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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7, 2015, 6:29:31 AM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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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2015的中国与黑天鹅效应

Posted: 07 Jan 2015 12:04 AM PST

“习近平大帝”的网络漫画

2015年中国发生的偶然事件，会有更大的机会产生历史性影响。这是上海发生的踩踏事件给我带来的启示。这个不幸的事件显然不是必然发生的，但发生之后各方的反应，折射了面对巨大不确定性的中国普遍存在极度不安的社会生态和心理状态。

首先是官方立即升级了对新闻的审查和管控。人们完全看不到任何对遇难者亲属的采访，这与去年马航370航班失联后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当时中国政府给遇难者家属相当充分的机会对全球媒体表达他们的感受和批评，而此次踩踏事件的遇难家属在媒体上没有任何声音。

虽然这种内外有别的"中国特色"并非新鲜事，但此次当局的严格管控与中国现在极为脆弱的社会生态和心态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当下中国社会生态最集中的症状，就是社会互信全面崩溃。因此，只要有灾难和事故发生，许多人都愿意相信这些事件都是某种阴谋和恶意所致。上海当局紧急说明，踩踏事故与"撒代金券"无关，就是针对人们的这种心理。

更重要的是，在习近平反腐风暴的冲击下，中共高官们惶惶不可终日，生活在难以控制的恐惧和焦虑中。一方面，他们很清楚每个人都有一屁股屎，因此随时有可能被"带走"，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很清楚，习近平不可能把所有贪官都"带走"。于是乎，看究竟谁会被带走就成为一种类似俄罗斯转轮枪赌博的残酷游戏。若有重大事故发生在辖区，就会增加习近平整肃自己的机会。这次上海外滩的踩踏事故，马上就引发关于韩正是否要走人的议论。

不过，最大的不确定性并非来自高官们的个人命运，而是"系天下于一身"的习近平本人。他究竟要演一场什么样的人生大戏，下一盘什么样的大棋，既是中国平民们酒后茶余不可缺的话题，更是令中国和许多国家的精英们大伤脑筋的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最大共识，就是谁也不可能给出一种靠谱的分析。世界面对的现实是，不仅习近平很可能是一个不靠谱的人，而且，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也处在一种非常不靠谱的"新常态"，这个"新常态"险像丛生，极其脆弱，根本没办法稳定下来。也就是说，中国完全有可能遭遇最不希望看到的组合，一个坏皇帝加上一个解体的社会。对这样一种组合演变的轨迹进行预测几乎是不可能的，更是令人恐惧的。

正因如此，不少人干脆拒绝思考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自欺欺人地，兴致勃勃地讨论一些枝节问题。过去两年，这种情况在一些主流学者中颇为多见。现在，面对习近平执政的第三年，我注意到他们的感觉也开始不好了，调子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比如，周志兴的新年短文，"2015，要学会转弯"，就有点耐人寻味。这篇文章承认，现在很多人的"心绪弄的很坏"。呼吁大家要随遇而安，跟著习近平向左转。我认为，这种议论反映了作者对习近平今年在危机下急速左转的隐忧。他对社会，尤其是富人阶层的不利反应，试图提前进行疏导。

又如，郑永年年终在《南风窗》杂志对改革的议论"集权为了改革，改革需要分权"，则反映了他对习近平迷信集权的忧虑。郑永年呼吁习近平"还权社会"，批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的实际中能不是治安，而是社会管制。

问题是，富人们会听周志兴的疏导吗？习近平会听郑永年的训导吗？我想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的。掌握了主流话语权的挺习派的这些言论，真正的意义就在于，他们也感觉不妙了，要给自己下一步的"说法"留出转弯的余地了。

挺习派们给自己的转弯准备空间，最根本的原因是习近平的改革和治理，一直没有上轨道。2015年，这个严峻的事实将大白于天下，因此，正如英国《金融时报》对2015的预测所言，2015年，中国将令世界失望，翻译成中国的国情，就是2015，习近平将令中国人失望。

这种失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可以是非常严重的，这就是为什么2015年的中国，各种黑天鹅的降临都有可能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

——RFA

高新：王瑞林是否也会被中纪委宣布“正在接受调查”？

Posted: 06 Jan 2015 11:52 PM PST

图：王瑞林（左）与邓小平夫妇合影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军委秘书长被邓小平决定取消的真实原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如果说杨尚昆在六四镇压之后已经百分之百地成为邓小平的'摄政王'，那么王瑞林和迟浩田则是邓小平牺牲杨家将之后安排在江泽民身边的'辅政大臣'。"

邓小平一九九七年去世之后，已经担任中办副主任长达十五年之久的王瑞林不但这个职务没有被免除，其在十四大闭幕当天即被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总政常务副主任的职务，以及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被正式宣布的中央军委委员职务居然又从一九九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开始再延续了五年零一个月，一直坚持到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为止。

一九八一年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后, 王瑞林只是挂一个"军委主席办公室秘书"头衔,年底即被正式任命为"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一九八三年, 王瑞林又以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名义,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原因是邓小平这位中央军委主席是中共建政史上的第一位不担任党内最高领导职务者,所以安排王瑞林两边挂职有利於"勾通"。

不知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故意，当时的中共报刊上特别发表了王瑞林与邓小平在江西流放地的合影。两人都穿着一件老旧的棉袄,一付落魄的样子。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王瑞林的名字便永远和邓小平以及邓氏家族联系在一起了。"邓府王瑞林如同贾府'焦大'"的说法连邓家子女都不愿否定。

一九八七年筹划召开中共十三大时，以王震为代表的一票党内元老苦谏邓小平保留政治局常委职位没有得到应允，但邓小平还是保留了他的军委主席职务。虽然他邓小平本人在十三大上连个中央委员的名份都不要，但却指示把王瑞林安排为十三届中央委员,次年,即给了他一个中将军衔。

特别指出的是，一九八八年中共恢复军衔制的第一次授衔过程中，所有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都获授中将军衔，也就是说，当时的王瑞林已经在内部被明确为正大军区级了。

笔者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相比于王瑞林的拜把兄弟迟浩田，当年的王瑞林则是既无军功，更无带兵经历。他在一九四六年国共内战爆发前夜参加八路军后即在机关里作文书工作，后来随军出关,到中共建政之前, 最高职务只是中共东北军区机要处参谋。

中共定都北平后,东北党政军部门抽调大批干部进京,王瑞林即是其中之一,当时只是担任政务院机要处副股长。当时的邓小平还在四川。

一九五二年邓小平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后，据说是邓小平一眼看中了王瑞林的"老实忠厚"。自此,王瑞林便开始了他"邓府家奴"的生涯。从"副总理办公室"机要秘书做起,到一九九四年获得中共最高军衔上将,耗去生命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来,除了"文革"中间断的两、三年,王瑞林日夜跟随邓小平,鞍前马后,寸步不离。无论是巡幸国内各地,还是周游世界各国;无论是高居金銮圣殿,还是发配东西工厂,始终任劳任怨,忠心不二。当然,最能证明王瑞林与主子既能共享天下,又能共渡患难的还是"文革"初周恩来一声令下,他王瑞林毫无怨言地到了江西陪伴邓小平一家。

虽说在江西实在是没有吃过太多的苦头,但王瑞林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忠心不二,感动了邓府上下。所以,说王瑞林如同"贾府上的焦大",在邓府上占居举足轻重的地位,的确恰如其氛。

当年在在邓府上,吃喝拉撒等日常生活琐事当然邓小平夫人卓琳份内的事情, 而能够在"党和国家大事"上影响甚至左右老太爷的人物,除了邓三公主邓毛毛,就是近侍老臣王瑞林。至於邓家其他子女,包括长子邓朴方在内, 有时都要劳驾王瑞林出面说服老太爷。

据有关人士介绍,邓朴方曾经对自己的知己透露,他有什么重要的想法要同老爷子交流或向老爷子进言,事先总要揣测一下自己的看法是否与老爷子的想法对路,如果没有这个把握,但又觉得非向老爷子进言不可的话,只能先同王瑞林讨论,只要说服了王瑞林,进谏成功的把握就有六、七成了。原因是老邓不但深信王瑞林对自己从无二心,同时也认为王瑞林比邓朴方等人在政治上更加成熟。

应该说,王瑞林在邓小平眼中比其亲骨肉更加可靠, 还不仅仅在於他"政治上的成熟"。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几乎历代独裁君主的后代们,都是要么干脆不争气,"崽卖爷田",成器者少,误国者多;要么是"同室操戈,煮豆燃萁",父皇尸骨未寒, 早已内哄四起。

历史上太多的经验教训,邓小平虽然不爱读书,也不可能一件不知,何况当年邓小平还没死,子女之间,特别是邓榕和邓朴方之间,据传已经显现出裂痕。

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邓小平明知自己来日无多,故从"托孤"的角度,自然也最信任王瑞林。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自南方发起北伐攻势后,没有几个回合, 江泽民便从极左阵营里向老邓缴械投降。虽然此后邓小平还是下决心让江泽民继续留在党总书记的位置上,但这种做法显然是从稳定大局出发,而不是邓小平内心认定的最佳选择。当时,虽然江泽民一再表示自己一定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意思是一样要完成邓小平的"托孤"重任。但邓小平即使联想自己当年与毛泽东斗法的经历,也会一眼看穿江泽民的口是心非。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去世,留下终身遗憾有三,一是没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二是没有实现"解放台湾", 三是在林彪死后误信邓小平的"深刻检讨",以致欲重新选择可靠托孤人已是"时不待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何况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 邓小平去世之前内心对江泽民的信任程度,可能还远不如当年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信任。

中国历史上的独裁者,大都是越到垂暮之年,越疑神弄鬼,到最后往往只信任长期追侍左右的个把忠厚老臣。毛泽东死前, 特别安排了汪东兴进入中央军委常委。中共十四大之后王瑞林在中共政坛所处的举足重轻的地位,自然令党内人士联想起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而邓三公主邓毛毛当时扮演的角色则与当年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联络员"的毛远新十分相似。

至于邓小平去世之后已经"独自理政"的江泽民为什么会在中共十五大之后仍然还要让王瑞林继续位高权重，当时中共党内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就是王瑞林手中掌握着江泽民的政治秘密。大意是九二年邓小平自南方发起北伐攻势之后,江泽民眼看杨尚昆,乔石、田纪云等人均已经开始"仗势欺人",邓小平在珠海召见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居然不通知江泽民这位军委主主席,江泽民审时度势后立刻调整战略,先通过表示改革开放的决心令邓小平不至从路线角度继续对他质疑,继而有亲笔诬告信送到邓府,状告杨尚昆"谋反"(即准备为"六四"平反)。

当时党内也有传言说:王瑞林手中掌握着江泽民和李鹏在邓小平南巡后,写给邓小平本人的检讨书,而这些文字材料只有王瑞林掌握。

传言虽然无法证实，但类似事情在中共建政史上的确已有先例可循。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后,汪东兴曾公开对外宣称:"毛主席不在了,'四人帮'倒了,关於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只有我一人最清楚。"

