVD审讯员

德鲁什利亚克是谁？他在民族上属于乌克兰人，1913年出生于乌克兰的库皮扬斯克。这意味着，当他在1936年底成为NKVD调查员时，他既是一名相对的本地人，也是一名十分年轻的青年。他从1935年起在哈尔科夫为NKVD工作，直到1938年被调往基辅。他在1928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入党。在工厂学徒学校完成技术培训后，他在哈尔科夫担任一家工厂的共青团书记，直到加入或被招募为秘密警察。德鲁什利亚克已婚，育有两个孩子。关于他是工人阶级出现还是农民出身的说法不一。在他的人事档案中，有人暗指他的父亲在革命前是村长老和右翼反犹主义的俄罗斯人民联盟（译注：黑色百人团运动中的一支）成员。[4]当然，德鲁什利亚克否认了这些指控，但他的父亲很可能曾是一名农民。

他的第一份特工工作是担任助理业务特派员，然后是担任哈尔科夫州NKVD第四处的一个副科长。因此，他领导了调查工作，尤其是对所谓乌克兰反革命民族主义组织成员的调查，但调查对象也包括托洛茨基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其中还包括他在NKVD的一些前同事。他在人事档案中得到了非常出色的评价。这些评价包括：“他是一名精力充沛、前途无量的工作者，他单独开展并领导了对季尼亚夫卡工厂中一个反革命托派组织的调查......在调查工作中，他坚持不懈，熟悉调查工作......他是一名严守纪律、政治先进、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5]在证词和审判中，他在哈尔科夫州NKVD中的同事们都记得德鲁什利亚克曾被当作其他人的楷模。在对德鲁什利亚克进行审判时，雅科夫·叶菲莫维奇·罗特施泰因正在哈尔科夫州NKVD的经济处工作。他最初是哈尔科夫州NKVD通讯处的一名党务人员。在1937年底或1938年初的大恐怖高潮，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被动员到调查处，开始领导审讯工作，并在最初接受德鲁什利亚克的指导。罗特施泰因告诉调查者：“我对他[德鲁什利亚克]的‘成功’并不感兴趣，他的技巧成了所有哈尔科夫州NKVD工作者的财产。他们不仅在行动会议和我们小组的会议上，而且在整个党委的会议上谈论德鲁什利亚克，说他是一名前途无量的工作者。”罗特施泰因接着说：“1937 年举行了一次庆祝契卡成立[20]周年的宴会。前哈尔科夫州NKVD局长赖赫曼在宴会上拥抱德鲁什利亚克，他向他敬酒，称他是最优秀、最进步的年轻工作者，随后双方互吻。”[6]

据尼古拉·涅斯捷罗维奇·克留科夫（审判时的一名哈尔科夫州NKVD处长）称，德鲁什利亚克“勤奋刻苦”。和罗特施泰因一样，克留科夫也讲述了德鲁什利亚克是如何在处里的会议上受到表扬的。哈尔科夫州NKVD局长L·I·赖赫曼、第四处处长A·M·西姆霍维奇（后接任哈尔科夫州NKVD局长）和哈尔科夫州NKVD副局长F·S·费奥多罗夫-别尔科夫都称他每晚都能提供六到七份供词，是最出色的调查员之一。就连德鲁什利亚克的直接上级S·D·卡卢日斯基（德鲁什利亚克将在审判期间与他交恶）也对法庭说，德鲁什利亚克是个“好员工”。[7]

莫伊谢伊·叶夫谢耶维奇·戈赫贝格是一名经验丰富的NKVD员工，曾在大恐怖期间被指控犯有“自由主义”罪，他从1936年起就认识德鲁什利亚克。在证词的结尾，当被问及对德鲁什利亚克还能说些什么时，他回答道：“我们犹太人[жиду]和他相处得很好。从本质上讲，他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有几次，我以年长者的身份向他警告道，他的审讯方法是非法的，是最终会受到严厉惩罚的。然而，德鲁什利亚克对我的警告置若罔闻，因为他当时正受到前处长西姆霍维奇和费奥多罗夫以及前州NKVD局长赖赫曼的影响，他们不仅没有阻止德鲁什利亚克殴打囚犯，反而还处处鼓励他......总是把他树立为其他人的榜样。”[8]

据曾在大恐怖期间被捕的前NKVD工作者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波利修克称，德鲁什利亚克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告诉调查人员：“处领导总是把他树立为一个模范，一个成长中的年轻工人......他有望获得奖章，而当他没有获得奖章时，他就真的停止了工作。上级们找来巴布什金[波利修克当时的狱友、前NKVD工作者]与德鲁什利亚克谈话（他们是朋友），巴布什金说服了他，告诉他共产党员不是为了奖章工作的。”[9]

谢苗·鲍里索维奇·拉特纳是从区一级升入NKVD的。由于新来的他没有处理“大案”的经验，他起初被派去协助德鲁什利亚克。德鲁什利亚克最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一直以为德鲁什利亚克是上级，因为他会走入[其他]调查员的办公室，干涉他们的审问。他们都说德鲁什利亚克是模范工作者。他们把他作为其他人的榜样。在我开始展开自己的调查工作后，德鲁什利亚克有次在我审问某人时走了进来，问犯人的表现如何，意思是犯人招供了没有。起初，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德鲁什利亚克是上级，就告诉了他犯人的表现。如果我说犯人表现不好，也就是没有招供，德鲁什利亚克就会辱骂他，打他，往他脸上吐唾沫。”拉特纳声称，他后来总是说犯人表现良好。[10]

另一名哈尔科夫州NKVD工作者谢苗·伊里奇·戈尔德施泰因在1930年代中期的共青团时期就认识德鲁什利亚克。他还记得在行动会议上，“大家总是认为德鲁什利亚克是最好的调查员，他每晚都[能]提供8到10份甚至更多的供词。”他接着补充说，他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赖赫曼单纯是没有仔细分析德鲁什利亚克的工作，“因为我们都知道，德鲁什利亚克没有遇到来自领导的任何障碍，他使用的是身体影响方法。”当其他人在行动会议上被指责为自由主义时，德鲁什利亚克会被当作一个榜样，“但对我们来说，大家都明白，德鲁什利亚克使用的是身体影响方法，”他接着补充说，而且德鲁什利亚克比其他人使用得更多。[11]

