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菊园丨刘剡编刻《少微通鉴》述论

刘剡，字祖章，自号仁斋，崇化人，世居书坊。博学不仕。凡书坊刋行书籍，多剡校正，尝编辑《宋元资治通鉴节要》等书行于世。卒年七十。叙曰：剡渉猎《坟》《典》，淹贯《梼》《乘》，遂著《宋元鉴》。虽其潜德弗耀，其令名终不朽矣[5]。

小传记载刘剡表字祖章，但刘剡自署则是用章。仁斋之号，应有深意。《诗》曰“维天之命，於穆不已”[6]，在天而言，於穆不已的天命即仁，《易》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7]，在人而言，则秉承天命，使万物各遂其性、生生不息为仁，以仁自号，可见刘剡任道之勇。自宋以来，建阳书业中刘氏家族成员代不乏人，而刘剡所居的崇化里书坊更是建阳书业的中心，加之本身又博学，所以他参与书籍的刊刻事业似乎也顺理成章。实际上，能够进入《建阳县志》人物传的出版人只有三位：日新堂主人刘文锦入文学传，种德堂主人熊宗立入方伎传。唯独刘剡虽然一生未入仕途，事迹不彰，却与有事功德行者并列，这显然不仅仅是因为他校刊书籍，嘉惠后学的缘故。

在经刘剡校订的书籍中，有据可考的第一种是元朱公迁撰《诗经集传疏义》二十卷。朱公迁是朱熹高足黄榦派下的三传弟子，所著《诗经集传疏义》也旨在疏解朱熹《诗集传》。永乐十五年（1417），朱公迁的再传弟子松坞王先生携带该书来到建阳书坊，着手其刊刻事宜。据刘剡自述，其与王先生结识正在此时：

永乐丁酉冬，鄱阳松坞王先生携师野谷洪先生讳初，字善初。所受克升朱先生讳公迁，并皆鄱阳人。其学得之于父梧冈先生，梧冈得之于双峰饶子，饶子得之于勉斋黄先生。所著《诗经集传疏义》来书林，而又会聚群书五十余帙，辑而录之，以附益焉。盖即文公《集传》，疏而释之，使三百篇经传之旨，六义之体，粲然明白，真无余蕴，蔑以加矣。而又尽洗冗长背戾之说，而一究乎真是之归，譬犹扫云霾而睹夫青天者也。读是经者不烦口授，而胸中义理了然，岂不为后学之大幸欤。坊中好事者已请刊行。时剡得供翻阅之事，而得请学焉[8]。

居停书坊期间，松坞王先生又辑录群书，对朱公迁原稿多有增补，刘剡的“翻阅之事”可能是指稿本重新写定过程中的审阅工作。在此过程中，刘剡想必对王先生心生钦佩，因此拜之为师。似乎是受到了宋明理学“合法性”的根源——即其所标举的道统的影响，理学家对自身的“学统”也非常看重，刘剡此举使自己进入了可以上溯到朱熹的师承谱系中，他的学术取向所在不言自明。松坞王先生即王逢，传见同治《乐平县志》：

王逢，字原夫，号松坞，怀义乡人。幼颖异不凡，天性孝友，比长，师事野谷洪初。初之学得于朱公迁，迁得于准轩吴中行，中行得之双峰饶鲁。乃厌科举业，研精道德性命之蕴，淹贯经史。宣德元年，荐授富阳训导，不就。退归乡塾，日与门人何英、吴存、余进等相讲求，道益明，学益成。宣德三年，复以明经辟，召见，极论“礼乐”二字，日哺不彻。明日，复赐对，上问“兜鍪”二字，逢未对。遂坚辞不就职。归即杜门不入城市，毅然以斯道为己任，每语人曰：“乾坤尽有幽栖，孔颜自有真乐，何必外求？”年八十余卒。所著见《书目志》。尝自书其庐曰“枫宸恩宥明天子，松坞归来旧主人”。学者称为“松坞先生”，祀乡贤[9]。

相比于弟子，老师的事迹丰富了许多，其中最出彩的莫过于两次征辟。洪熙元年（1425）八月十九日，吏部的报告称全国的教官职位存在一千八百多个缺额。因此，在九天后的二十八日，当巡按江西的监察御史陈宪举荐两位儒士充任教职时，立即得到了宣德皇帝的批准，皇帝还进一步指示吏部访求遗才[10]。到第二年的宣德元年（1426），王逢被荐授富阳训导的事情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据云宣德三年，王逢又受到宣德皇帝的两次召见。第一次就向皇帝讲论礼乐二字，“日哺不彻”，显出理学家的本色。第二次皇帝又问“兜鍪”，王逢竟然没有回答，此中的意味颇堪玩味。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答以：“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11]其实兜鍪的答案就是礼乐。一如孔子对于卫灵公，王逢对于明宣宗也只有走为上计了。由于在明朝刚过一个甲子的历史上，士大夫因为抱着不合作态度而被杀的不乏其例，所以平安回到故园后的王逢清楚地知道自己是逃过了一劫，在庆幸之余，不免要赞叹起皇恩浩荡来。