不管怎么说，当时的江泽民在邓小平去世后依然留用王瑞林肯定是有无奈和"不得不"的被动因素。当时的江泽民怎么也不会预想到，有朝一日王瑞林会成为他的政治"挡箭牌"。不太好想象习近平在把徐才厚、周永康等人下狱之后还会公开追究江泽民"用人失察"之责----毕竟江泽民的大名已经写进了党章，所以才有了徐才厚的"伯乐"不是前军委领导人，而是山东籍政工高官的"内部消息"被"出口转内销"。如果有一天中纪委的网站上突然出现了王瑞林"正在接受调查"的公告，人们将不会惊讶。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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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8, 2015, 6:21:06 AM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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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选择

Posted: 07 Jan 2015 04:15 PM PST

在东方式的朦胧关系中，西藏可以用"架空"方式保持实质上的独立，以表面臣服换取实在利益，一旦被中国纳入明确的主权结构，权力遭剥夺，便失去最大的利益。因此对中国在西藏确立主权，西藏的反应便是彻底摆脱中国。

十三世达赖喇嘛（见上图）曾把寻找新靠山的希望寄托于俄国。他把俄国当成信奉佛教的国家，从而希望能重现元朝那种结构──西藏人充当精神领袖，一个强大的世俗帝国充当西藏的信徒、施主兼军事上的保护者。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04年逃出拉萨躲避英国人，也许就抱着与俄国人建立联系的愿望，但是当他到达与俄国距离已经很近的库伦时，俄国在对日战争中失败，俄国国内发生1905年革命，举国混乱，他的希望随之破灭。

那一段十三世达赖喇嘛陷入痛苦的彷徨，甚至居住地都成了问题，想回西藏亦受各方阻碍，不能实现。当他被召到北京给慈禧太后祝寿时，也许还对清廷抱有一丝希望。多数史书认为他与中国的最终决裂在于慈禧太后坚持要他下跪。虽然西藏在世俗权力中臣服中国，但达赖喇嘛从来认为自己的宗教地位至高无上。何况从前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时，不但未曾下跪，清帝还出城远迎。然而时过境迁，当年的朝廷为了安蒙古需要笼络西藏，此时的朝廷则需要表现对西藏的主权。达赖喇嘛是西藏世俗权力的最高代表，所以必须下跪。这个争执使十三世达赖喇嘛觐见时间拖后了半个月，最终妥协是达赖喇嘛以单腿跪拜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这对从来以神自居的达赖喇嘛，屈辱可想而知。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后，仅在一个多月内，两人相继死亡。本已千疮百孔的晚清王朝陷入更加风雨飘摇的境地。达赖喇嘛贴近地目睹清王朝的腐朽和没落，肯定会进一步加强他摆脱中国控制的决心。在外流亡五年时间，极大地开阔他的了眼界，磨练了意志，建立了关系，使他从雪山深处的神王变成了一个民族领袖和政治家。赵尔丰、联豫等在康区和西藏实行的新政，被十三世达赖喇嘛视为从根基上毁灭西藏社会，深深地刺激他。慈禧与光绪一死，他立刻就踏上回西藏的归程，并且在途中就开始遥控藏人进行抗争。

1909年，清政府下令四川组织一支2000人的川军，在将军钟颖的率领下向拉萨进发。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西藏军队和民兵以武力阻止。他到达拉萨时，因为愤恨川军进藏，对出城迎接的驻藏大臣联豫视若不见；联豫恼羞成怒，寻衅报复，强说十三世达赖私购俄国军火，带人闯进布达拉宫检查；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反措施是下令藏人罢差罢粮，断绝对驻藏大臣衙门的一切粮草和夫马供应，并禁止藏民与汉商贸易；联豫则向北京报告达赖"阴蓄异谋"，请再增兵进藏；在中国军队一路击溃藏军逼近拉萨时，十三世达赖喇嘛曾试图与联豫讲和，联豫却意气用事，不肯妥协；加上临时组建的川军多流氓之辈，军纪极差，进拉萨后即枪伤藏民，侮辱藏官；出于对中国完全失去信任，也出于对已成水火之势又拥有武力优势的驻藏大臣的恐惧，刚刚流亡五年，回拉萨仅数月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又一次出逃，再度踏上流亡之路。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这一次出逃颇为奇特。他急奔而去投靠的恰是造成他上一次流亡的敌人──英国。1910年2月21日，达赖逃进英国控制的锡金，随后进入印度。当时他一定要住进英国人的房子、并在英国士兵的保护下才感觉安全。他做出这种选择，一方面因为刚从北方返回的他知道重返北方不会找到希望；另一方面，虽然英国人曾以大炮轰开了拉萨大门，但是与满清官员的腐败霸道相比，他们的礼貌、守信和慷慨给西藏人留下深刻印象，态度也随之转变。当然，这种选择还反映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大胆和灵活。

以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此次逃亡为起点，西藏上层社会改变了历史上一贯臣服北京的政治路线，开始了以争取西方支持为资源的近代"西藏独立"运动，一直延续到今天。

——RFA

未普：令计划不能公布的罪行

Posted: 07 Jan 2015 02:31 PM PST

（原题：令计划不能公布的罪才是弥天大罪）

前排左为令计划（2013年3月北京中国政协会议）

很长时间以来，令计划就已成为笼中的病老虎，只等锦衣卫拿下问罪。现在官方公布令家罪行，只是逐一证实网络上"遥遥领先的预言"——也就是官方曾经要封杀的所谓谣言全部所言不假而已。

和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一样，令计划案情脉络越丰富，细节越生动，戏剧性越跌宕，其政治内涵就越深刻。当初拿下薄熙来时，那可不是一只病老虎，当时薄熙来正炙手可热，重庆模式和红歌响遍大江南北，而且薄熙来十八大入常委已经板上钉钉。所以当薄王案发时，全党愕然，中央不得不把薄家的刑事重罪曝光，并要求全党全军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等到薄熙来阵营瓦解后，党中央就发愁了，薄罪证太多，更糟糕的是论贪腐糜烂虽骇人听闻，却与其他高官只有程度差别，要公布出来大家都受不了。怎样去发落薄熙来？从辽宁到重庆，他和手上人命不止一条，要罗列出来他杀了和逼死了多少人，断然不行。杀掉一个英国人，用官方文告语汇来说已经"极大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声誉"，更不要说血债累累了。所以最后就以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这三宗罪来定案。

后面的周永康虽然贵为十七大政治局常委，却没有红色血统，中央对他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他被列出的罪名共有七宗。而出身农民家庭的徐才厚已经癌症晚期，更是一只死老虎。令计划的血统也不算高贵，等到他被移交司法办理时，罪名决不会轻。然而无论如何，他们真正的罪名都会永远隐藏在党的机密档案里，这些罪状不是个人贪腐或者家族贪污，不是所谓的"通奸"，不是滥用职权，不是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而是"颠覆"。说起来这个罪名从来都只用在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身上，但真正颠覆国家政权和危害国家安全的，都是这个政权核心里面的人。

试问陈希同、陈良宇是因为贪腐坐牢的吗？他们真正的罪名都没有说出来，就是"对抗中央"。这二陈对抗中央，只是阳奉阴违而已。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的"新四人帮"，却是真正的颠覆。记得在王立军闯馆之后，《纽约时报》的评论敏锐点出，薄熙来的要害是"挑战既定的权力交接秩序"。而令计划儿子2013年3月出事，《纽约时报》就形容为"一场改变了中国政治格局的法拉利车祸"。

"新四人帮"当中，薄熙来和周永康的勾结早就有端倪，薄熙来在庭审时就已经有所披露，后来被官方从庭审直击报道的微博上删除。现在周永康自己都落网了，也不需要再遮掩了。徐才厚对钱财的贪婪远远大于对政治的图谋，但他和周永康关系非同寻常。至于令计划，就现在所知，他是在儿子车祸后才和周永康达成政治交易的。当时中纪委已经对周永康展开秘密调查，掌控执法系统的周永康不可能不知道，他掩盖这场车祸提出的条件是，要求令计划出手阻止调查，作为回报，他支持令计划进入政治局常委。

两人达成协议，令计划就利用中办权力，把原定在2013年6月底的党内摸底"海选"提前到5月，把各省市、中央部委以及军队的高官召集到北京，投票决定未来十八大常委的候选人。结果令计划得票居第三位。他通过胡锦涛把未来政治局常委名额初定为11人，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入选。结果这次诡异的海选被各方势力联手否定了，理由是海选突然提前，并没有咨询过党内老同志的意见。常委11人方案也被否决，胡锦涛从此失去了对十八大人事的发言权。

这场充满戏剧性的政治运作，才是不折不扣的"颠覆国家政权"！这样的罪名能公诸于世吗？其情节能让普通民众知道吗？当然不能。于是当局参照薄熙来模式，把政治罪道德化、刑事化，比如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和"多位女性发生和保持不正当关系"的"通奸罪"之类。他们手上沾满鲜血的反人类罪，以及谋反的弥天大罪，统统都隐形了。这就是打上专制烙印的中国政治。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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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9, 2015, 6:31:48 AM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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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对滋生腐败的制度不应”自信“而要改革
吴戈：如何為「西點學雷鋒」辯護
李宇晖：評價鄧要看他在毛時代做了什麼（附：拔毛仍然任重道遠）
贝带劲：大外宣战略、审查和自我审查（附朱学东《2014：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张千帆：为什么反宪政没有未来？
方政： “我们愿意为于世文作证”
肖雪慧：就周秀云案谈几点看法

鲍彤：对滋生腐败的制度不应”自信“而要改革

Posted: 08 Jan 2015 10:06 PM PST

图：赵紫阳和鲍彤1987年夏天在北戴河游泳

（作者肖曼 2015年 1月 08日）

上海踩踏事件给2015新年蒙上悲哀色彩，在北京深冬，反腐打老虎的"辉煌战绩"也未给严峻的政治气候带来依稀地一丝松弛。颂歌之声不绝于耳的同时，整肃意识形态已经从记者律师发展到教师学者学生，敢于表达不同意见的人越来越少。本台在2015年新年之际，电话采访了住在北京的因"六四事件"而被判刑多年的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助手，中共中央政治局政治秘书鲍彤先生。由于鲍彤先生的电话受到监控，对他的采访，无论时间还是内容都难以按常规事先约定，谈话就从随意聊天开始。