除了德鲁什利亚克的直接上级卡卢日斯基外（他直到自己在审判结束后遭到调查时才了解到政治风向），德鲁什利亚克的同事们都毫不犹豫地描述了他作为审讯者的各种“技巧”。此外，从他们的陈述和证词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他们在这些年里一直在互相讨论这门技巧；“最高机密”在哈尔科夫州NKVD的办公室里到处传播。调查员罗特施泰因说，德鲁什利亚克“被普遍视为是一名施虐狂。”[12]克留科夫描述说，德鲁什利亚克会在“施虐狂式的狂喜”中冲进他的办公室。[13]在1939年1月的一次州NKVD闭门党会上，一位名叫莫尔杜霍维奇的人称德鲁什利亚克为“一贯的施虐狂”。[14]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弗赖在被捕前是哈尔科夫州NKVD的一个处长，他记得自己在德鲁什利亚克办公室的墙上看到过血迹。[15]

罗特施泰因还谈到了对三起死刑案件展开的联合调查。他说：“德鲁什利亚克总是使用同样的身体说服手段，即摆出拳击手的姿势，用拳头和警棍击打腹部，向囚犯的脸上、嘴里吐唾沫，让囚犯弯下腰并打他的肋骨......他抓住他们的胸部、背部和头部，把囚犯按在墙上殴打。”罗特施泰因声称，他“曾试图阻止殴打囚犯的德鲁什利亚克，但后者却因此威胁和侮辱他，并向前第四处处长西姆霍维奇打报告，说我‘打扰’了他[德鲁什利亚克]的‘工作’。”[16]

据戈赫贝格称，德鲁什利亚克拿着一根被他称为“兰多”（Rando）的大警棍从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个办公室，用这根警棍来殴打囚犯。戈赫贝格接着说，他“经常不得不带着问题前去德鲁什利亚克的办公室，在几分钟的时间里观察他是如何对待被告的，这些人简直是在被他迫害，他用手、腿、棍子殴打他们，向他们脸上吐口水，用椅子打他们的背时把椅子都打坏了。”[17]据波利修克说，他牢房里的另一名前NKVD同事谈到德鲁什利亚克“用一根特别大的棍子残暴地打人，[这位同事]称这根棍子为‘恐怖伊凡的棍子’。”[18]

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叶古波夫回忆说，德鲁什利亚克的教导“令人发指”。他记得有一名年轻的NKVD工作者曾拒绝与德鲁什利亚克共事。叶古波夫回忆道，他曾审问过一个他认为是无辜的人。德鲁什利亚克谈到这个犯人时说：“他是个有点（脏话）[原文如此]的敌人，他参加了一个反革命组织，把他打到交出供词。”当德鲁什利亚克发现叶古波夫认为此人无罪时，他被激怒了，并“讽刺地”告诉叶古波夫，称他“不知道如何展开审讯。”叶古波夫抱怨德鲁什利亚克的方法，说这不合乎党性[непартийные]，德鲁什利亚克则对此表示让他谦虚些，学会服从领导。后来，德鲁什利亚克在审判中声称叶古波夫和他有过节，因为他曾告诉领导叶古波夫是个游手好闲的人。叶古波夫还详细描述了德鲁什利亚克的手段：

德鲁什利亚克在NKVD大楼审讯囚犯时，我看到他系统性地使用了以下身体影响方法：[他]强迫囚犯弯下腰后打他们的肋骨，用拳头击打他们的耳朵，打他们的头，用膝盖顶他们的肚子，打他们的脚骨，往囚犯脸上吐口水，强迫他们模仿动物的声音。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向犯人扔纸团和其他办公用品。德鲁什利亚克本人在进行这些审讯时也会陷入疯狂，用拳头击打桌子上的玻璃。[19]

调查员莫伊谢伊·萨莫伊洛维奇·戈罗霍夫斯基曾是乌克兰共和国NKVD的一个科长，但它第一次遇见德鲁什利亚克是在哈尔科夫。据他说，德鲁什利亚克被认为是如此出色，以至于上司把那些拒绝向审讯者供认的囚犯转交给了他。后来，戈罗霍夫斯基有次不得不在基辅审问几个因德鲁什利亚克的审讯结果而被捕的人。他无法证实德鲁什利亚克提取的证据，他认定这些富农只是普通的集体农庄成员，并告诉处长他不会审讯这些人。而在德鲁什利亚克接手后，他在两三天内就得到了全部的供词。[20]

谢苗·沙耶维奇·沙特内记得，德鲁什利亚克总是被人们称为瓦尼亚。有次他在走进德鲁什利亚克的办公室时发现了一个自己的熟人、前契卡列夫丘克正在接受审问。列夫丘克向沙特内求情，说自己是无辜的——“你知道我是一个经历了很多次大屠杀的犹太人......现在一些流氓调查者指控我参加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然后，他向沙特内展示了自己被德鲁什利亚克打出的伤口。沙特内对昔日的熟人无动于衷。后来，沙特内在审判中描述了德鲁什利亚克办公室中令人不安的一幕：“德鲁什利亚克的办公室呈现出了一种难以想象的景象。所有东西都被扔得乱七八糟。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左侧的墙上有几个洞，洞里血迹斑斑。”德鲁什利亚克有些愤慨地插话说：“我的办公室很好，组织得没有问题。”对此，沙特尼重申：“总的来说，德鲁什利亚克的办公室看起来非常糟糕。”[21]