刘剡在编辑《诗经集传疏义》一事中充当了王逢的助手，以此为开端，师弟二人有了长久的合作，《少微通鉴》就是其中之一。

二、宣德本的编刊

宣德本编撰的缘起，改编的原则，以及最终付刊的经过，在刘剡识语中都有所交代，因此以下主要据之加以说明。识语的最初部分主要关于刘剡和王逢结识的缘由，上文已引，此处不赘。

暇日论及史学，先生尝曰：“少微先生《通鉴节要》一书，甚有益于学者，不旬日读之，而数千载兴亡治乱，了然在目，诚为读史之捷径也。然统纪殽混，学者莫知适从，当以文公朱子之例读之，然后进于《纲目》，庶乎三纲五常之道、《春秋》经世之法，可得而识耳。苟字义翻切之未详，虽旁搜苦索之劳，未免其意之龃龉也。吾尝将眉山史氏《通鉴音释》，慈湖王氏音训音义《集览》等，及诸书训释而标注之，以备遗忘，非敢以为学者设也。”请之数四，乃得出示，名曰《资治通鉴释义》。观其名物、制度、音义不待圈点，而句读粲然明备，又补正其脱略凡二十余处，初学得此读之，明白易晓，诚为至宝者也。剡敬承师命，正其统纪，坊间好事者既请板行矣[12]。

王刘师弟讨论史学时，《少微通鉴》因为简便而受到王逢的赞许。并且，王逢已经专门撰写了《资治通鉴释义》标注于自己的《少微通鉴》之上，又对《少微通鉴》作了二十多处补正。《释义》主要依据史炤《通鉴释文》和王幼学《资治通鉴纲目集览》编纂而成，是一种侧重于名物制度和字音字义的注释。由于对各朝代的正统与纪年的看法与《资治通鉴》大不相同的《通鉴纲目》此时已经流行，受其影响，王逢又命刘剡据之改正《少微通鉴》。经过一番修改，当“坊间好事者既请版行”时，刘剡因为对上古史事颇为留心，所以又借机对《外纪》作了修改[13]。修订的情况如下：

窃尝谓《易》称包羲氏没，神农、黄帝、尧、舜氏作，今自神农以上，首出庶物、继天立极圣神之君而又阙焉，未尝不为之慨叹也。一旦，访得仁山金先生《通鉴前编》读，则始于帝尧。又得东阳白云许先生《观史治忽几微》，则始太昊包羲氏矣。及见四明陈氏之《世编》，古冈黎氏之《古今一览》，又皆始于盘古及天皇氏，不胜喜悦，因而笔之。谨其世而著其号，削其怪而存其常，以俟考焉。一日，予从侄文寿以宗公秘书省丞道原公《外纪》全书拜而言曰：“尝闻书每称三皇五帝，而是书始于黄帝，余皆阙之。今《少微通鉴》所采《外纪》，尤更简略，旧版累经誊刻，不能无讹舛矣。又自周考王以上，诸王元年不书甲子，年数互有参差。倘得吾叔考而补其未备，以示儿辈，诚一快事。”其言适与予意所合，遂以前所笔者，撮其大要，而参之以《外纪》之全书，自盘古、天皇氏以迄神农氏，而接乎黄帝，以见上有所承，使知上古圣人开物成务制作之实。自帝尧以后，用邵子《经世书》甲子，以注于元年之下，使得以有所考[14]。

宣德本以前的《少微通鉴》的《外纪》部分都从黄帝开始，刘剡和刘文寿对此都不能满意，于是有了增补之举。此时正当宣德本即将开版之际，于是在原有的“五帝纪”、“夏纪”、“商纪”、“周纪”四卷《外纪》之前，刘剡又加入从盘古到炎帝的历史为一卷，形成五卷的格局。新加入的第一卷卷端题“鄱阳松坞王逢订正/后学京兆刘剡纂辑”，原有的四卷题“鄱阳松坞王逢释义/后学京兆刘剡纂校”，从题名就能看出两个部分的著作权归属有明确的区别。这也是新卷一所包含的“五帝纪”内容并未与原卷一“五帝纪”合并的原因之一。刘剡列举了他的参考书是金履祥《通鉴纲目前编》、陈桱《通鉴前编》、许谦《观史治忽几微》和黎贞《古今一览》，后两种已佚。从实际内容来看，刘剡增加的一卷主要以《通鉴前编》为主干，参考的史籍为他所不曾提及的还包括苏辙《古史》、胡宏《皇王大纪》、胡一桂《十七史古今纂要》等。