法广：新年了，您对2014年印象较深的是什么？

鲍彤：要说2014年的中国，最让人眼花缭乱的就是"反腐败"吧。

法广：为什么说"眼花缭乱"呢？

鲍彤：那当然了，一打就是几十只大老虎，还有几千只苍蝇，那不是很兴奋吗？

法广：随着时间推移，老虎越打越多，人们的疑问也没有减少，老是觉得这后面是不是有政治斗争和党派问题：石油帮，山西帮，秘书帮啊等等。

鲍彤：这些我不大清楚，因为你知道我离开政治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这方面的情况很生疏了。不过我看了以后感觉就是中国有两个世界第一：第一是中国反腐败的成绩肯定是世界第一，哪个国家一年里能打出这么多老虎啊？当然，能打出这么多老虎是因为老虎多，因此腐败也是世界第一。我看这两点给人很深刻鲜明的印象：中国是反腐败冠军，也是腐败的冠军。

法广：您对2015年抱有什么希望吗？

鲍彤：我对2015年是抱有希望的啊，因为2014年年底时开了一个"四中全会"，它的主题叫做"依法治国"。我相信这个会，开与不开肯定是不一样的，我相信"依法治国"跟不"依法治国"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对2015年，如果能够"依法治国"，如果应该"依法治国"，就还是抱有希望的。比方说：赵紫阳去世马上就是10周年了，我记得去年河南有人因为追掉赵紫阳而被抓，我希望今年不会有这种事情。我认为：悼念是合法的，抓人是非法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四中全会"，现在有了"四中全会"。我希望悼念是合法的，合法的悼念应当得到合法的保护，我希望不再有人抓悼念赵紫阳的人，悼念的人应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有悼念的自由。

法广：今年1月17日是赵紫阳逝世十周年，据说他的骨灰仍然放在家里，家人希望自行安葬，但中央不准却也没有提出合适的建议。另外，赵紫阳逝世十年来，中国的腐败非常猖獗，人们不由地想到：如果赵紫阳当年政治改革的理念得到高层认同的话，现在的腐败不会有这么严重，您的看法呢？

鲍彤：我想腐败是会有的，但是像现在这样的腐败，大概不至于。因为赵紫阳努力的一个事情就是要增加透明度。就是说：领导的活动，领导的情况，领导的行为，领导的想法，领导做的事情，都要透明，要让老百姓知道。因为如果领导不是在黑箱里面，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工作的话，腐败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的程度。不能说那个时候没有腐败，腐败总是会有的，但是这种腐败不会被黑箱掩盖起来，不会被保护起来，我看这是应该可以肯定的。

如果赵紫阳的改革可以继续下去，别的东西统统不说，光是讲透明度，公开性，腐败是在阴暗的地方，在太阳底下，霉菌是很难蔓延滋长的，但是你如果放到黑箱里面暗无天日，腐败当然就不断生长，苍蝇就出来了。今天打死一千只苍蝇，明天就出来一万只，你明天打死一万只苍蝇，他后天就出来十万只苍蝇。这叫什么？这叫"制度性腐败"。"制度性腐败"是跟领导不透明，是跟领导不受大众监督，是跟大众无法监督领导，无法了解领导，无法选择自己的领导，跟这种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想：不讲别的，光是透明度这一条，中国的腐败就不至于到这个程度，这是第一。

第二，我想赵紫阳下台是被伴随着另外一件事情，即"六四镇压"，中央军委命令部队向老百姓开枪。向什么样的老百姓开枪呢？是向要求反腐败的老百姓开枪，这本身就是对腐败的保护，对腐败的鼓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来的腐败发展到今天的程度，这是不足为奇的。可以这样说：即使不是邓小平有计划地要搞腐败，但当他对要求反腐败的老百姓开枪的时候，客观上也充当了腐败分子的保护伞，使得在一种黑暗的制度下，腐败得以滋生。在镇压反腐败群众的特定形势下，又要求开展一种活动，即"先富起来"的活动。所谓"先富起来"的活动，实际上就是重新分配全国的财富，重新分配全国的资源，多少年了？20年。因此毫不奇怪使得中国的贫富差距达到了世界第一，而且速度也是世界第一。其他国家的贫富差距是几百年几千年积累起来的东西，而他呢？应该说是加班加点在20年间创造出来的，这个结果是可以得世界冠军的。

从以上两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对这种滋生腐败的制度是不应该"自信"的，是应该改革的，是应该变革的，是应该改造的，是应该用新的制度，进步的制度代替的。

法广：中美一直进行"人权对话"，有人建议中美应该进行意识形态对话，让中国说清楚：到底他们拼命坚持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如果真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要推行加大贫富差距的政策呢？为什么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您的看法呢？

鲍彤：我也搞不清楚。我不知道现在共产党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共产党心目中的革命是什么东西？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很难说，但可以这样说：第一，中国现在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己这么说的。第二，中国腐败是世界第一，中国的事实表明了这一条。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跟世界第一的腐败大概是有内在联系的。

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定理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我可以这样说：在产生腐败的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大概也不可能是廉洁的。也就是说：在腐败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上层建筑，大概也就是腐败的上层建筑。除非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不存在，如果承认这个原理，那么我看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结论当然不能让人乐观，但要推翻这个结论的话，就得推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

法广：2014年8月时，中国高调纪念邓小平，当时的一些评论认为：习近平将在政治上更加极权，经济上更加开放。中国一直有所谓"经济开放政治封闭"的奇怪理念，您的看法如何？

鲍彤：我不知道"经济开放"是什么意思？我知道的是"经济垄断"到今天为止并没有减少。"公有制"实际上是用公有的名义或形式，对资源，对生产过程，对生产的结果，对最后分配的垄断。我看这一点，没有任何事实可以推翻它。我非常赞赏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要起决定作用"，但如果"市场要起决定作用"，就必须反垄断。而在中国，你可以看到：全部资源是垄断的。谁垄断？国家垄断。全部生产过程是垄断的，现在一切事情都以国家的名义进行，所以爱国主义就是爱垄断。

如果现在的腐败跟公有制就是有关系的，公有制就是所有权不明确的制度。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在这种情况下要腐败是很难的。但如果叫公有，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最后就可能是被官员所有。实际上我看腐败的秘密就在这里。所有腐败都是以国家名义，集体名义，甚至以革命的名义，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来进行。对这个，即使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也是始料不及的。如果他们活到今天，会这样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我收获的是苍蝇和老虎。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台《中华世界》节目2015年新年之际对鲍彤先生的电话采访。鲍彤先生曾经是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政治秘书，总书记赵紫阳的助手，并由于"六四事件"而被监禁多年。

（原载法广网，读者推荐。）

吴戈：如何為「西點學雷鋒」辯護

Posted: 08 Jan 2015 09:56 PM PST

图：前新华社记者李竹润称，上世纪80年代，他误将西方媒体上"西点学雷锋"的这则"愚人节新闻"当成真事写到文章里，以致广为流传。后来才知道自己上了当。多年来他也曾承认错误，今日再度通过微博，认错并致歉，希望"在更大范围内消毒"。

首先，80年代傳出的「西點學雷鋒」這則消息經由當事人親自澄清，確系將美國當時愚人節捉弄人的新聞當真所致。由於當時中國閉關多年後剛開始重新睜眼看世界，對東西方文化差異知之不多，這也不值得過於苛責。但當事人畢竟是新聞工作者，訛傳影響太廣，成為社會流行認識，還是頗為不好意思，能公開承認並致歉，難能可貴。

因此，這則消息的訛傳是沒什麼爭議了。然而幾乎是意料之中的事，大陸兩家戰鬥型報紙發話了。《解放軍報》認為，西點軍校當年那份招生簡章上所附的照片中，教室牆上的確掛著雷鋒像和中國國旗，這是事實，這就說明一切了，詆毀「西點學雷鋒」的人就該閉嘴了。

且慢，有點不對吧。雷鋒像在西點某教室出現過一次，並且原因不明，能證明西點在價值觀和道德培養中正式引進了雷鋒精神作為手段嗎？當然不能。

似乎感覺到這一點，軍報的文章繼續舉證：四川某官員1993年在五角大樓某辦公室看到雷鋒畫像並與主人合影，聞其肯定雷鋒的「犧牲精神」；2002年雷鋒紀念館人員訪美時，有名有姓的西點公關人員曾介紹了雷鋒精神在西點的傳播情況；2004年該校某教官訪華，證實那張照片並表達敬意；2014年美國陸軍參謀長訪華專門挑選雷鋒團參觀，並在留言中肯定「為人民服務」。

嚴格來說，軍報本身就隸屬當年配合林彪旨意，人為拔高、塑造雷鋒事跡並炮製宣傳材料的軍隊政工系統，至今幾乎所有照片仍是擺拍，人造先進典型和事跡仍充斥版面，所舉證據又全部來自軍隊宣傳系統自身，證明力是很值得懷疑的。但是，姑且假設這些全部為事實，那麼它們想證明的，應該是「西點軍校也仰慕和系統學習雷鋒精神」，而遠不止是「雷鋒照片曾在西點某教室出現過」吧？

如果此事得到證明，那麼問題來了：且不管雷鋒精神在中國提出的1960年代，假設西點只在1980年代學習雷鋒，當時中美關係確系蜜月，但畢竟是冷戰抗蘇所需，意識形態上對立依舊，而雷鋒精神有相當一部分內容涉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包括對毛澤東思想的虔誠，美國要求未來陸軍軍官接受雷鋒精神，是怎麼想的？如何處理觀念衝突？效果如何？

顯然，從新聞專業角度，從個人好奇角度，哪怕從八卦角度，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探究。然而，不止中國媒體，上述幾位與西點或五角大樓打過交道的中國政工人員，都未能提供進一步的答案。這當如何理解？

退一萬步，假設西點只是學習雷鋒精神中東西方共通的內容，比如助人為樂，但這豈不是證明東西方之間早就存在一些普世價值嗎？那麼，當有人說「民主」也是一種普世價值，並被寫入了中國某些城市要求所有市民背熟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時，怎麼軍報一類報紙總要跳出來說，西方用民主當普世是為了整垮中國，社會主義的民主比他們的資本主義民主優越一萬倍。那麼美國為什麼不認為雷鋒精神是共產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文化侵略、洗腦、滲透，而能夠取其精華，也不說美國本土的助人為樂精神比雷鋒那破玩意兒優越得多呢？

其實，仔細想想，把「西點也學雷鋒」當成新聞並從中獲得滿足感，是否本身就意味著承認西點代表著一個佔據優越地位的文化？否則美國人為什麼不用「你看人家中國人也用我們美國設計的蘋果手機」來增強民族自豪感呢？

近年在中美之間每日斤斤計較尊卑，變得極為敏銳的《環球時報》就細膩得多，大膽承認這是個訛傳，而且準確指出「當時信息求證機制薄弱，對外部消息準確性的要求也沒有今天高」的背景，從而一舉擺脫中國政府有意編造的指責，同時大談這麼個破事不值一提，我們不要西點學雷鋒，雷鋒也照樣是我們的神。