毫无疑问，正如一名农民狱警所说，德鲁什利亚克的办公室“比其他办公室更吵闹。”[22]然而，使用武力的肯定不止德鲁什利亚克一人。波利修克说，他的狱友告诉他：“‘殴打’在哈尔科夫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一种审问方法。”波利修克还告诉调查人员，“在坦率的时候”，另一名狱友（德鲁什利亚克以前的朋友）告诉他：“‘殴打’囚犯是第四处的普遍现象，”他以前曾在那里工作过。[23]德鲁什利亚克的证人季洪·库兹米奇·别斯梅尔特内曾与德鲁什利亚克在同一个调查单位工作，他讲述在之前的一次案件中，调查单位里的每个调查员都参与了对囚犯的轮流殴打。[24]一些审讯人员承认在工作中使用了武力，有时他们会附上各种借口，有时他们则不会。其中有几个审讯者甚至被捕了。德鲁什利亚克告诉法庭，他的证人——NKVD的雇员——“诽谤我，因为他们自己使用了非法的调查方法，并想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25]德鲁什利亚克可能是对的，也可能错的。也许他的同事们的确如他所想的那样害怕受罚或嫉妒德鲁什利亚克。对于这一点，也许我们应该从案件的“事实”入手，调查德鲁什利亚克罪行的具体细节，以了解他的施虐行为的来龙去脉。

哈尔科夫发生了什么？答案并不简单。德鲁什利亚克说了一套；他的大多数同事又说了另一套。但也有其他证人，这些证人虽不乏偏见，但仍掌握着一手情报。德鲁什利亚克的受害者、喋喋不休的NKVD办公室雇员，以及一系列专家证人可以帮助我们还原NKVD124号房间里所发生的一切。德鲁什利亚克技术的五名主要受害者中有三人幸存了下来，他们提供了直接证词。[26]

第一位是利季娅·约瑟福芙娜·博丹斯卡娅。在1937年10月24日晚被捕时，博丹斯卡娅是哈尔科夫州委的艺术处处长。博丹斯卡娅以一名自由妇女的身份出庭作证，并在日后成为波塔瓦爱乐乐团的团长。她在1939年6月19日被免职。第一个问题是，她为什么一开始承认了自己的反革命活动，而现在又矢口否认。对此，她说道：

这份声明是在一种道德极度混乱的情况下写成的，当时涉及了一系列有关于辱骂、长时间站立、对着灯泡学狗叫、原地转圈等艰难的提问方式。这份声明在弗赖的影响下，当着德鲁什利亚克的面写成的。我用这份声明诽谤了自己。

据博丹斯卡娅说，德鲁什利亚克不仅对怀有身孕的她施以身体虐待，还对她进行了羞辱。也许他憎恨这位年长妇女的教育和知识分子背景。除了辱骂她，德鲁什利亚克还威胁要毁掉她的整个家庭。他让她站在审讯室中央不停地转圈，直到她昏过去，然后德鲁什利亚克会往她身上泼水，并让她重新开始转圈。博丹斯卡娅说，一些走进办公室的NKVD工作者目睹到了一切。[27]

拉特纳是目睹到博丹斯卡娅转圈的NKVD工作者之一。他说，当她要水喝时，德鲁什利亚克辱骂了她。拉特纳是来短暂接替德鲁什利亚克的。他声称自己让博丹斯卡娅坐了下来。德鲁什利亚克在回来后对拉特纳大喊大叫，后者因为让囚犯坐下而遭到了辱骂。[28]德鲁什利亚克的同事、NKVD调查员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芙娜·涅恰耶娃虽然不记得博丹斯卡娅的名字，但她作证说自己的确曾看到一名囚犯对着灯泡学狗叫。[29]被博丹斯卡娅指认的弗赖对此案沉默不语。不过，他之后便也被捕了。[30]

毫无疑问，德鲁什利亚克对博丹斯卡娅的折磨已经超出了怪诞的极限。她幸运地能够活着作证。这很可能是因为她丈夫的前契卡身份在当局寻找证人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31]德鲁什利亚克另一名受害者莫谢伊·弗拉基米罗维奇·弗伦克尔的情况很可能也一样，此人曾是一名NKVD工作者，在大恐怖时期针对所谓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运动中被围捕。

1938年8月17日，弗伦克尔被叫到德鲁什利亚克的办公室接受审问。德鲁什利亚克审问了他一整天，一直审到了第二天清晨，他要求弗伦克尔承认自己属于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遭到拒绝后，德鲁什利亚克殴打了他：“他用某种坚硬的工具猛击我的后脑勺，还用椅子腿殴打我的后背和其他身体部位。”随后，德鲁什利亚克的一位上级亚罗利安特走了过来，让德鲁什利亚克把弗伦克尔送回监狱。临别时，德鲁什利亚克警告弗伦克尔，称“他明天就会来监狱，他会让我提供他想要的任何供词。”第二天，德鲁什利亚克用椅子腿和橡胶管殴打了弗伦克尔一整天，弗伦克尔终于屈服了。但当弗兰克尔看到打印出来的审讯记录时，他拒绝在上面签字。德鲁什利亚克“纠正”了这份记录——这是对伪造的委婉说法。[32]德鲁什利亚克的反应是再次殴打弗伦克尔。弗伦克尔说自己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问德鲁什利亚克苏联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法西斯政变），德鲁什利亚克对此回答道：“我们正在殴打像你这样的老头，”并向他的脸上吐了一口唾沫。弗伦克尔（十分愚蠢地）立即向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发出了一系列关于所发生情况的申诉。德鲁什利亚克发现了这些申诉，他对弗伦克尔说：“人民委员在你的申诉上写下了b-[原文如此]”，俄语原文中的最后一个词是脏话。在弗伦克尔获释平反后，他因德鲁什利亚克的殴打被列为“三等残废”。[33]

德鲁什利亚克还审讯了中央精神病学研究所的教授兼高级研究员L·L·罗赫林。罗赫林被指控参与了反革命组织。1937年8月27日，他被叫到124号房间。德鲁什利亚克立即开始辱骂他，打他的脸，并要求他招供。第二天，罗赫林向维辛斯基和州检察官提交了几份关于他遭遇的申诉。然后，他被转交给136号房间的另一名审讯者巴布什金（德鲁什利亚克的朋友）。10月14日至15日晚上，巴布什金把罗赫林叫了进来。房间里有几个调查员，他们开始轮番殴打他。最后，除了巴布什金和德鲁什利亚克，他们都离开了。德鲁什利亚克拿出了木制警棍，他们开始轮流击打他的肋骨和睾丸。罗赫林保持沉默，德鲁什利亚克说道：“你看，盖世太保学派都不说话了。”10月15日至 29日，罗赫林住进了医院，他继续给维辛斯基和州检察官写信。然后，审讯又重新开始了。1938年2月4日至5日晚，调查员卡拉舍夫让他停止用他的申诉“轰炸”维辛斯基和其他人。“他们都来找我。”尽管如此，罗赫林的案件最终还是上了法庭，此时他的审讯者已经身陷囹圄。获释后，罗赫林写信给斯大林。在审判中，巴布什金否认自己碰过罗赫林，但声称德鲁什利亚克打过他。[34]