此外，刘剡又在宣德本卷首加入了《历代帝王传授总图》《读通鉴法》《资治通鉴总要通论》《资治通鉴释例》[15]。对于王逢指出的《少微通鉴》在统纪方面的缺陷，刘剡的修订如下：

凡正统之年号，岁下大书，非正统者，两行分注。大节有四：其一，尊东周君以见赧王入秦历七年，而周家之绪尚存，别吕政之为后秦，以见庄襄窃周之余才三载，而嬴氏数百年之宗祀遽灭；其二，黜篡贼王莽之号，而尊孺子婴之年；其三，昭烈帝室之冑，亲承大统，大书以表其年，因年以列其纪，黜篡贼魏曹操、曹丕，及僭伪吴孙权之号，分注于下；其四，表中宗嗣圣之年，而黜武氏之僭乱，别其为周，以明其为王法所必诛之贼。余如列国争雄，吕氏僭位，晋惠失驭，五胡乱华，南北二朝，四方幅列，五季之世，天下瓜分，并各分注其年。凡此皆所以尊君父、崇正统、贵华贱夷之意。由此而观乎《纲目》全书，亦概见矣。所闻诸儒折衷之论，重增附之，尤所以崇正道而辟异端者也[16]。

刘剡的修订方法是：甄别每个朝代的各个政权是否属于正统，凡被认为正统的政权，就在干支纪年之下用大字列出该政权的纪年，而非正统的政权的纪年则用双行小字，以示区别。除去周、秦、汉、晋、隋、唐拥有正统以外，其余都是非正统的时段，比如周末秦初、吕后执政、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等时期。此外，有四处改动被他特别拈出：

1、宣德本以前的《少微通鉴》的“周纪”结束于周赧王五十九年，其后是自秦昭襄王开始的“秦纪”，通贯至子婴止。宣德本在周赧王五十九年没入秦国之后，另外抬举出东周君以延续“周纪”。东周君七年之后则是“列国纪”，表示七国并列无正统。自秦嬴政即王位开始，为“后秦纪”。

2、宣德本以前的《少微通鉴》以平帝元始五年为西汉末年。接下来的孺子婴时期由于实质由王莽执政，被视为与其后的新朝同一性质的时段。当新朝灭亡之后则用淮阳王更始纪年，直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宣德本对孺子婴纪年用大字，表示汉统未绝，对王莽和淮阳王纪年都用双行小字，贬为非正统。

3、宣德本以前的《少微通鉴》在三国时代及西晋前期以魏晋年号纪年，宣德本则尊蜀汉为正统，大书蜀汉纪年，魏、吴、晋国纪年则分行小注于其下，直至晋武帝灭吴后的太康元年才尊晋为正统。

4、宣德本以前的《少微通鉴》在唐高宗弘道元年之后，中宗神龙元年以前用武则天的年号纪年，而宣德本改用中宗嗣圣年号纪年。

此外，刘剡在宣德本中新增了大量诸儒议论，其来源的大宗是《通鉴纲目》。来自于《通鉴纲目》的议论开头都只称姓，如胡氏（胡寅）、范氏（范祖禹）、尹氏（尹起莘），其他来源的议论则姓与号或名并称，如五峰胡氏（胡宏）、双湖胡氏（胡一桂）或陈季雅、唐仲友。

录完求正，而建阳大尹盱江张公光启深加赏叹，既为序于篇端，而文寿见而喜曰：“是吾志也。”固请梓行。因述其梗概于此。高明君子幸恕其狂僭，而有以教之，是所愿也。时岁在著雍涒滩中夏甲戌，门人京兆刘剡敬识[17]。

各项修改都完成之后，此书最终由翠岩精舍主人刘文寿刊行。识语末尾刘剡所署的年份是著雍涒滩，即宣德三年戊申。不过，文中提到的“建阳大尹盱江张公光启”，据嘉靖《建阳县志》的《历代职官年表》知县栏，是宣德四年才上任的[18]，晚于识语所署的时间。虽然同书《秩祀志》“李太保庙” 条又记载“国朝永乐十四年圮，宣德三年知县张光启、何景春重修”[19]，似乎可以证明张光启在宣德三年已经担任建阳县令。但是，这条记载也并非完美无瑕，它至少脱漏了何景春的职衔，所以其证明力还不足以推翻《历代职官年表》的记载。因此，识语的这一部分存在经过后来修改的可能性。