這個危機公關很成功，可惜的是，與軍報的配合又出了大問題。

——东网

李宇晖：評價鄧要看他在毛時代做了什麼（附：拔毛仍然任重道遠）

Posted: 08 Jan 2015 08:05 PM PST

图：鄧小平(右)和大躍進干將李井泉一直是親密的盟友。

上篇專欄主要針對關於毛的種種神話，這一篇來談談鄧。與毛的總體負面評價不同，知識界對鄧的褒貶還有很大分歧，甚至在莫之許看來，這個問題大概是廣義自由派內部最根本的分歧。

這個分歧當然有立場上的原因：受益於現有政治秩序的人需要一個被當局承認的偶像來維持中共的執政合法性，對立面的人（比如我）則致立於破除一切此類偶像。但是也有相當一批人挺鄧並不純粹是因為立場問題，而是單純地認識問題，說白了，就是對1976年以前鄧的所作所為不夠了解造成的。

挺鄧者的邏輯很簡單，就是鄧結束了毛的錯誤政策。用知名文化人押沙龍的話說：「我們習慣把市場化的、開放的、非意識形態主導的中國看成自然而然的事情，看過八十年代歷史的人應該知道：不是這樣。」我當然不否認80年代經濟政策的變化有一定操作上的難度，主要是因為中共幹部和市民階層的意識形態偏見。但問題是，這種偏見是哪裏來的？一個親自主導洗腦，親手締造了這種意識形態偏見的人，即使日後參與了去意識形態化的過程，又有多少值得稱道的？設想一個黑社會骨幹成員在街區裏無惡不作，如果有一天老大死了，他自己當上了老大，忽然決定減少作惡的頻率，把搶劫從每天10起降低到每天5起，當然是個艱難的決定。但你會覺得他是個偉大領袖嗎？

鄧的合法性神話的基礎，在於強調他與毛的區別和分歧。然而，在毛咽氣之前，毛鄧之間真的有過哪怕一次像樣的分歧嗎？我們來隨便看幾條史實。對於建國初的鄧，維基百科上是這樣記錄的：

「1950年，鄧小平在第二次全國軍事和政府委員會上提出立即沒收地主財產，加強對農民思想和文化教育；1951年，在第三次全會上，又提出搞互助合作運動發展農業。這些建議受到中央肯定。毛澤東號召用15年時間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鄧小平和周恩來堅定站在毛澤東一邊……」

鄧所鼓吹的這些政策的災難性後果可想而知。單靠毛的水平，尤其是他在經濟問題上的徹底無知，未必能把這些可怕的政策具體化，鄧的精明和不擇手段自然就使他成了毛重要的左膀右臂。

1957年的反右運動，是改良派知識分子津津樂道的傷痕，甚至也用這段歷史來論證鄧的改革開放的重要性。但是他們好像都忘了，鄧恰恰是當時的「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親自主持反右，55萬知識分子淪為右派，享受「敵我矛盾」，絕大多數都是鄧親自授意的政治迫害。

中共統治中最黑暗的一段莫過於大躍進、人民公社時期。這個階段鄧又在幹什麼呢？大躍進之初，鄧首先表態支持「三面紅旗」的總路線，他任總書記的中央書記處，其實是大躍進政策的直接制定部門。毛在1959年甚至直接提出「我為正帥，鄧為副帥」，從而進一步授權鄧推行極端政策。大躍進期間全國災難最深重的是四川，一般認為死亡人數達到近千萬，而當時在四川力推糧食徵購的「西南王」李井泉由於是鄧的心腹，在七千人大會後竟毫發未損。所以，我想問一下那些讚美鄧的人，你們是否考慮過大躍進期間餓死的數千萬冤魂的想法？讚美這樣一個人，你們是否還有人性？

鄧粉們津津樂道的一件事就是他曾在文革時挨整。我想這些人大概完全不了解文革所謂的「整人」是什麼意思。對底層民眾的各種虐殺就不用說了，即使是中共高層，沒有受過皮肉之苦的老幹部也找不出幾個，而鄧恰恰就是這少數幸運者之一。文革初期，鄧和劉少奇被並稱為「劉鄧路線」，但其實劉鄧的遭遇那簡直是天差地別。鄧在整個文革中，僅僅被公開批鬥過一次，且完全未遭毆打。很快就被毛遣送到江西農村保護起來，既沒有肉體折磨，也沒有強制勞動，基本上和休假差不多。

林彪剛一出事，鄧立刻看到了機會，給毛寫了封肉麻得令人作嘔的檢討信，自稱「永不翻案」，很快又被重用。毛在文革後期人才奇缺，如果不是靠鄧的輔佐，毛的權力體系是否能夠在經濟上繼續維持都是很大的疑問。如果有一天毛從紀念堂醒過來，你問他所有奴才裏對他貢獻最大的是誰，答案毫無疑問會是鄧。事實上，毛生前也確實說過這樣的話。根據赫魯曉夫的回憶錄，毛曾在私下裏跟他狠狠數落了自己身邊的每一個人，唯獨對鄧讚美有加。後來有馬屁史學者甚至把這件事作為讚美鄧的依據，其實，毛的讚賞不是恰恰說明鄧比其他人更心狠手辣，因而更合毛的胃口嗎？不是恰恰說明毛的極權統治是在鄧的協助下完成的嗎？

至於鄧在80年代還幹過什麼，已經盡人皆知，我就不想重複了。單單是上面說的這些他在毛統治下助紂為虐的事實，就足以將此人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如果你們一定要找偶像來崇拜，不妨去崇拜那些為了反極權而至今被關押虐待的異議人士，而不是統治集團內部某個為了樹立個人權威而略施小惠的屠夫。

【附录】

李宇晖：拔毛仍然任重道遠

雖然毛作為中共歷史上的一個決定性人物，其巨幅畫像和遺體仍然被陳列在象徵政治中心的天安門廣場，但是他的實際威信在今天已經大打折扣。但凡在意自己名聲的有影響的知識分子，通常都不會在公共輿論平台（如微博）上公開讚美毛。曾有一批作家為了照顧作協的面子，參與了一個抄寫《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活動》，結果在網上被群起而攻之，飽受嘲笑。除了少數專門吃極左飯的孔慶東，司馬南之流，知識界（無論體制、民間）已基本就毛的歷史罪責達成了相當的共識。

正因為如此，包括我在內的網上異議者已經越來越少地談論毛，因為這個話題已經不足以引起爭論，無非是用來作為調侃某些不學無術者的笑料。政治類的話題普遍聚焦於後毛時代的政策、政治人物、反對派政治策略等方面的爭論。但是，這並不說明「拔毛」這個歷史任務已經結束了。雖然毛的殘暴，毛對文革所負的直接領導責任已經盡人皆知，但是日常交流中仍然會不時看到毛的崇拜者。官方舉辦的各種紀念毛的活動仍然有不少人湊熱鬧。

一種常見的解釋是中國人成王敗寇的觀念。無論毛的罪惡多麼深重，既然他是個成功者，享受到了他所追求的無上權力和財富達數十年之久，那麼他至少像喬布斯、馬雲一樣是個成功學的典範。這種因素當然有，但我認為並不是主要的。崇拜毛的人和崇拜喬布斯的人不一樣，並不會真的想去複製毛的成功，恰恰相反，我知道的所有毛粉都是既有政治秩序的擁護者而非顛覆者。此外，即使從政治上的成功來看，超過毛的歷史人物也太多了。比如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從蒙古帝國建國到元朝覆滅共持續了一百多年，鼎盛時期的版圖更是涵蓋了大半個歐亞大陸。相比之下，毛的王位連一代都沒有傳下去，若用古代帝王的成功學標準來看，那是典型的「擼sir」了。用現代文明下的政治家標準來衡量就更不用說了。毛治下被大飢荒席捲3年之久，消費品極度匱乏狀態基本持續到他咽氣，有哪個正常國家的政客會以此為榮？

一個凶惡的獨裁者之所以能夠在死後保持一定數量的粉絲，光靠成功學觀念是不夠的。我認為毛仍有兩個方面的神話沒有被知識界徹底清算，一個是歷史地位神話，另一個是理想主義神話。一些人認為毛雖然製造了人道主義災難，但是他留下了很多著作，因而具有思想和文化上的歷史地位。還有一些人認為毛的「錯誤」是因為其過度的理想主義，「好心辦了壞事」，即使結果可商榷，理想主義的情懷仍然令人欽佩。相信這兩種神話的人絕對不在少數。

關於歷史地位神話，我曾發過一條微博，大意是，毛寫了那麼多東西，哪一篇不是垃圾？哪一篇有知識上或審美上的價值？之前我寫過的講毛的殘暴的微博並沒有人問津，但是此微博一出，立刻引來了無數毛粉的人身攻擊（有網友說我炸了毛坑）。以前曾轉發過一篇不知名網友總結的毛詩中和前人高度雷同的句子（重合度已遠遠超過了正常「用典」的範圍），也是同樣的遭遇。可見很多毛粉並不一定多崇拜毛的政策，而是崇拜毛的思想。這種現象也不難理解，因為在中國長大的人從中小學開始就被迫學習，甚至背誦很多毛寫的東西，教師在上面講解的時候更是吐沫星子橫飛，一副崇拜的表情。這種從娃娃抓起的洗腦，當然難免扭曲人的審美趣味和思維方式，以至於很多學生寫作文都是一股「毛體」的味道。但是那些文章真的有多少價值呢？誰能說出哪怕一條他從毛那裏學到的知識？哪怕一條也好？恕我駑鈍，我是一條都沒學到。也許毛自己有些知識，但他寫的東西毫無疑問不是為了傳播知識，而是為了忽悠。

至於毛的古體詩詞，就更是個天大的笑話。《人民日報》的官方微博賬號曾經發過一條中國「36首水平最高的詩詞」的圖片微博，裏面居然包括了3首毛詩！而其中杜甫的也不過3首，李清照和白居易各有兩首，近現代詩人則只有毛一人入選。我雖然對古典文化興趣不大，但是對唐詩宋詞還是頗有感情，年輕時也經常模仿著寫一寫。看到這樣的排名，簡直說不出的反胃。《人民日報》作為官媒中的老大，這麼做顯然不是偶然的。他們知道通過政績來捧毛，效果已經非常有限，於是在文化上繼續造神就成了一種更有效的策略。

對於那些真正研究過古體詩的人來說，毛詩顯然是不值一提的。但是審美這個東西，我沒辦法用邏輯來論證。有人說：「我就是覺得主席寫得好，看著帶勁，你怎麼著？」我當然沒法反駁，就像我無法向愛唱紅歌的人解釋他們的欣賞的並不是真正的音樂。但是有一個側面的證據也許可以說明問題。請讀者不妨先鑒賞一下下面這首詩：