博丹斯卡娅、弗伦克尔和罗赫林都见证了德鲁什利亚克的暴行。他们之所以被允许作证，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与NKVD或共产党有联系，以及/或者他们给当局写过信。德鲁什利亚克的另一名受害者、前NKVD工作者叶夫谢伊·利沃维奇·柳德米尔斯基晚年也控诉了德鲁什利亚克的施虐行为。他在1953年一份恢复党员身份的申请书中写道，德鲁什利亚克对他说：“永远忘掉你与我们[NKVD]的关系吧，我们不是因为这个逮捕你的。”[35]在德鲁什利亚克的众多受害者中，还有两人从未有机会开口说话，因此有必要求助于其他证人来了解这两个很可能死于德鲁什利亚克之手的人的遭遇。

第一个案件涉及斯捷潘·班杜拉，他是一个老人，曾在内战中于彼得留拉麾下的中央拉达任职。德鲁什利亚克说：“班杜拉——这是一个老东西，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在那个时代，他自然而然地被指控参加了乌克兰反革命民族主义组织。[36]德鲁什利亚克对班杜拉的审讯成为了办公室里的热门话题。

叶夫根尼娅·涅恰耶娃回忆说：“一天晚上，我在审讯时突然听到走廊里有很大的响声。我离开了办公室。在我房间的对面，[他们]正押着一名囚犯。他被拖着，拒绝走，大声哭喊着‘别带我去见他，他会杀了我的。’许多员工都因为这哭声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其中包括戈罗霍夫斯基。我问戈罗霍夫斯基这个囚犯是谁，他回答说：‘是班杜拉，[他们]要把他带到德鲁什利亚克那里去，他害怕德鲁什利亚克会杀了他。’第二天，我发现班杜拉已经死了。”戈罗霍夫斯基叶在审讯一名囚犯时听到了哭声，他走出来看到班杜拉在哭泣，乞求不要被带去见德鲁什利亚克。调查员费奥多罗夫-别尔科夫也是这么说的，他还说西姆霍维奇当时也在场。[37]

利季娅·阿德里阿诺芙娜·雅科夫列娃也在场。她当时正在第四处做行政工作，但接替了生病的安娜·米哈伊洛芙娜·博伊科的秘书工作。她在庭审中说：“一天晚上，我听到一阵喧闹声。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办公室里跳出来，包括我和处长，我们跑到德鲁什利亚克的办公室，声音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当处长西姆霍维奇从德鲁什利亚克的办公室回来时，他嘟囔着对她说，德鲁什利亚克“需要停止这种физкультура[体育运动]。”然后，费奥多罗夫让所有人都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并关上门。雅科夫列娃后来把整件事都告诉了博伊科，而后者也有一个故事要报告。有一次，博伊科像往常一样从停尸房拿到了班杜拉的尸检报告，并想把它交给德鲁什利亚克。德鲁什利亚克拒绝接受报告，他建议她把报告交给费奥多罗夫，而费奥多罗夫又让她去找西姆霍维奇，结果西姆霍维奇又反过来让她去找费奥多罗夫。她拿着报告在费奥多罗夫和西姆霍维奇之间来回跑了好几次，但没人愿意承担责任。她还能告诉法庭，德鲁什利亚克确实看过尸检报告，但他对此矢口否认，德鲁什利亚克（也许是不明智地）说道：“那我干脆把它毁掉来掩盖罪行不就行了吗？”[38]

班杜拉的尸检于1938年2月22日在哈尔科夫法医停尸房进行，由L·索特尼科夫医生负责。他的报告坦率地讨论了班杜拉身上的多处挫伤和明显的出血迹象，并得出结论：班杜拉死于钝器——很可能是“兰多”。[39]斯捷潘·班杜拉在哈尔科夫州NKVD和监狱大门后的公开受难和死亡可能已经注定了德鲁什利亚克的命运。但还有其他原因。

彼得·尼基福罗维奇·塔拉索夫是德鲁什利亚克的另一个受害者。根据德鲁什利亚克的刑事档案，塔拉索夫曾在乌克兰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因参加反革命右派-托洛茨基组织而被捕。他的熟人杜宾斯基在德鲁什利亚克的审讯下提供了关于塔拉索夫的假证。[40]德鲁什利亚克被指控谋杀了杜宾斯基。此案的主要证人是一系列监狱雇员和监狱医生。

瓦西里·菲利莫诺维奇·边杰尔斯基是监狱的老员工。他说，他知道德鲁什利亚克“从1938年6月14日至1938年6月18日（包括这一天）”，经常不分昼夜地把塔拉索夫叫出来审问。他接着说“1938年6月18日以后，被捕的塔拉索夫不再被叫去审问，因为他已经被打得走不动路了，一直躺在牢房里起不来。”边杰尔斯基看到，塔拉索夫的下半身到处都是“凝血的瘀伤”。他叫来医生，塔拉索夫得到了狱医弗赖曼的治疗，但仅限于在伤口上涂了一些药膏。[41]