宣德本在新增的注释和史论前分别标注有“释义”和“新增”字样，极易辨认。唯独史文方面，刘剡在识语中提到“补正其脱略凡二十余处”。至于具体是哪二十余处，就语焉不详了。为了对宣德本文本的改动有清晰地认识，笔者选取了元至治元年（1321）刻本《少微家塾点校附音资治通鉴节要》五十六卷（以下简称“至治本”）与之文本比对[20]。结果显示，宣德本的卷数虽然少于至治本，并且注释、史论已经大幅增多，但是宣德本的史文仍有小幅增加，且远不止二十余处。比如，尽管刘剡本身只字未提，不过史文从后梁开始逐年添加了契丹（或辽）的纪事，成为专门的一宗，其史料来源是陈桱《通鉴前编》。

三、校正统纪举例

宣德本的校正统纪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无疑在模仿《通鉴纲目》。不过，在修改主要作为科举参考书的《少微通鉴》时，刘剡也借机表达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观点。比如：在史书中设立东周君纪，属于宣德本首创。在《通鉴纲目》中，该时段属於无正统时代。因为东周君实质上只是附属于周的一块领地的领主，而且即位也在赧王五十九年以前。所以，从事实的角度来看，宣德本中东周君元年至七年的纪年纯属臆造。但是刘剡这种延缓周统断绝的纪年方式表明了他强烈地尊周抑秦的态度。

与之相对应的，刘剡不同于《通鉴纲目》地把嬴政即王位前后的时间段分为“秦纪”和“后秦纪”。以道自尊的理学家对焚书坑儒的秦朝向来不怀好感，到了刘剡这里，这种厌恶促使他坚信嬴政的真正父亲是吕不韦，以此判决秦在实际意义上的绝祀和消解嬴政即位的合法性。为此刘剡还相应增入了新的史文，例如在周赧王五十八年增入：

秦太子之子异人自赵逃归。秦太子妃曰华阳夫人，无子。夏姬生子异人，质于赵。秦数伐赵，赵不礼之，困不得意。阳翟大贾吕不韦适邯郸，见之，曰：“此奇货可居。”乃说之曰：“秦王老矣，太子爱华阳夫人而无子。子之兄弟二十余人，子居中不甚见幸。太子即位，子不得争为嗣矣。”异人曰：“奈何？”不韦曰：“能立嫡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立子为嗣。”异人曰：“必如君策，秦国与子共之。”不韦乃与五百金，令结宾客，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见夫人姊，而以献于夫人。因誉异人之贤，宾客遍天下，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异人也，以夫人为天。”夫人喜。不韦因使其姊说曰：“夫人爱而无子，不以繁华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以为嫡，即色衰爱弛，虽欲开一言，尚可得乎？今异人贤而自知中子，不得为嫡，诚以此时拔之，是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也，则终身有宠于秦矣。”夫人以为然，乘间言之。太子与夫人又刻玉符，约以为嗣，因请不韦傅之。不韦娶邯郸姬绝美者与居，知其有娠，异人见而请之。不韦佯怒，既而献之，期年而生子政。异人遂以为夫人。邯郸之围，赵人欲杀之。不韦赂守者，得脱，亡赴秦军，遂归。异人楚服而见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当自子之。”更名曰楚[21]。

上引史文的来源是《通鉴纲目》，宣德本收入时虽然一字未易，但也同样经过精心挑选。作为“奇货可居”的出典，这段史文对于《少微通鉴》的一般读者并非毫无用处。对于刘剡，其主要目的倒还在于交代嬴政实际是吕不韦的私生子，从而为他在嬴政即位以后创设“后秦纪”埋下伏笔。

其他的几处校正统纪也并不只是遵照《通鉴纲目》修改纪年而已，还牵涉到一系列书法的改动。以三国时代为例，为避两帝之嫌，至治本一如《资治通鉴》，称魏帝为“帝”，称蜀汉皇帝为“汉主”，称汉攻打魏为“入寇”，称魏攻打汉为“伐”。宣德本则改从《通鉴纲目》，以汉帝为“帝”，称魏帝为“魏主”，或直书其名，“入寇”与“伐”也对调[22]。