百侶游蹤，歌翻柳浪，舞引東風。念平生所愛，紅岩翠柏。少年壯志，海闊天空。水庫情深，陵園恨重，是血汗澆來春意濃。風雷動，將山川洗淨，笑指長虹。

青春烈火正雄。春豈在溫房草木叢？願耿耿丹心，耀如赤日，錚錚硬骨強似蒼松。一往無前，萬難不屈，偏向懸崖攀絕峰。望環宇，將紅旗高舉直上雲中。

是不是看著很眼熟？文革初期曾經流傳了很多這樣的「未發表的毛澤東詩詞」，紅小將們看了無不激動。最後呢？證實其實是一個中科院電子所的理科男寫的，他還差點背上了「偽造最高指示」的反革命帽子。幸好周指示了一下，才沒有喪命，勉強在牛棚中撐到文革結束。我舉這個例子無非是說明，毛詩的風格其實非常容易模仿，基本上就是堆砌雄性激素的詞彙，稍微加點典故即可。不是吹牛，毛那樣的詩，我一天可以寫十幾首出來。為什麼毛詩的粉絲那麼多呢？很簡單，那是因為官方的壟斷宣傳扭曲了讀者的審美取向而已。

關於毛的另一個神話，也就是所謂的「理想主義」，也非常流行，連很多文化人也不能幸免。在研究西方政客的行為的時候，很少有人會幼稚到用理想主義來解釋。我從來沒聽說過誰認為奧巴馬搞醫療改革是因為理想主義。但是對於毛這樣一個無惡不作的暴君，為什麼反而有很多人善意的詮釋他呢？毛在他上升的途徑中，除掉了身邊不知道多少潛在的競爭者，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試圖除掉他。設想如果他的策略計算公式裏包含了除了個人政治利益外的任何其他因素，你覺得他有可能存活麼？想像一下，如果你正在保持平衡穿越一個狹窄的獨木橋，下面是萬丈深淵，你是否還會去考慮自己走路的姿勢是否優美？中共高層從建黨初期一直到毛死，都是一個非正常死亡率極高的高危職業，你真覺得在這樣的環境下成功存活者會把理想放在眼裏？毛身邊但凡有一點理想主義色彩的，哪一個得到善終？

很多人不了解中共早期內部鬥爭的殘酷性（其實遠勝過國共之間的鬥爭），這主要是因為宣傳部門直到今天都嚴禁出版關於肅反的研究著作。但是只要你願意翻牆，要搜到這樣的材料是相當容易的。舉一個例子，1930年毛親自授意紅一方面軍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審問AB團成員。根據《AB團與富田事件始末》一書中引述的材料，李韶九到場指揮用刑，「哭聲震天，不絕於耳」……「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我知道這些材料可能讓讀者不舒服，但是不提到它們不足以展示毛是怎樣的一個人。富田事件發生時，毛只有37歲，還算是個年輕人，並不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樣「建國以後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他的頭腦一直沒有變過，一直是一個為了個人政治利益可以濫殺無辜的無恥之徒。

毛澤東研究者高華的著作裏有很多有價值的史料，但是他對富田事件的評價讓我有點大跌眼鏡：「在毛的眼裏，只要目標崇高——撲滅「AB 團」就是保衛革命，即使手段嚴厲一些，也無關緊要。」搞歷史的人如果只摳史料而不洞悉人性恐怕遠遠不夠。毛的眼裏真的有所謂「崇高」的目標麼？難道這個世界上真的有完全獨立於同情心和人道主義之外的所謂「崇高」麼？

知名媒體人黃章晉在微博上也提到類似的觀點，他說毛的社會理想是「消滅三大差別（城鄉、工農、腦體）」，理由是他的《五七指示》中如是說，並認為這一理想是毛製造人間悲劇的根源。我的回覆是：難道毛親手簽署的史無前例的戶口制度不是恰恰在固化這三大差別麼？大飢荒時期為什麼餓死的都是農民？不正是這三大差別的極端體現麼？這一點在高華研究整風運動的專著中也有描述：「延安高幹供應制度的建立，對於正在形成的以毛為中心的體制具有重大意義……從此，中共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羅曼蒂克式的平均主義時期已經結束，中共已進入到強調等級差序的新時代。」也就是說，平等這個概念是早在延安時期就已經不在毛的策略選項裏了。毛從這種不平等裏獲得的好處是巨大的，比如可以在男女比例失調的延安輕易地另尋新歡，並把懷孕十次、生產六次的賀子珍關到蘇聯精神病院。

總之，中國人觀念中的去毛化過程還遠遠沒有結束。對毛的揭露也不應僅僅停留在他的「錯誤」政策上面。事實上，他對自己所有政策的災難性後果是有充分估計的。但是他的潛台詞是：「Who cares?」很多秉性純良的普通人意識不到一個獨裁者的利益驅動、安全驅動、性驅動可以強大到什麼程度，以及他對別人的生命可以漠視到什麼程度。不想明白這一點，也就無法意識到一個限制政客自由度的政治制度是多麼重要。

——东网

贝带劲：大外宣战略、审查和自我审查（附朱学东《2014：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Posted: 08 Jan 2015 06:10 PM PST

金融时报漫画

近日，有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名为《假境外媒体大全》的文章，其中列举了百余被指为受中国当局操控的境外媒体，此文短期内达到了万余阅读量。"山寨外媒"、"亲中外媒"、自我审查外媒及媒体管制、新闻自由等相关话题再次引发热议。

"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成立假外媒惹眼

12月13号，杨恒均在其微信公众号中写到，《世界华人周刊》发自北京的报道称："2014年12月11日晚，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的正式成立。杨恒均担任主席"。报道指，该组织是"海内外新媒体及新媒体资深从业人员自愿加入的合作对话交流平台"。言其成立宗旨是："聚焦全球华人，弘扬中华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助中国走向世界"。并称：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同时聘任新媒体资深从业人员、自媒体业者为理事会成员。

该文中列举了受聘于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担任顾问的、共35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华文媒体社长、总编，以及他们所处的"外媒"，其中包括《世界华人周刊》、美国《中美邮报》、美国《中华商业周刊》、美国《中美邮报》、美国《中国日报》、日本《中日新报》、罗马尼亚《欧洲侨报》、加拿大《大华商报》、加拿大《先枫报》、加拿大《七天》杂志……等。

维基百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这一词条的页面中列举了大量被记录的"山寨版外媒"，它们都是被大陆中宣部收购、控股和创办的党办华文媒体，上述这些"外媒"全在山寨榜单之中。

假外媒多次被揭露

2012年底，十八大期间，在十八大新闻中心里提问了四次的澳洲记者安德里亚，被披露是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控股的媒体"凯歌传媒"。当时在现场的澳洲媒体人士没有人知道凯歌传媒的底细。据报道，有外媒同行发现她提出的问题与中国的宣传口径十分吻合，便对她的身分产生怀疑。澳洲电视台驻华特派员麦当尼尔曾找到Andrea Yu交流后发现，原来她事前已经与主持有了默契，她的问题事前也获得了批准。

据报道，在交谈中，Andrea Yu向麦当尼尔坦白承认，她这次的角色，确非是一个真正记者的所为，她加入的传媒公司也只有一个月，她本人也不想接受这种任务。Andrea Yu还透露，她的提问都是中国同事事先写好的，她无权提出自己的问题。

据了解，澳洲环球凯歌传媒在墨尔本设有办公室，但大半股权是由北京所持有，跟中国政府媒体有密切关系。环球凯歌官网列有在北京的住址和电话号码。该集团的老板姜兆庆，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足球专业。该公司在2009年9月12日在澳洲墨尔本建立，目前在中国、纽西兰、泰国、蒙古、斯里兰卡、印尼、阿富汗、尼泊尔、阿根廷都注册了子公司。

当时香港阳光时务周刊在相关报道中表示：十八大的"外媒"演出成了"大外宣战略"成果汇报表演。阳光时务周刊指，在新闻自由的境外注册媒体，并通过这些"外媒"将对体制的赞美出口转内销，已经愈来愈成为中共舆论战的一环；而已经实施多年的"大外宣战略"，十八大的"外媒"演出只是成果之一，可以部分展现外宣攻坚战中"夺取国际话语权"的行动模式。

另据法新社报道，去年3月11号两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官员在全国人大会场举行记者会时，司仪点名澳洲"环球凯歌国际传媒集团"女记者肯尼（Louise Kenney）提问。澳洲记者肯尼没问中国经济增长率减缓、影响不小的影子银行、或腐败等问题，她问的是政府允许较多外国公司进入农业保险市场的政策。稍后有位外国记者用中文高喊："给外国媒体一个机会！"他在得到提问机会后说了一句"我是真外媒，不是冒牌货"，引发场内一阵鼓掌与笑声。

此外，还有网友发现，自称"日媒"的《日本新闻网》其域名居然是中文拼音"ribenxinwen"，令人啼笑皆非。大陆官媒频繁引述的《欧洲时报》也是中新社创办，意大利欧联通讯社也与《人民日报》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力推进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海外华文媒体被认为"肩负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任"，中国也通过大量投资，积极在海外扩张中国媒体的影响。大陆媒体在报道中经常出现"据外媒"的字样，其中不乏上述"山寨外媒"，另也有"亲中外媒"和"自我审查表现良好"的海外媒体，借其口为当局代言。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多少外媒为中国说话、或持有亲中立场，问题的核心在于，在新闻受到严格管制的中国语境中，批评的声音被系统性地挡在了门外。

亲中外媒

"亲中媒体"是指新闻报道立场倾向中国政府的传媒，是台湾、香港、澳门或其它华人社区广泛使用的一个名词，有别于大陆传媒生态。其中不乏直接接受中国政府提供的资金的情况。它们大多较少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及方向提出批评和异见、也较少报道中国的负面消息、较少报道中共内政及军事讯息。

在对待"政治正确"的禁忌方面，如避称中华民国政府各级机关的正式称谓等，这类媒体则视主要用户地区，而在做法上各有其弹性：如在台湾的亲中共媒体，并不避称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为总统；但像香港文汇报，则会改用其他称呼，如改称"台湾领导"，或者刻意用引号括住，以表达这些媒体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用户可以从这类媒体的专业评论或独立契约工作者的个人活动及政治倾向属性中，了解到该媒体的政治立场倾向。对于可能带给民众对北京政府负面观感的报道，则会尽量避免，如台湾亲中共媒体对于温州动车事件所采取的回避立场便是。

据维基百科词条，亲中媒体的网络平台评论区也是大陆五毛水军的"工作地点"。虽然多数海外亲中媒体网站在中国大陆无法被正常访问，但如果其报道开放匿名公众评论，则仍可见到活跃的"中国网民"留言，这些留言表现出与中国当局相当一致的价值观，因此往往被视为中共网军的舆论引导行为。有疑似中共网军的长期活动是亲中媒体的特色之一。

习近平在12月20号赴澳门参加庆祝澳门回归15周年大会，大陆官媒《参考消息》对此的报道中就借用了很多亲中外媒的口吻。其中提到的《澳门日报》是澳门销量最大的报纸，其内容大多以支持"澳门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及支持中国政府为主，报道台湾新闻时会在政府部门名称加上引号以表示"不承认其正当性"之意。澳门广播电视也经常在"台湾政府"前加上"所谓（的）"这一字样。