达维德·德米特里耶维奇·科别纽克在审判时是塔尔诺波尔监狱的典狱长，他曾在基辅担任NKVD内部监狱的副典狱长，并负责监管佩切尔西基的囚犯。他告诉调查人员，有次他在佩切尔西基工作时，他们带来了一名被打得很惨的囚犯。德鲁什利亚克曾对他进行过审讯。此人正是塔拉索夫。科别纽克立即提请典狱长纳戈尔内注意此案。他把塔拉索夫转移到另一间牢房，然后又转移到监狱的理发室，而德鲁什利亚克和亚罗利安特在那里对他进行了又一次审讯。科别纽克说，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几天后得知这名囚犯已经死亡。科别纽克为控方补充道，他们一直保存着一本监狱登记簿（即逮捕簿），监狱官员在上面记下了囚犯被带走和送回的时间以及审讯者的姓名。科别纽克说，如果囚犯身体虚弱得无法亲自在本子上签名，值班人员马尔琴科就会在上面做一个记号[сквозняк]，意思是“被捕者的状况很差”。[42]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马尔琴科证实了这一证词，并说他是替塔拉索夫签的名。[43]逮捕簿将成为法庭的一项重要证据，因为德鲁什利亚克声称是另一名调查员将塔拉索夫带了出去——而科别纽克声称这根本不可能发生。[44]另一名警卫后来告诉法庭，如果塔拉索夫被交给审讯人员的时间是缺失的，那就是因为被捕的人太多，以至于他无法做所有必要的标记。他还说，不可能在把一名囚犯叫到德鲁什利亚克那里去的同时让另一名其他的调查员带他离开，而这就是德鲁什利亚克后来所声称的情况。[45]

科别纽克在审判中作证说，塔拉索夫死于6月26日。当被问及德鲁什利亚克和亚罗利安特为何拒绝将塔拉索夫送往监狱医院时，科贝纽克直截了当地说：“在我看来，他们单纯是不想让医院人员知道塔拉索夫被打的事。”他随后表示，德鲁什利亚克和亚罗利安特曾让弗赖曼医生宣布塔拉索夫是健康的。[46]

E·E·弗赖曼医生告诉德鲁什利亚克的调查者，称科贝纽克曾叫他去给一名囚犯——塔拉索夫——做检查，他看到塔拉索夫的情况很严重，需要住院治疗。医生问塔拉索夫的心脏是否健康，塔拉索夫对此简洁地回答说：“没什么。”他认为塔拉索夫得的是红斑狼疮（一种由细菌感染引起的急性皮肤感染），并在他的皮疹上涂了药膏。然而，弗拉伊曼医生已经开始害怕德鲁什利亚克了。

1938年5月，医生曾为德鲁什利亚克的另一名受害者看过病。这个名叫多布罗沃利斯基的囚犯病情很严重，弗赖曼把他送到了监狱医院。德鲁什利亚克听说后勃然大怒。他给监狱打了电话，“激动地”问弗赖曼，他有什么权利把犯人送进医院。弗赖曼告诉德鲁什利亚克，鉴于多布罗沃利斯基的病情，他别无选择。德鲁什利亚克挂断了电话，但几分钟后又打来电话，再次询问多布罗沃利斯基的情况，医生再次说他病得很重。一周后，德鲁什利亚克再次打来电话，再次对医生说他无权把犯人送进医院。德鲁什利亚克威胁说，他根本就不该那么做。当第三个电话打进来时，弗赖曼“已经相当心烦意乱了。”[47]瓦尼亚的愤怒显然胜过了希波克拉底誓言。

最后一份重要证词直接来自德鲁什利亚克的上级所罗门·达维多维奇·卡卢日斯基。他的证词对于确定德鲁什利亚克在塔拉索夫案中究竟是单独行事还是与卡卢日斯基一起行事至关重要。卡卢日斯基曾声称自己对塔拉索夫一案的参与非常有限。他告诉军事法庭，德鲁什利亚克想要借用他的办公室，因为据卡卢日斯基称，德鲁什利亚克自己的办公室并不适合实施上级一直所说的“处罚”（换句话说就是酷刑），而奇怪的是，这在以前对德鲁什利亚克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据卡卢日斯基说，德鲁什利亚克一到这里就几乎立刻开始用拳头击打塔拉索夫的耳朵。卡卢日斯基说他进行了干预，并让塔拉索夫坐下，但德鲁什利亚克吐出一句话说：“这样不行。”随后，德鲁什利亚克开始对塔拉索夫施加“处罚”，让他给出虚假的供词。卡卢日斯基声称"处罚很轻"，而且他没有参与其中。他还说，他认为此时的塔拉索夫已经是个病人了——虚弱、多病。卡卢日斯基还说，据他所知，德鲁什利亚克没有伪造过任何案件，“但由于德鲁什利亚克和其他调查人员在当时工作过度，所以他们的取证工作组织得很差。”卡卢日斯基是德鲁什利亚克审讯塔拉索夫的唯一证人。[48]

塔拉索夫没有得到尸检，他仅以被处决者的“方式”下葬。[49]

德鲁什利亚克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与受害者不同的是，他似乎没有遭受酷刑，他不仅可以自由地撰写数百页的自我辩解（以自传、供词、请愿书等形式），还可以在法庭上对指控做出回应，传唤自己的证人，并随心所欲地发言。他多次重复说：“我不承认自己有罪，因为我没有犯任何罪。”[50]他的辩护集中于三个基本点：“身体影响措施”（德鲁什利亚克一直称之为处罚）得到了批准的问题；他是否对班杜拉或塔拉索夫使用了武力的问题；以及他在这些审讯方法下是否单独行事的问题。

基辅州NKVD局长多尔古舍夫非常明确地表示，至少在官方层面上，每一次使用身体措施都必须得到NKVD局长、副局长或负责具体行动的处长的批准。他和他的助手帕夫雷切夫还相当明确地表示，鉴于当时的“情况”，这些规定并非总能得到执行。此外，很明显，实际上的刑讯逼供指令在基层往往是以口头或榜样的方式传播的。[51]

德鲁什利亚克告诉法庭：“没有处长的批准，我从来不打人。”[52]他还告诉过戈赫贝格（此人曾对他的技术提出过负面质疑）：“莫斯科的一个委员会、全联盟NKVD的工作人员来过，他们允许使用身体影响方法。”[53]德鲁什利亚克关于刑讯逼供需要获得上级批准的说法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德鲁什利亚克的另一位前辈费奥多罗夫-别尔科夫在是否得到州NKVD局长的批准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支持德鲁什利亚克，但重要的是，他补充说：“我几乎从未被拒绝过。”费奥多罗夫-别尔科夫声称自己从未见过德鲁什利亚克有任何违法行为，但他也告诉调查人员，在刑讯逼供的问题上，“前州NKVD局长赖赫曼曾建议调查人员对被捕者展开强力[крепко]工作，”他认为这便意味着要使用武力。[54]事实上，德鲁什利亚克声称，他看到的第一次打人行为是由赖赫曼进行的。