伴随蜀汉地位升格，宣德本中关于蜀汉的史事也有相应增加。例如：①章武元年条，“立宗庙袷祭高皇帝以下。○五月，立夫人吴氏为皇后，子禅为皇太子”；②建兴元年条，“立张氏为皇后，飞之女也”；③建兴十五年条，“七月，皇后张氏崩”；④延熙八年条，“八月，皇太后吴氏崩”；⑤延熙十一年条，“五月，费祎出屯汉中。自蒋琬及祎虽身居于外，庆赏威刑皆遥先咨断，然后乃行。祎雅性谦素，当国功名略与琬比”；⑥延熙十四年条，“十一月，费祎北屯汉寿，以陈祗守尚书令”；⑦延熙十七年条，“夏，姜维伐魏”；⑧延熙十九年条，“春正月，以姜维为大将军录尚书事”。[23]对费祎、蒋琬、姜维等大臣的记载对读者了解历史的脉络还有所帮助，毕竟蜀汉的军国大政由他们执掌。特笔记录皇后和皇太后的册立和崩殂，除了对于凸显蜀汉天子的正统地位或许有益之外[24]，对于主要目标在科举实用的历史读本而言，无异于画蛇添足。刘剡对于尊崇蜀汉地位的努力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与尊崇蜀国相连带的是对诸葛亮形象的重塑。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是“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肯定他对内治国理政的能力，同时指出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否定他的对外带兵打仗的能力。以上两点从最终的结果出发，称得上实事求是，所以《资治通鉴》和至治本也都承袭[25]。但是到了宋明时代师法《春秋》的义法史学兴起时[26]，第一条评价就首先不被允许了。因为虽然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五霸之首，但是孟子所谓“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五尺童子羞称五霸”[27]，宋明理学对于王霸之辨是非常严苛的。假如以孔明比管仲，那么他所辅佐的刘备岂不是成了齐桓公？如此，义法史学所抬举的蜀汉正统性瞬间就烟消云散了。由是之故，尽管诸葛亮曾经自比管仲、乐毅，宋末的朱黼已经出来打圆场说：“余切论之，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俦也，管乐之比，特主乎拨乱继绝之志，一时自寓之言耳。”[28]宣德本犹嫌不足，接下来又添写一句：“若陈寿者，奚足以知孔明哉？”[29]刘剡认知的诸葛亮还是一个军事天才，他反驳“万世罪人”陈寿的手法很简单，就是增加诸葛亮克敌制胜的史文。例如，魏太和五年（蜀汉建兴九年），至治本和宣德本的史文分别是：

二月，汉丞相亮率诸军入寇，围祁山，以木牛运。帝命司马懿西屯长安，督将军张郃等以御之[30]。

二月，丞相亮率诸军伐魏，围祁山，以木牛运。魏遣司马懿西屯长安，督将军张郃等以御之。三月，懿留兵守上邽，余众悉出，西救祁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之东。懿敛军依险，兵不得交。亮引还，懿等寻亮后，至于卤城。郃曰：“彼远来逆我，请战不得，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孤军食少，亦行去矣。”懿不从，故寻亮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贾诩、魏平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懿病之。诸将咸请战。五月，懿使郃攻无当，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逆战，魏兵大败，汉人获甲首三千，懿还保营[31]。

下划线部分是宣德本增加的内容。尽管诸葛亮六出祁山最终都归于失败，但是宣德本巧妙地选取的内容却以司马懿同他对垒时的畏之如虎和出师不利，反衬出了他的军事能力。在小说中，诸葛亮被愈发描绘得足智多谋、神机妙算，以至于多智而近妖，在这种现象发生和被接受的背后多少有着宋明理学的思想推动因素在。

四、刘剡的师道精神

东汉建武五年（29），光武帝征召处士太原周党、会稽严光、东海王良等至京师。周党因为觐见时不肯向皇帝屈身行礼，也不愿出来做官，很快被在朝的博士范升指为沽名钓誉，欲治以大不敬的死罪。幸亏光武帝宽宏大量，未予追究，才得以全身而返。而关于严光和王良的出处，《少微通鉴》是这样记载的：

帝少与严光同游学，及即位，以物色访之，得于齐国。累征乃至，拜谏议大夫。不肯受，去。耕钓于富春山中，以寿终于家。王良后历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俭，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后以病归。一岁复征，至荥阳，疾笃，不任进道，过其友人。友人不肯见，曰：“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遂拒之。良惭，自后连征不应，卒于家[32]。

对于严光，至治本引用了胡寅《读史管见》的评价：“先儒或因吕望同载之事而论子陵，谓圣贤遇合，盖自有时，洁身乱伦，非所取也。此未知光者。王良友人曰：‘不有忠言奇谋以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呜呼！虽为良发此言，其所箴亦众矣。惜乎史失其名，贤矣哉。”[33]先儒认为严光虽然同姜子牙一样身负经世之才，但是依旧能够高蹈世外，不失节操，其洁身自好更加可贵。然而，素称“不近人情，不揆事势”的胡寅并不这么认为[34]，他把严光和王良都当成不能进献忠言奇谋，于世无补的平庸之辈，所以理应在家闲居，不足称道，反而是那位名不见经传、冷眼旁观，却一语道中要害的王良友人受到了他的赞赏。对于胡寅贬低严光的言论，刘剡不能苟同，因而被他在宣德本中删去，取而代之的是尹起莘的史论：