另有台湾《联合报》被称作"统媒"，据悉大多与中国国民党有关连，也接受国共两党的"置入性行销"。苹果日报、自由时报、中央社等媒体对此都曾有批评。2010年的苹果日报评论指：中国大陆各机关，常于台湾各报章，从事新闻置入性营销，严重扭曲传播伦理，阻碍国家进步，并侵害民众对媒体的信赖与新闻应独立自主的专业。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怠于处置，任凭中国大陆之新闻置入性营销横行泛滥，核有违失……

"壹传媒交易案"相关报道中，曾引述公平会主委吴秀明的话说："无法以言论集中、多元，作为审查的主要或唯一理由，公平会不能因为社会压力大，做违法乱纪的事。"评论认为，此言表达了台湾当局保护言论自由与恪遵法治的态度，却也突显了台湾所强调的言论自由，足以成为有心人据以打击言论自由的困境。

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直标榜新闻立场中立，但有分析认为，该媒体有亲中倾向，其所邀的作者中包括帶有一定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時事评论员阮次山、中国全国政協委原韩方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研中心研究员蔡逸儒、香港凤凰卫视時事评论员邱震海等。该媒体网页曾因报道乌坎事件被大陆GFW封锁，当时香港明报对此消息的报道中使用的措辞是"一向和中国政府交好的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网站"，看来"一向交好"也并不代表可以"一直保全"。

自我审查的外媒中文版

追踪中国网络审查的网站GreatFire在去年1月的报道中指出，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发布"机密文件披露中国精英的海外资产"后，中国大量封锁外媒网站，并列出了因转此新闻被封锁的网站网址。GreatFire认为被封锁原因是，这些媒体被国际记者调查同盟列为了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新闻的发布伙伴，没有被列为发布伙伴的媒体，只有相关报道被屏蔽，或者根本不屏蔽。因中国用英语或者小语种阅读新闻的人并不多。并指出：中国对这些网站进行全站封锁是报复性的，并不只是控制信息传播。

据GreatFire观察，没被封锁的外媒中文网站对此均没有报道，被长期封锁的纽约时报中文网对此进行了报道。FT中文网有关报道也被封锁。GreatFire表示：只能认为外媒在中国政府封锁网站、拒绝签证的手段下进行了自我审查。

驻华外国记者被中国当局刁难的案例已被报多起。2012年5月，批评中共当局的半岛电视台记者陈嘉韵被驱逐，其从属的北京记者站也遭关闭；2013年11月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路透社的资深记者慕亦仁也遭遇中国政府的无理由拒签，慕亦仁确信这与他多年来对中国人权等"敏感话题"报道有关；同期，据《纽约时报》报道，国际著名财经新闻社彭博的记者傅才德因参与撰写关于中国政府高层的报道被其管理层停职。2013年11月8日，《纽约时报》刊发彭博这篇调查，并同时引用不愿具名的彭博官员的说明：彭博迟迟未刊发的原因主要是担心"被赶出中国"。

在近期的占中事件中，本网曾有报道，部分外媒中文网存在被认为是源于自我审查的延迟跟进现象。美国之音中文网日前的报道显示，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从1997年开始就一直进行了有关香港新闻机构自我审查的调查，最新结果表明，一半受访者认为媒体有自我审查现象。根据调查数据，认为港媒出现了自我审查的人数5年来有上升趋势。

虽然诸如压制稿件、延迟报道等手段可被视为"迂回战术"，不代表彻底妥协屈服，但一样是对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羞辱。中国的新闻审查是始作俑者，违背言论与传播自由的新闻原则、导致媒体公信力崩溃。一次次的妥协或许能换来一个个短暂的利益和安全，但也更令自身一步步迈向深渊，逐渐沦落为屈服于权力的寄生虫，代价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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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境外媒體大全】

下面這些所謂的外國媒體，都是中共暗中花錢操控的假境外媒體:

美国
《美中信使报》
《芝加哥华语论坛》
《中美邮报》
美国纽约商务传媒集团
美国世界华文出版社
《新闻周刊》
美国美南电视报业集团
《美新侨报》
《南美新闻网》
《拉斯维加斯时报》
《美华商报》
《大底特律时报》
芝加哥《神洲时报》
北卡州《华星报》
美国纽约海外电视台
《美中报导》
《密城时报》
《华兴报》
《美洲商报》
《拉斯韦加斯新闻报》
《亚省时报》
《华商报》
《彼岸》杂志
《中外论坛》杂志
《华盛顿华文邮报》
《华盛顿观察》
《科州华报》
《红杉林杂志》
《国际日报》
《华盛顿新闻报》
《密城时报》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华厦传媒集团
《新市场报》
《大华时报》
《澳洲日报》
《澳大利亚时报》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新市场报》
《澳洲日报》
《墨尔本日报》
澳大利亚大洋传媒集团
《澳华国际传媒》

加拿大
《环球华报》
《星星周刊》
《健康时报》
《枫华之声》
《健康报》
《加华新闻》
《加中时报》
加拿大新时代传媒集团
《多伦多网上电视》
《中文电视台节目》
《今日中国文汇报》
《加中时报》
《七天新闻》
加拿大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
《华侨報》
《大华商报》
《世界华人周刊》

意大利
《欧洲华人报》
意大利欧联传媒集团
意大利欧联通讯社
《欧联时报》
《欧联网》
《欧洲商旅报》
意大利欧洲华人电视传媒集团
《世界中国》杂志

委内瑞拉
《委国侨报》
《南美新侨报》
《委华报》
《南美新知》杂志社

新西兰
《新西兰联合报》
新西兰中华新闻通讯社
《信报》
《TV33 华人电视台》
《中文先驱报》
《中国城网》

泰国
《泰华网综合资讯》
《泰亚新闻网》
《东盟商界》杂志社

日本
《中日新报》
《中文导报》
《半月文摘》
《中国悠悠》杂志

菲律宾
《国际日报》
《联合日报》
《华商纵横》

柬埔寨
《柬华日报》

英国
《英国侨报》
《华商报》
《英中时报》

德国
《欧洲新报》
《欧洲新侨网》

瑞典
《欧华天下杂志社》
《北欧华人报》
《北欧时报》

俄罗斯
《龙报》
《捷通日报》

欧洲
法国《侨报》
葡萄牙《葡华报》
捷克《华商报》
希腊《中希时报》
欧洲《新侨网》
中欧《华商报》
匈牙利《布达佩斯时报》
爱尔兰《新岛传媒集团》
荷兰《联合时报》
《西班牙联合报》
匈牙利《联合报》
乌克兰《乌克兰华商报》
波兰《环球周报》

其它
印尼《国际日报》
毛里求斯《华声报》
韩国《新华报》
缅甸《缅华网》
《达拉斯新闻》
西非《华声报》
《坦桑尼亚华人论坛》
南非《华商报》
肯尼亚《华声报》
肯尼亚《中非经贸报》
非洲《环球邮报》
秘鲁《新视野》
巴西《南美侨报》
《南美新知》杂志社
《南美新知》新闻网
南非《华侨新闻报》
阿联酋《中东侨报》
埃及《中国周报》
《新岛周报》
马来西亚《亚洲时报》
尼日利亚《西非统一商报》
《西非华人在线》
南非《华侨新闻报》
阿根延《新大陆周刊》

這些都是中共分布在海外的部分傳媒。不明真相的人們以爲真的是西方媒體，其實都是中共的喉舌。

——网友推荐

【附录】

2014：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中国媒体人朱学东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

"尽管我所处的时代有着莫大的残酷性，

但我仍然要赞扬它，

我不向往任何别的时代。"

——米沃什，《从我所在的地方出发》

2014年北京的严冬，比其它年份来得更早，而且更冷。

彻骨的冷。对于关怀社会而不仅仅是把媒体当成是一个挣钱养家糊口的职业的人来说，这种寒冷，是从未有过的。

至少，我所认识并尊敬的那些同业，他们感受到了这种从未有过的冷。

在网易推举媒体年度报道奖项时，我赫然发现，竟然除了少数几篇反腐报道，鲜有印象深刻的。这是过往从未有过的单薄。

站在新年的门槛上回望，我曾经立身的媒体业，伤痕累累，奔走呼号之声不绝，放眼望去，一片狼藉，举目疮痍。

可以说，过去的一年里，整体而言，中国传媒业屡遭羞辱讥嘲，对真相无用，对正义乏力，从本已经世俗化的圣坛跌落灰尘，失去了往昔残存的职业尊严和荣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岁末凤凰网一篇《情怀依旧——致敬2014中国媒体人》，才会有热烈共鸣。

这是一个技术、政治和商业三重力量共同瓦解中国传媒人传统情怀的时代，谈情怀，谈坚守，从主流而边缘，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包括传媒业非常奢侈的话题。

但是，一旦真的放弃，所有的正确与错误，争辩与妥协，一切皆若过眼烟云。作为解甲归田将近一年的我，自有切肤之感。

即便在黑暗里，在废墟里，在举目的疮痍里，依然有许多新的东西在野蛮生长——这是新的技术新的资本和新的价值观的产儿，尽管我不知道这些新生的东西，会将我们带向何种不确定的未来。但我相信，尽管它未必是我们的救世主，它要去的世界未必是我们想去的，但它肯定不是旧世界的同路人。

尽管过去的光芒已经照不亮前路，不管怎样，我们依然还要往前走，哪怕撞得头破血流，还得往前，摸索着往前走。人不能遇到墙就止步，更不能永远呆在黑暗中。

许多朋友许多媒体依然在坚守，在寻找中坚守最初的理想而不弃，让我倍感亲切和欣慰。

我相信，黑暗中的坚守苦熬，为的就是有欢唱的一天。哪怕就像知了，4年黑暗中漫长的苦熬，只能换来2个月的歌唱，也值得去努力。

既然知道世道的艰难，抱怨也就成了自己挣扎向前的敌人，它会消磨自己的意志，模糊自己的心智。

米沃什在《从我所在的地方出发》里写道：

"尽管我所处的时代有着莫大的残酷性，但我仍然要赞扬它，我不向往任何别的时代。"

是的。这句话对于被禁锢的心灵来说，意味深长。我们有着与众不同的"幸运"，得以窥见深渊里的黑暗，甚至窥见自己内心的黑暗。

我不向往任何别的时代，那个恩赐的天堂不属于我。我愿意在自己的时代，建设自己，用创造对抗破坏，为自己争得未来，哪怕这一过程充满艰辛，哪怕最终也未必能来。

任其事，成己心，足矣。

一、趋势

1、技术主导重塑媒体生态

多年以前，我这个科盲便开始注意到技术对于重塑传播业态的基础性作用。

怀特海说，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方法本身，那才是真正的新事物，它把旧文明的基础砸个粉碎。