德鲁什利亚克在几份供词中的一份中写道，赖赫曼曾当着西姆霍维奇的面，“指责[我]对敌人搞自由主义。”在西姆霍维奇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他和赖赫曼讨论了“党已经下达了用一切手段迫使敌人就范的指令。”德鲁什利亚克说，他就是从那时开始使用武力的。此外，他还写道，所有特工人员在审讯中都是这样做的，他想知道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受到起诉。当然，领导在会议上对他在逼供方面出色表现的大加赞赏也进一步鼓励了他。他告诉他的调查者：“在当时处里召开的会议上，他们羞辱了没有使用身体影响措施的第四处工作人员尼基蒂娜和戈赫贝格，称他们是知识分子，无法对被捕者展开工作，而且他们还把我树立为其他人的榜样。而我这个傻瓜则为此感到自豪。”[55]

德鲁什利亚克并不否认自己对囚犯使用过酷刑。在早期的证词中，他似乎急于向调查者解释得到了批准的“具体情况”。他首先提到了一个名叫米勒的囚犯的案件，他曾在基辅对这个囚犯展开过工作。据说狱中的米勒仍在从事“反苏活动”，“劝说他的狱友不要招供，因为乌斯宾斯基刚刚被捕，现在风向已经变了。”德鲁什利亚克的一位同事曾与米勒交谈过，米勒当时大胆地表示，刑讯逼供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德鲁什利亚克在知道此事后与同事沃洛申，尤其是与帕夫雷切夫一起殴打了米勒。德鲁什利亚克还说，他们这样做也是因为米勒拒绝在供词上签字。后来德鲁什利亚克甚至听说米勒绝食抗议。[56]

德鲁什利亚克与其审讯者分享的第二个案件涉及一个名叫维特科夫斯基的囚犯。据德鲁什利亚克说，维特科夫斯基是在检察官审阅完所有卷宗并与被告交谈时接受讯问的。维特科夫斯基“在审讯中表现良好，没有拒绝在供词上签字。”德鲁什利亚克接着说：“我问检察官接下来是否想与他谈话。”当天晚上，维特科夫斯基突然否认了自己的供词，并宣称他告诉了检察官自己因为殴打才被迫签字的。几天后，德鲁什利亚克的同事获得了批准，维特科夫斯基在凌晨两点被叫到审讯官帕夫雷切夫的办公室。他、德鲁什利亚克和另一名同事对他进行了殴打，但他没有改口。维特科夫斯基依然否认自己有罪。在讨论维特科夫斯基和米勒的案例时，德鲁什利亚克不止一次地暗示，是这些囚犯自己的所谓敌对行动导致了他们被殴打。[57]当然，囚犯们当时是在对1938年11月17日关于约束大规模行动的指令的信号做出反应。[58]

调查者还要求德鲁什利亚克解释他的同事们从他办公室听到的狗叫和其他动物叫声。对此事，德鲁什利亚克简单地，也许是讽刺地解释道：“关于我是否命令个别囚犯学狗叫，我的声明如下：在那个时候，当你沿着走廊走时，尤其是在晚上，你从四面八方和每间办公室里都能听到这种声音。”[59]换句话说，时代就是这样。

在审判中，德鲁什利亚克被要求讨论殴打前NKVD官员弗伦克尔的问题。德鲁什利亚克声称，当他找到弗伦克尔时，他已经被其他审讯人员痛打过一顿了。“我当时就只打了他两巴掌，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暴打他。”[60]

德鲁什利亚克否认自己殴打了斯捷潘·班杜拉。他对审讯官说：“班杜拉是个病重的老人，他死在了狱里。我审问他时没有使用人身影响措施。他在审讯时装作自己精神错乱，几次试图跳窗。由于我无法对他开展工作，第四处副处长费奥多罗夫让我把他送回监狱，让他坐一会儿。”不久后，德鲁什利亚克听说班杜拉死了。[61]审讯者发现了德鲁什利亚克1939年2月18日关于班杜拉案的一份供词，德鲁什利亚克在这份供词中写道，他确实曾按照西姆霍维奇的指示对班杜拉使用了武力。德鲁什利亚克对此的回应是他当时说得不太清楚——陈述不准确[неточно]，他仍否认殴打班杜拉。[62]德鲁什利亚克从未改变他的说法；在审判中，他仍否认对班杜拉使用了武力，有一次还喋喋不休地说道：“我甚至都没有用手指碰他。”[63]

德鲁什利亚克承认自己殴打了塔拉索夫。但他声称是他的上司卡卢日斯基先打了他，而且他们打得“很轻”。亚罗利安特曾批准卡卢日斯基可以“轻微地”打人。[64]后来，当亚罗利安特告诉德鲁什利亚克塔拉索夫病了时，他补充说：“你可能给得太狠了[крепко]。”德鲁什利亚克声称自己对此的恢复是：“不是特别狠。”[65]当塔拉索夫死亡的消息传来时，德鲁什利亚克称卡卢日斯基说：“你什么也没做，别担心。”[66]德鲁什利亚克和卡卢日斯基都声称塔拉索夫早就生病了，鉴于他们打得很轻，他们不能对他的死负责。事实上，卡卢日斯基完全否认自己殴打过塔拉索夫。[67]

最后，德鲁什利亚克和/或卡卢日斯基的罪责问题归根结底在于，6月17日是否是另一名审讯者（据德鲁什利亚克推测是卡卢日斯基）将塔拉索夫叫出来审问的，以及德鲁什利亚克是否在供词上伪造了塔拉索夫的签名。德鲁什利亚克断然否认了伪造一事。[68]最终，逮捕簿没有提供确切的真相，因为据狱警沃夫克说，狱警们当时忙得不可开交，逮捕的人太多了，他们无法填写所有内容。不过，狱警们一致认为，如果真的是另一名调查人员——即卡卢日斯基——带走了德鲁什利亚克的囚犯，那么这种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69]尽管如此，法庭还是下令对卡卢日斯基的活动展开调查。[70]