严光之节奋乎百世之上下，闻者莫不兴起而见之。乃与周党、王良并召，观范升之毁党，与友人之诮良，则二人非光之比明矣，宜光之愈不屈也。且光乃帝握手故人，帝不以手书招致，乃以诏书从事，何哉？尝即《光》传考之，见其讥切侯霸之语，则光固非碌碌隐者。况光少有高名，帝既与之同学，必知其才智果有大过人者。是以始焉帝思其贤，而终焉帝伤惜之。向使帝不屈光以官爵，而惟以故人待之，从容访问，必有兴治致化之方补益中兴，惜乎帝不及此尔。按中元二年丁巳岁，帝圣寿六十二，则是今年己丑，盖三十有四矣。光以建武十七年再召，不屈。至年八十终，帝犹诏郡县赐钱谷。由是推之，当光同学之时，固已年尊于帝，至帝君临大宝，召至阙下，光是时盖亦年踰耳顺矣。以年尊德邵之人，帝不能待以宾师之礼，乃欲臣而用之，宜乎光之不应也。后之论者但知光之不屈为高，而不知光之所以不屈者，其意固自有在，特其识量素高，此意浑然不露圭角，是以天下后世莫得而测识尔[35]。

似乎是与胡寅针锋相对，尹起莘首先下了周党、王良不足与严光相提并论的断语。当严光来京时，侯霸已高居三公之位。由於微贱时两人有些交往，这天侯霸派人带来口信：“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实际是托辞公务繁忙，召严光前去参见。严光的回答很干脆：“人主尚不见，当见人臣乎？”连皇帝召见都不去，何况是底下的官呢？并且回了一封极简短的信：“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36]这就是“讥切侯霸”的始末。此事与孟子阐述“宾师之礼”时的经历颇有相通之处。

孟子在齐，本将朝见齐王。齐王不知，托疾派人来召。孟子随机应变，也托疾推辞，但是第二天就出吊东郭氏之丧，以示实际并无疾病。景丑氏见到孟子就问，“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这是为什么呢？孟子的回答是：

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37]？

朱熹解释道：“此章见宾师不以趋走承顺为恭，而以贵难陈善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贵为重，而以贵德尊士为贤，则上下交而德业成矣。”[38]点出了理学家心目中“宾师”与君主之间相互对待的理想状态。三代以来，以师为代表的道统和以君为代表的政统分离。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君的地位虽然尊于师，但是政统的合法性却来源于道统，如果君不遵道而行，那么就可以被异位，古人对此早有共识。所以，手执道柄的师对于君应是不召之臣，君当学而后臣之。伊尹能废太甲而复立之，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早期的师权在政治上或许真可以与君权并驾齐驱。秦朝以后，君权渐尊，师道低沉。所谓物极必反，宋明理学正是一次师道复兴运动[39]。表现在文献上，就是将大倡师道的《孟子》从诸子升格为经，并且进入《四书》，实际地位或更尊于《五经》。

孟子见梁惠王，王称之为叟。叟者长老之称，年龄大致在六十上下。不遇於魏，去而适齐，由此可以推测当齐王召见时，孟子大概率已经年逾耳顺。严光首次受召是建武五年（29），第二次受召是建武十七年（41），后来年八十卒，光武帝还诏赐钱谷，可知卒于光武帝以前。光武帝于中元二年（57）卒，则可以倒推当建武五年时，严光的年龄在五十三至六十七之间。尹起莘显然进行过缜密的推算，发现年满六十的可能性仅在五成左右，所以他写的是“盖亦年逾耳顺”。刻意证明严光“年尊德邵”之举透露出尹起莘在意识中隐隐把他与孟子相比拟，所以既然光武帝不能待以“宾师之礼”，那么严光当然应以师道自重而拒不应召。这样一种思路表明，不同于前人赞赏严光的高洁，尹起莘推崇的是从他身上解读出的师道精神。

宋代师道复尊，号称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尹起莘将严光树为师道自尊的典范自然并无大碍。到了明初，君权复炽，打压师道变本加厉，士大夫对君主稍有违忤，动遭杀身之祸。明太祖颁布《孟子节文》，删去八十五条，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讨论宾师之道的部分毫无悬念地悉数在删除之列，此举传递出的政治信息是十分明确的。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刘剡在《少微通鉴》中加入尊崇师道的内容必然需要承担政治风险。这种不向君权屈服的行为正是师道精神的表现。王逢归隐田园后“以斯道为己任”，刘剡“博学不仕”的行动取向恰好诠释了他们的师道观念。