技术的进步，赋权于普通人，让普通人拥有了非同寻常的权力。万物静默为听一声的世界，被众声喧哗所取代。人们开始说话。

在人们开始说话的同时，信息垄断，这个曾经的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石，开始被打碎。

当然，这一过程，也是对威权和权威的解构，它不仅瓦解了传统的媒体企业，也瓦解了传统媒体产业的基石，同时，也瓦解了传统媒体人引以为傲的"情怀"。

技术进步开始重塑社会结构，也重塑媒体生态，重塑权力体系话语体系，不惟传媒业。

这一过程远未完成，而且刚刚开始加速。

技术进步和商业化的代际更迭速度也在加速，每一次代际更迭，都会尸横遍野，傲立者凤毛麟角。这是技术进步带来媒体生态变化的特点。这一过程中，传媒业的生态还未最终定型。但是，只有能够触摸到用户脉动的媒体，无论是深层的情怀还是浅层的消费需求，才会有未来，才会成为傲立者。

2、政治的压力不会消减

在我20年的从业生涯中，从官方到民间，从中枢到边缘，从南方到北方，千山万水之后，我从来没有感到像2014年的那种压力和窒息感，即便我已经只是附骥于媒体的末梢而生活的人。2014年广电系统的那些层出不穷似的怪异禁令，已经一斑可窥全豹了。

首先是大环境、大政治的需要传导的压力。

其次是部门和区域权力和利益传导的压力。大政治的压力通过部门传导，是层层加码的。传统媒体最直接的压力来自于此。

新的压力，源自管理部门的学习能力。

过去市场化媒体的成长，缘于两个空间。

一个是媒体在中国归根到底由不同的权力部门主管，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各地方之间，也有不同的利益，这中间形成了缝隙，在缝隙中，市场化媒体成长起来，而如今，缝隙正在堵上，这是一个大局。从当年北京市场的变化起，至今尚未完成。

2014年盛传的《财经》、《财新》、《经济观察报》、《炎黄春秋》等等变更主管主办单位的消息，其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后续变化仍可观察。

另一个空间是技术进步带来的。

但是，这一空间也正在关上。有关部门对于技术的学习能力及运用，开始追赶了上来。

没有法治的完善，只有工具的进步，这种进步在现代社会也会成为一种灾难。这是技术进步的双刃剑的一面。

"有时候为捍卫自由而采取的措施，会成为自由最大的敌人。"美剧《鹰眼》的台词说的很有道理。

早在1953年，殷海光在《治乱底关键——<中国的治道>读后》（《中国的治道》是新儒家宗师徐复观关于唐朝陆贽全集的读后）一文中曾经谈到过技术进步可能的灾难性后果：

"如史达林之流所例示者，今日的暴君手握现代的统治技术，其所实行的统治是密而不漏、面面俱到的全面统治……这种统治演变所极，可能钻入你生活底每一层面，干涉到私人生活每一节目，如何了得！……这种现代统治技术，对于任何个体，永远维持着绝对优势的地位。在这种技术所形成的网罗之下生息的人，迟钝者根本感觉不到危机日渐加深；少数思力敏锐者即有所觉，亦莫可奈何。"

不仅仅是让媒体失去公信力和权威性那么简单了。

我们有可能不幸会面临这样的局面。

但愿不。

3、传统媒体人转型创业热不退

"天使背对着未来，他看到以往逃亡所遗留下来的残骸正在腐败并发出恶臭，他被这一刻的强烈感受推入未来……"

本雅明在评论保罗•克利的画作《历史的天使》"飞向未来"时所说的，完全可以用来描述当下中国媒体人的转身。

传统媒体在政治和技术以及自身体制的先天性疾病的多重夹击下，让从业者无法突破事业的天花板，看不到未来。职业的想象空间和尊严同时在丧失，而技术主导的新平台财富的想象空间以及其它领域企业现实的实惠，都在诱惑着越来越多的人转身，或创业，或转型。这一过程还将持续。

转型或者创业，都是一种自我选择，这本也是媒体追求的社会目标。但是，一个行业有从业经验的人员大规模流出，对行业来说，不是好事。

我一直把人员流动看作是行业兴衰的一个指标。传统媒体失去的，不仅是有经验的从业者，还有存量智慧，还有未来。

4、老兵凋零，新人辈出

江山代有人才出，老兵凋零新人出，本是自然现象。

但是，我们这个国家过去长期的农业社会，比较相信年长者的经验教训，而不太愿意相信年轻一代。

事实上，过去都市报、时政新闻杂志和时尚类媒体的成功，大体都有年轻一代或者相对年轻者的功劳在里边。但如今大部分人已经慢慢老去。包括我。

我已经知道自己过去的经验不能照亮未来。

还在1990年代，传说台湾城邦集团的詹宏志，提出要请年轻人做杂志的主编，在他看来，未来是要办杂志给年轻人看。

如今技术主导媒体形态的时代，正好应了詹宏志的预言。那些技术主导美元资本下的蛋，大多是年轻一代主导，他们的目标用户也是年轻人。

世界正在成为年轻人的。

5、传统媒体格局调整，体制媒体迎来逆增长，市场化媒体上演生死时速

传统媒体的生死时速，真正开始是在2014年，过去也有零星死亡案例，但都不足以说明问题。

传统媒体的资源要素大部分来自市场，技术进步对用户和市场的分流，恰赶上经济周期的低谷，市场化媒体中原本做得不好的，首当其冲。生死时速开始了。

但与此同时，体制媒体却出现了逆增长。这种增长是一种特别恶劣的现象。2014年，我曾专门撰文《逆增长之祸》，谈这种增长对公共财政、对行业、对产业、对市场规则、对社会公众信任带来的伤害。这里不再具体谈。

某种意义上，微博场上所谓大V退场，国家队入场，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一过程，皆非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

6、南方凋零

大概是2005年，《新周刊》曾做过一期杂志，谈中国城市新文化格局的传媒。在这一期杂志上，我在接受《新周刊》记者黄俊杰访谈时，提了一个观点，认为，对于媒体人而言，广州是窝巢，北京是翅膀，上海是最后一片新天空。

如今差不多十年过去，广州的媒体尤其是南方精神凋零之势不仅已现，恐怕难以挽回。

窝巢不再，甚至被捅。只有残存的余晖，吸引着年轻的经验不足的人以此为跳板。

至于上海，这片新天空，直到2014年中后期，才在《澎湃》和《界面》的出现上，看到一点点曙光。

当然，凋零的不仅是南方。越来越多媒体和业者，开始放弃过去的情怀，转而直接投奔商业。

南方的凋零真正具有着象征意义。

7、市场化传统媒体的转型，开始探索新路

2014年6月，我在重庆，跟《重庆时报》总编柳祖源的一席谈，年尾在《成都都市报》20年暨媒体融合论坛，以及我本人在年底进入《新京报》，让我更多地了解了都市类报纸转型的实践和方向。我发现了新的变化。

过去谈媒体融合一直是政治正确，我个人对这个概念也一直持不同意见。我不认为有融合，这个概念把传统媒体的转型引上了歧路。没有融合的资格。

技术和地方及部门利益，基本上已经瓦解了都市类报纸的本地新闻。传统媒体所拥有的，仍然是数量较多的受过职业和专业训练的人才，以及曾经拥有的品牌。

因此，传统媒体所要做的，就是利用残余的优势，尽可能汲取市场剩余，为转型升级赢得最后的机会。

拥抱技术拥抱用户是传统媒体转型的方向，这不是融合，而是全新的创业过程，需要的可能是全新的理念。

8、版权纷争仍然会持续

2014年的版权纷争，因为"今日头条"达到了高潮。至于各种微信公号、报纸杂志的抄袭和未经许可的转载，数不胜数。

除了思想禁锢之外，版权保护不力，也是对社会创造力的巨大摧残。

具体到传统媒体身上，那就是财富的失落。几乎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付费墙。这意味着转型的成本无形中加大了许多。

有关版权的纷争，随着搜索技术的进步，会越来越成为热点。

9、商业视频遍地开花

这个完全得益于技术进步。

未来它会发展成什么，我看不清楚。但是越来越多的产业资本开始涉入，基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的商业视频，不仅仅会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它已经开始改变信息传播的方式。

10、媒体的专业水准和职业化水平下滑

在2014年的不少报道里边，比如郭美美事件等的报道里，都显现出来。

这种下滑，与传统媒体人才流失、经济效益下滑、减少队伍建设投入以及管理松懈有关，也与高校新闻教育的缺陷有关，与从业者个人的能力心态有关。

除少量媒体外，大部分媒体在这方面会继续下滑。

二、2014中国媒体大事记（排名不分先后）

1.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召开

——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可以有分歧，但不可以没有交流。商业的逻辑是常胜军，中国的市场还是吸引人。

2.国家推动媒体融合，推动新型媒体集团建设

——不过，个人不看好国家主导的做法，史有明鉴。新型媒体集团，有影响力有话语权的媒体集团，最终要面对市场检验。

上海报业会成为例外么？

3.媒体人过劳死

——2014年，不少同行因病去世，包括一位我的老友。

这个行业的压力，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选择做有理想有尊严的媒体，就是选择了天人交战，就是选择了西西弗斯的命运。

4.司法机关整治新闻敲诈案

——这并非2014年才搞，但真正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是2014年对21世纪传媒集团的整治。其背景尚不清晰。

我曾专门著文《入局——21世纪网们的命运》。一个渗入社会骨髓的病症，岂是运动式执法查处就能解决的！所以，乐见此番有司打击新闻敲诈的同时，我也怀疑，这样的举动会不会消除新闻敲诈现象，我并不乐观。

需要的是持续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只有法律的外在约束，才有长治久安。

越没有法律保护的表达自由，腐败就越多。媒体的腐败，与社会整体性腐败和堕落一样，是没有法治，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公开性社会的必然结果。

没有自由表达的空间，没有公开性，不仅不会产生负责任的媒体，也不会有负责任的政府，负责任的企业。

酱缸之中，要独白其身，何其艰难！

5.央视窝案

——从郭振玺到芮成钢到其他一些人被调查被抓捕，虽以窝案称，其实是不同的案子，其背景外人依然不清楚。但负面影响极大。

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央视的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暂停了。