所有的技术问题其实都不重要。归根结底，德鲁什利亚克确实有罪，尽管他肯定不是唯一一个折磨无辜囚犯的人。德鲁什利亚克从劳动模范变成了死刑犯。在阅读德鲁什利亚克的证词时，我们不禁会注意到他不仅在回答调查者时逐渐丧失信心，并且对不法行为的指控也感到了惊讶。据他的调查员说，当德鲁什利亚克在1939年2月8日第一次被叫到NKVD总部时，他“拒绝回答向他提出的问题，宣称‘你们逮捕我，然后审讯我，我不会在审讯记录上签字’。”[71]当然，像所有NKVD审讯员一样，德鲁什利亚克签署了一项国家保密法，保证对他的工作完全保密，但这里仍不乏一丝劳动模范的张狂。时代已经先于德鲁什利亚克发生了变化。

德鲁什利亚克确实试图在审讯者面前和法庭上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仍然相信——或者说他一度相信——他在NKVD办公室里面对的是危险的敌人。当被问及他是否仍然相信另外两名受害者有罪时，德鲁什利亚克回答说：“我过去相信，现在也相信。”当读到其中一名受害者称德鲁什利亚克“像动物一样”殴打他的证词时，德鲁什利亚克回答说：“这是敌人的诽谤，他试图利用这种自己有利的情况并获得释放。我再说一遍，我没有对巴布琴科施加任何身体影响措施。”[72]关于多布罗沃利斯基，也就是他曾在电话中与医生对质的那个囚犯，德鲁什利亚克说：“多布罗沃利斯基是个敌人。我不怀疑这一点。”[73]至于塔拉索夫，德鲁什利亚克对法庭说：“我以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塔拉索夫，就像他们教我的那样。”[74]

德鲁什利亚克很可能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他相信自己曾“诚实而忠实地”工作。[75]正如他对法庭说的那样：“他们教导我们，我们必须残酷地对待敌人，必须迫使他们向党和苏维埃政权投降。”[76]他们不仅“教我们要粗暴地对待敌人，还下达了对他们使用身体审讯手段并迫使他们向苏维埃政权投降的指令。”[77]此外，德鲁什利亚克还指出，他们是在“复杂的情况下”开展的工作，他担任调查员时还很年轻，还缺乏经验。虽然他从未承认自己有罪，但他勉强承认道：“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因为缺乏经验而犯下了错误。”[78]

德鲁什利亚克的刑事档案虽然充满谎言，但其本质上是真实的。撇开同事间的嫉妒、甩锅、其他调查者施加“处罚”的部分真相，以及审讯前可能存在的信息共享等问题不谈，这份档案讲述了德鲁什利亚克是如何在大恐怖期间先后在哈尔科夫和基辅两地行事的。虽然身份从劳动模范变为国家罪犯的德鲁什利亚克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但至少随着斯大林开始约束恐怖，时代发生了暂时的变化。德鲁什利亚克被捕了。

过于年轻的德鲁什利亚克既没有参加过内战，也没有参加过集体化，但他接受过苏联的教育，曾是一名共青团积极分子。他是一名真正的信徒。他发自内心地憎恨敌人。他为自己受到的表扬感到自豪，根据卡卢日斯基的说法，他“患上了喜欢争第一的毛病。”[79]本案的证据并不表明恐惧是他的动机。相反，他喜欢自己的工作。他的审讯方法具有独创性，或者说具有创造式的施虐性，他在NKVD无法无天的文化氛围中表现出了极大的能动性。

1940年4月11日，在德鲁什利亚克向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提出上诉后，对他的判决被推翻。法院裁定，尽管德鲁什利亚克确实有罪，但对他判处死刑“并非必要”，取而代之的是在劳改营服刑10年（且不丧失权利）。他后来的记录显示，他在战争期间被释放到前线作战，成了一名战争伤残者。他从未被平反，也从未从NKVD领取抚恤金。[80]