五、宣德本的面貌

笔者目前所知的宣德本有三部，分藏不同国家，完整程度也不一，附带介绍于下：

甲、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本。存《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五十卷。高野山释迦文院旧藏，由内阁文库于明治十九年（1886）从该寺院购入[40]。正文分上下两栏，上栏每行两字，下栏每半叶十四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上下细黑口，双顺黑鱼尾，四周双边。首卷卷端题“眉山史炤音释/鄱阳王逢辑义/京兆刘剡增校”。首卷末叶有“宣德三年戊申/翠岩精舍新刊”长方形牌记。

乙、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存《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五十卷《新编纂注资治通鉴外纪增义》五卷。卷首有江镕序、《读通鉴法》《资治通鉴总要通论》《资治通鉴释例》《新编补校资治通鉴外纪目录》《少微家塾点校附音资治通鉴节要目录》。

《外纪》版式为上下细黑口，双顺黑鱼尾，四周双边，分上下栏，上栏为标题，每行两字，下栏为正文，每半叶十四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首卷卷端题“鄱阳松坞王逢订正/后学京兆刘剡纂辑”。

该书第一册末叶竹纸衬纸上有墨笔题记云：“此元代真本也。甲寅暮春，以重购得之武林林氏。野汻散人志于小蘧庐。”下钤“蔡叔子”朱白文方印、“兆菭私印”白文方印。大概就是为了冒充元刻本，《通鉴节要》首卷末叶的宣德三年牌记已经被割去。

经过将甲本的所有书叶同乙本进行比较后，可以发现尽管后者部分版框存在墨笔描补，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其印次在前者之后。

丙、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存《新编纂注资治通鉴外纪增义》五卷。卷首有《读通鉴法》 《资治通鉴释例》《新编补校资治通鉴外纪目录》。此本钤印累累，各印多属于陈鳣、马瀛、蒋光焴，似乎即经三位清代海宁藏书家递藏[41]。

丙本的版框同样存在描补，但与乙本比对，可知印次尚在其前。除此以外，丙本和乙本在卷端《资治通鉴释例》末尾的刘剡识语第一行上也有所不同。其中，乙本“鄱阳松坞王先生携”以上纸张破损，因而产生了五格空白（见图一）。丙本的“鄱阳松坞王先生携”则与他行平齐，但“师”字之前的空白达六格之多（见图二），看得出有五个字的内容被故意掩盖了。本来的文字还保存在后来的版本中，“鄱阳松坞王先生携”前应有“永乐丁酉冬”五字[42]。前已述及，有人将乙本割去牌记，以冒充元刻本，此处的破损显然也是有意为之。丙本之所以将“永乐丁酉冬”割去，并将“鄱阳松坞王先生携”挖改提前，也是为了掩盖它是明刻本的真相。

只有通过与甲本比对，才能够确认乙本是宣德三年翠岩精舍刻本。同样，丙本也只有通过与乙本比对，才能确认其版本。内阁文库购入的释迦文院藏书大部分是明刻本，而且书品普遍较好，据说是当时从长崎港口直接输入的[43]。幸亏有了数百年前流传海外的一部，才留下了证实宣德三年本面貌的重要线索。

注释：

[1]仅《中国古籍总目》著录的《少微通鉴》版本就达二十九种。另外，笔者比对多数存世宋、元《通鉴》节本的文本后，发现它们虽然题名、卷数各异，但是均与《少微通鉴》同出一源。鉴于现存最早的《少微通鉴》只是元刻本，姑且可以将它们看作是《少微通鉴》的早期文本。参见笔者硕士学位论文《〈少微通鉴〉早期版本研究》，复旦大学，2013年。

[2]中砂明德《中国近世の福建人》，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2年，页299-304。

[3]参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页100-102，及《中国近世の福建人》，页348、349。

[4]王重民《冷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149-152。

[5][明]冯继科《建阳县志》卷一一，《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31册，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

[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页35。

[7]邓秉元《周易义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页30。

[8]宣德本卷首刘剡识语。“永乐丁酉冬”五字在宣德本中破损，笔者据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刻《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五十卷（索书号SQ10.25-4 5.84）卷首刘剡识语补，参见本文第五节。

[9][清]董萼《乐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31册，上海书店，1993年，页418-419。

[10][明]李时勉等《宣宗章皇帝实录》卷八，洪熙元年八月十八日，“行在吏部奏：今天下教官凡缺一千八百余员”，同月二十八日，“巡按江西监察御史陈宪举明经儒士二人堪任教职。上命行在吏部取用，因谓曰：‘山林间岂无遗逸？尔等当广询访，凡有通经之士，悉以名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页210、219、220。

[11]《四书章句集注》，页161。

[12]宣德本卷首刘剡识语。

[13]王重民认为“刘剡从王逢请得《少微通鉴节要释义》，正其统记，由书坊好事者梓行，此当为王逢《少微通鉴节要》第一次刻本。此后，刘剡又依据刘恕《外纪》等书，作进一步编纂，由刘文寿梓行，是为第二次刻本”，《冷庐文薮》，页151。笔者认为“坊间好事者既请版行”只是表明书坊有刊刻的意愿，在缺乏实物证据的情况下区分第一次和第二次刻本并无必要。比如刘剡在同一识语中提及的朱公迁《诗传疏义》当时也是“坊中好事者已请刊行”，但是实际真正刊刻的时间据另一王门弟子何英《诗传疏义后序》的记述已经是正统五年以后了。

[14]宣德本卷首刘剡识语。

[15]宣德本卷首刘剡识语云：“于是首之以《历代帝王传授总图》，以见国统之离合；先之以《读通鉴法》，以见史学之大要为修齐治平之用；次之以《总要通论》，以见历代君臣治乱存亡得失之由；又次之以《资治通鉴释例》，使知《通鉴》之书，一字一义，褒贬予夺，皆有深意。”

[16]宣德本卷首刘剡识语。

[17]宣德本卷首刘剡识语。

[18]《建阳县志》卷二。

[19]《建阳县志》卷五。

[20]笔者所据为《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至治元年赵氏钟秀家塾刻本《少微家塾点校附音资治通鉴节要》五十六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21]宣德本卷二。引文第一句“秦太子之子异人自赵逃归”本是《通鉴纲目》的提要，其余则是第一句的分注。

[22]宣德本卷二四有刘剡按语：“愚按：先儒之说谓孔明左右昭烈为汉讨贼，声大义于天下，功虽不就，名则正矣。自陈寿志《三国》，以魏为主，例书‘入寇’，寿固万世之罪人也。而司马公亦因而书之，何哉？今依朱子《纲目》，以昭烈绍汉之统，故于孔明兴师则改书‘伐魏’，而魏兵犯境则改书‘入寇’。然后名正言顺而正伪之辨自明矣。后皆仿此，再不重述。”

[23]上引第①、②条出自宣德本卷二四，第③至⑧条出自宣德本卷二五。

[24]《通鉴纲目•凡例》：“凡正统尊立皆书尊，曰尊某为某。立后，曰立皇后某。非正统则不书。”[宋]朱熹《朱子全书》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页3483。

[25]至治本卷二八引用陈寿评语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制，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词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出《亮》本传。又云：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26]邓志峰《义法史学与中唐新史学运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页29-39。

[27]《四书章句集注》，页207、343。

[28]至治本卷二八景初元年条引朱黼史论。

[29]宣德本卷二四。

[30]至治本卷二八。

[31]宣德本卷二四。

[32]至治本卷一九。

[33]至治本卷一九。

[34][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页1173。

[35]宣德本卷一六。

[3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三《严光传》，中华书局，1965年，页2763。

[37]《四书章句集注》，页243。

[38]《四书章句集注》，页243。

[39]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页19-52。

[40]此书分装7册。装帧已改为日本式的香色硬纸封面，长22.2厘米，宽14.4厘米。正文首叶版匡长15厘米，宽11.1厘米。

[41]此本卷首衬叶有“仲鱼图像”肖像印，“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监我”竖长方白文印，“颜氏家训曰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济阳/江禄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齐然后得起故无/损败人不厌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秩多为童/幼婢妾所点污风雨大鼠所/毁伤实为累德君子其毋忽”方形木戳记，“难得几/个好书人”竖长方朱文印，《读通鉴法》首叶有“书□草堂”朱文方印、“陈仲鱼/家图书”竖长方白文印，“马叔静/图书记”竖长方白文印。《资治通鉴释例》首叶有“海宁陈鳣观”竖长方朱文印，《新编补校附注资治通鉴外纪目录》首叶有“寅昉”朱文方印、“臣光焴印”白文方印，另有一印不可辨识。首卷首叶有“仲鱼”朱文连珠印。

[42]在笔者所见的明嘉靖刻《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五十卷卷首刘剡识语中，酉字以异体字型“丣”出现，在王重民的引文中“酉”字作“卯”，恐怕是因为卯的异体字型“戼”与“丣”较接近而产生的讹误。当然，永乐朝并无丁卯年，王重民也对之作了校正，参见《冷庐文薮》，页149。

[43]长泽孝三《幕府のふみくら：内阁文库のはなし》，吉川弘文馆，2012年，页10。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19年第3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金菊园老师授权发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