参考

  1. ^The epigraph is from SBU, f. 5, d. 45704 (Sledstvennoe delo I. S. Drushliaka), vol. 2, ll. 749 ob.–750 (Protokol sudebnogo zasedaniia, 14–15 January 1940).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all archival citations will be from this delo and identified by volume and page number, as well as document title and date. All references from the trial proceedings, Protokoly sudebnogo zasedaniia, will be cited as PSZ. 2. Vol. 2, ll. 751–754 (Prigovor, 14–15 January 1940).
  2. ^Vol. 2, ll. 751–754 (Prigovor, 14–15 January 1940).
  3. ^Vol. 1, l. 4 (Postanovlenie, 9 June 1939); SBU, f. 12, d. 3042, vol. 1, ch. 3, l. 14 (Lichnoe delo Drushliaka). The Fourth Department was the Secret-Political, later Special [Osobyi] Department. It is not entirely clear whether Drushliak’s work in Khar’kov was in the Second Department (operative work) or the Fourth Department.
  4. ^SBU, f. 12, d. 3042 (Lichnoe delo Drushliaka), part III, ll. 8, 14–17.
  5. ^Vol. 1, ll. 1–3 (Postanovlenie, 4 June 1939), 7 (Protokol obyska v kvartire); and SBU, f. 12, d. 3042, ll. 1–13, vol.1 (part 1), l. 7 (part 2), l. 8 (part 3), tom 2, ll. 10–11 (Lichnoe delo I. S. Drushliaka).
  6. ^Vol. 2, l. 325 (Protokol doprosa Rotshteina Iakova Efimovicha, 29 August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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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Vol. 2, ll. 344–347 (Protokol doprosa svidetelia Gokhberga, Moiseia Evseevicha, 8 September 1939).
  9. ^Vol. 2, ll. 386–387 (Vypiska iz zaiavleniia byv. arestovannogo-st. leitenanta gosbezopasnosti Polishchuka Borisa Aleksandrovicha, nd).
  10. ^Vol. 2, ll. 739 ob.-740 (PSZ). (Gokhberg also testified that Drushliak interfered in other investigators’ cases [ll. 344–347]).
  11. ^Vol. 2, ll. 359–361 (Protokol doprosa svidetelia Gol’dshteina Semena Il’icha, 10 September 1939).
  12. ^Vol. 2, l. 325 (Protokol doprosa Rotshteina Iakova Efimovicha, 29 August 1939).
  13. ^Vol. 2, l. 587 (Vypiska iz protokola zakrytogo sobraniia partorganizatsii UGB UNKVD po Khar’kovskoi oblaste ot 26–7 ianvaria 1939 g.).
  14. ^Ibid.
  15. ^Vol. 2, ll. 350–353 (Protokol doprosa svidetelia Frei Borisa Konstantinovicha, 8 September 1939).
  16. ^Vol. 2, l. 325 (Protokol doprosa Rotshteina Iakova Efimovicha, 29 August 1939).
  17. ^Vol. 2, ll. 344–347 (Protokol doprosa svidetelia Gokhberga, Moiseia Evseevicha, 8 September 1939).
  18. ^Vol. 2, ll. 386–387 (Vypiska iz zaiavleniia byv. arestovannogo-st. leitenanta gosbezopasnosti Polishchuka Borisa Aleksandrovicha, nd).
  19. ^Vol. 1, ll. 266–269 (Protokol doprosa Egupova Aleksia Konstantinovicha, 15 August 1939); vol. 1, l. 198 (Dopolnitel’nye pokazaniia Drushliaka, 2 September 1939); l. 746 (P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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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Vol. 2, ll. 580–586 (Protokol doprosa svidetalia Shatnogo Semena Shaevicha); vol. 2, ll. 741–741 ob. (PSZ).
  22. ^Vol. 2, l. 740 ob. (PSZ).
  23. ^Vol. 2, ll. 386–387 (Vypiska iz zaiavleniia byv. arestovannogo-st. leitenanta gosbezopasnosti Polishchuka Borisa Aleksandrovicha, nd).
  24. ^Vol. 1, ll. 277–279 (Protokol doprosa Bessmertnogo Tikhona Kuz’micha, 15 August 1939).
  25. ^Vol. 2, l. 737 ob. (PSZ).
  26. ^The victims who testified were invited by the Military Tribunal.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how many victims Drushliak had in all or whether there were far worse cases than what surfaced in court
  27. ^Vol. 1, l. 201 (Vypiska iz protokola doprosa obviniaemoi Bodanskoi Lidii Iosifovnu, 19 January 1939); vol. 2, l. 740 ob. (PSZ).
  28. ^Vol. 2, ll. 739 ob.-740 (P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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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Vol. 2, ll. 350–353 (Protokol doprosa svidetelia Frei Borisa Konstaninovicha, 8 September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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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Vol. 1, l. 117 (Dopol’nitelnye pokazaniia Drushliaka, 13 August 1939). When his interrogator asked him to explain the meaning of “ne korrektirovan” [not corrected] on the printed confession of Tarasov, Drushliak answered, “The word ‘not corrected’ can be explained in this way: In that period of time almost all declarations of the accused and their subsequent handwritten confessions were corrected by the heads of departments or their deputies. As far as I know, Tarasov’s confession was not corrected, therefore I wrote on it ‘uncorrected’.”
  33. ^Vol. 2, ll. 744–745 (PSZ). See also l. 745 ob.
  34. ^Vol. 2, ll. 616–620 (Protokol doprosa svidetelia Rokhlina L. L. 25 October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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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Vol. 1, ll. 23 (Ob”iasnenie); 69 (Po delu Vitkovskogo, nd). Petliura was a Ukrainian nationalist and civil war leader who led Ukraine’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after the 1917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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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Vol. 1, l. 234 (Protokol doprosa Benderskogo Vasiliia Filimonovicha, 21 June 1939).
  42. ^Vol. 2, l. 741 ob. (PSZ).
  43. ^Vol. 2, l. 742 (PSZ). The precise term was “kniga ucheta vyzovov arestovannykh,” according to the Military Tribunal.
  44. ^Vol. 2, l. 742 (PSZ).
  45. ^Vol. 2, ll. 748 ob.–749 (PSZ).
  46. ^Vol. 1, ll. 228–229 (Protokol doprosa Kobeniuka Davida Dmitrievicha, 16 July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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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Vol. 2, ll. 746 ob.-749 ob. (PSZ).
  49. ^Vol. 1, ll. 228–229 (Protokol doprosa Kobeniuka Davida Dmitrievicha, 16 July 1939), 293–294 (Protokol doprosa Fraimana Efima Evseevicha, 23 August 1939).
  50. ^Vol. 2, ll. 512–513 (Dopolnitel’nye pokazaniia obviniaemogo Drushliaka I. S., 2 October 1939), 736 (and else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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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Vol. 2 (Protokol doprosa svidetelia Gokhberga Moiseia Evseevicha, 8 September 1939), ll. 344–347.
  54. ^Vol. 1, l. 208 (Osobupolnomochennomu Khar’kovskogo UNKVD tov. Modukhovichu ot Fedorova-Berkova F. S., nd), vol. 2, 645–649 (Protokol doprosa obviniaemogo Fedorova-Berkova Fedora Semenovicha, 23 September 1939).
  55. ^Vol. 1, l. 65 (Sobstvennoruchnye pokazaniia arestovannogo Drushliaka, nd); vol. 2, ll. 608–614 (Dopolnitel’nye pokazaniia Drushliaka, 20 October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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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Vol. 1, ll. 64 (Sobstvennoruchnye pokazaniia arestovannogo Drushliaka, nd), vol. 2, l. 737 ob. (P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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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Vol. 1, l. 194 (Dopolnitel’nye pokazaniia Drushliaka, 18 September 1939).
  74. ^Vol. 2, l. 736 ob. (PSZ).
  75. ^Vol. 2, ll. 608–614 (Dopolnitel’nye pokazaniia Drushliaka, 20 October 1939).
  76. ^Vol. 2, l. 736 ob. (PSZ).
  77. ^Vol. 2, l. 737 ob. (PSZ).
  78. ^Vol. 2, l. 737 ob. (PSZ).
  79. ^Vol. 2, l. 749 ob. (PSZ).
  80. ^SBU, f. 12, d. 3042, vol. 1, ch. 1, l. 1. (Lichnoe delo Drushliaka). Also see f. 12, d. 265, ll. 39–45 (Protokol doprosa Drushliaka ot 26 aprelia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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