6.反腐报道独欢

——今年最受人关注的报道，几乎都在反腐领域。而这方面的报道，与过往略显不同的是，以《财新》一家独欢为主，兼有后来的《澎湃》，以及其它媒体的一些零星报道。

7.部校共建

——国内著名高校的新闻学院，要么和各地宣传部，要么和媒体合办了。争议很大，影响深远。

8.互联网媒体记者获记者证

——也只有我们才要这个证。

三、年度媒体（排名不分先后）

1.《新京报》

——某种意义上硕果仅存了。

2．《东方早报》

——上海滩的异数，常有出人意料的作品。

3.《经济观察报》

——常有出人意料的作品。

4.《21世纪经济报道》

——重创之后，前路漫漫。

5.《南方周末》

——真的没有机会了么？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

6.《南方都市报》

——十字街口。

7.《财新》

——反腐报道的一枝独秀，某种意义上也掩盖了他们在其它方面的努力。

8.《今日头条》

——风云激荡，技术决定。

9.《荔枝电台》

——黑马。

10.《读睡》

——黑马。

11．罗辑思维

——粉丝心理学经济学的成功。

12．《澎湃》

——关键是要坚持走远。

13．《界面》

——机会似乎不错。

14．《媒体札记》

——独成风景。

15.新浪微博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平台。

16．腾讯微信

——已成主要社交工具。

17．共识网

——思想界硕果仅存的网站。

四、年度人物（排名不分先后）

1.陈彤

——门户时代代表的转身，也是门户式微的象征，于个人，也是扔下怀抱的地雷。

2．沈颢

——沈公子的命运，最让人唏嘘，也重创了南方传媒乃至整个传媒业。

3.罗振宇

——极其聪明且有些疯狂的人，成功总是有理由的。

4.朱伟

——执掌市场化综合新闻类杂志近20年，功成身退。于后继者而言，真正的挑战才开始。

5．封新城

——执掌《新周刊》这本杂志18年，游走在刀锋边缘，功虽成，退也有因，不容易。

6.陈朝华

——由内容而执掌经营，也是有原因的。不容易，珍重。

7.何力

——再次创业，总有让我意想不到的地方，《界面》令人期待。

8.邱兵

——10年前我就对《东早》寄予厚望，坚持下来，真心不容易。如今又开新局，做《澎湃》，好运。

9.牛文文

——老牛的黑马俱乐部是个大黑马。媒体人成功转型的代表。

10．陈婷

——媒体人成功转型商业的代表。

11．周智琛

——年轻一代传统媒体人的代表，所到之处，总是搅得风生水起。

12．徐达内

——媒体人转型新媒体的代表。

13．王和岩

——职业、专业的典范。

自2003年底2004年初开始撰写中国报刊业大事评点至今，已经整整11年了。

这是我自己基于个人信息和判断，对我所接触并理解的中国传媒的个人观察记录。目力所及，思考所至，虽然偏颇缺漏，但我却傲视我所能看到的所有关于中国传媒业的评点而无惭。

我曾经在《2013：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的最后写过这样的话："不过，一个人坚持十年，也算到了摘下久悬的桅灯时候，该结束这一段航程了"。

但是，即便在2014年我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媒体业，成为一个普通的宅家男人，我依然把我温存的目光投向这个让我爱恨交加的行业——这曾是我立身之所，我的许多朋友依旧在这个行业坚持，我所喜爱的媒体，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他们（它们）的命运，也关乎我的生活——我宅家的主要生活来源，来自于给媒体撰稿。

所以，冷暖感同身受。

所以，当我感受到这个行业在表面的废墟下隐藏的巨大的生命力——尽管我个人保守主义的立场不太喜欢这种张力，我最终还是决定继续挂起曾经摘下的灯，点亮它，并在它的照耀下，再次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也算是我对自己所热爱的行业献上一点小小的敬意。

我希望它能等来春天，等来花开的时候。

（基于某种原因，文中有些语焉不详的地方，恕不解释。纯粹个人立场，与我服务的机构无关。2015年1月6日凌晨2点，旭日嘉园。）

张千帆：为什么反宪政没有未来？

Posted: 08 Jan 2015 05:31 PM PST

张千帆

自从2013年5月起，国内反宪政的杂音即不绝于耳。以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的"宪政姓资论"为开篇的第一波浪潮在一片嬉笑怒骂中狼狈收场，我原以为反宪政已经日暮途穷，却低估了御用文人的寡廉鲜耻。在《红旗文稿》、《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媒的策划站台下，反宪政行为依然断断续续、苟延残喘。直到本月中旬，《环球时报》还抛出"'宪政'背后包含着政治盘算"、"宪政主义是一套意识形态"、"西方宪政派和民主派一直打架"等四篇不知所云的反宪政评论。这些胡言乱语收获的骂声似乎有所减弱，但那只是因为经过几番折腾之后，社会对这套陈词滥调已经完全失去兴趣，任由他们自娱自乐而已。

反宪政立场之所以不可理喻，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反人类的——因为它违背所有人的基本利益，不论你是谁。反宪政者可能以为自己是既得利益的一部分，发表反宪政言论能让自己分得体制内的一杯羹，但是没有宪政，他们自己也是体制的牺牲品。

君不见，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一度贵极人臣、呼风唤雨，到头来仍不免沦为权力斗争的祭品，而他们所享受的人身权利保障甚至还不及一个普通犯罪嫌疑人。这就和曾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当年大搞领袖崇拜，等到自己自食苦果、沦为最高领袖的阶下囚之后再拿起宪法，早已无济于事一样。当前各级官员平日尸位素餐，一旦遭到纪检调查即享受"双规"待遇，人权不受任何保障，各种跳楼、上吊或"被自杀"现象屡见不鲜。没有宪法所保护的基本人身自由，即便官场既得利益者也只能生活在没有任何安全感和尊严感的状态。

如果你不是严格意义的既得利益者，宪政对你就更重要了。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企业家，那么你一定知道在中国办实业的艰辛。由于宪法平等未得到落实，民营企业获得贷款要比国企难得多。如果你搞民间集资，又很容易被扣上"集资诈骗"的罪名；几年前，浙江女商人吴英就差点因此被判死罪。除此之外，《刑法》还有"非法经营"等若干"口袋罪"，随时可能套在你头上。一旦地方财政紧缺，需要没收若干企业资产做做补贴，那么你就有可能成为杀鸡取卵的对象。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就是如此。如果连人身权都得不到保障，财产权就更不用说了；一旦人身自由受到威胁，你甚至巴不得"花钱消灾"。面对网络流言，小品演员赵本山吓得赶忙表态："要是国家需要我的财产，都可以拿"，可见没有宪法保障，有产者脆弱到了何种程度。

如果你是普通工人、农民或农民工，那么宪法对你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就是建立在你身上——你的工资待遇低，你的房产得不到保护，你的土地随时可能被廉价征收。所有这一切都用来吸引国内外投资，拉动产业发展和出口贸易，维持GDP高速增长。然而，低人权也许对于"国家"发展来说是某种"优势"，对于普通人来说却是不折不扣的劣势。其实，中国这么大，为什么要剥夺自己的劳动力和财产，耗费自己的资源、污染自己的环境，生产出各种高大上的产品供别人享用呢？究竟是谁需要这种竭泽而渔的"发展"？

哪怕宪法只实施了一条，如果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能落到实处，你能选举为自己谋利的工会或农会，那么你的处境就会有很大改善。当然，如果你能把选举权真正行使起来，中国本来就没有必要按照这种模式"发展"。如果你选举的村委会能代表村民利益，那么村长就不会偷偷背着你们卖地了。如果你选举的人大代表确实能代表多数选民的利益，那么各级人大就会一改几十年如一日的"橡皮图章"面貌，为立法和监督等本职工作尽责尽力，而各级官员自然也就不会那么为所欲为、嚣张跋扈……只有宪政才能让你克服自己的低人权劣势。

如果你是警察、城管、军人或普通公务员，你根本就不算"既得利益者"——虽然你吃的是体制的饭，虽然社会常常把你和政府视为一体，但你的工作压力往往很大，而待遇其实不高，寻租机会有限，上升空间很小，而且官场黑暗，每一步高升都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道德成本，从而将更大的把柄交到别人手里。如果你不愿意同流合污，那么很容易成为上级或同僚嫉恨与报复的对象，而上级对你的奖惩是不受司法监督的"内部行为"。在法治国家，公务员诉领导占了行政诉讼的很大比例，公务员的合法权利受到国家尊重与保护。只有宪政才能让你做一个有尊严的国家工作人员，坚持原则、遵纪守法等美德才会成为你的安全保障而非晋升障碍。你也会得到更多的社会尊重，因为只有宪政才能化解官民矛盾；只有宪政才能让你真正"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服务。

即便你是一个无业游民，你也不可能游离于宪政之外而生活。你首先要想想自己为什么没有工作，也许是因为政府不让你摆摊设点，而做一个流动商贩本来是你谋生的权利和自由。印度最高法院即曾判决，政府不得剥夺流动商贩的生存权与经营自由。即便你赋闲在家，你还是要喝水、吃饭、呼吸空气，但是在这个国家，这些无可争议的人类基本需求能得到安全的满足吗？少数既得利益者可以吃各种"特供"，喝特制的矿泉水，但是没有工作的你不能。北京的冬天很冷，寒风刺骨，但我如今却特别喜欢冬天，因为冬天风大，而现在除了风神之外，似乎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缓解北京的雾霾了。我的孩子曾在日本上过短短一个月的小学，他告诉我日本的自来水是可以不经加热随便喝的，下课时小朋友们都这么做，因为自来水的质量远远超过政府规定的安全标准。最近刚看到微信上说，我们的自来水有各种抗生素，据说比艾滋病还可怕。我希望这只是谣言，但我确实很久不敢喝水管里流出的水了。

"舌尖上的中国"是众所周知的另一大困惑，我不止一次劝诫小朋友不要贪吃，别随便买街上的烤肠、羊肉串……不是我歧视路边商贩，而是这些食品的安全质量确实是一个未经检验的问号。除了政府工作人员不该作为的时候作为（剥夺流动商贩的基本生计），该作为（检验食品安全）的时候不作为之外，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对宗教自由的压制是造成生活不安全的一个重要原因，一部《宗教事务条例》就不知增加了多少污染和餐桌上的风险，因为我们的空气、水、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国民不讲道德、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的。有一次参加宗教研讨会，结束前我开玩笑说，今晚穆斯林和佛教界朋友们享受的食品要比我们安全得多，因为他们吃的是教徒制作的"特供"食品。这就是道德信仰的作用，也是宗教自由的作用。如果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能够落到实处，各种教派可以自由传播自己的信仰和学说，让更多的国民成为具备坚定信仰的公民，我们的污染兴许会少得多，食品安全得多。即便政府还是那个样子，我们的免费公共物品也不至于被自己糟蹋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我最近在给中学生讲宪法，首先纠正了一个错误观念，那就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没有选举权，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没有公民权。从出生那一刻开始，每个人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中小学生也享有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事实上，他们是权利受损最严重的一代。

以前有一位年轻朋友甚至对我说，她不想在国内结婚生孩子，因为她无法为下一代提供一个健康的生长环境。这句话当时令我很震撼，但事实难道不就是这样夸张吗？除了我们无法解决的空气、水、食品和奶粉污染之外，这个制度让他们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几乎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他们就被绑上了命运的战车。之后十二年的全部付出都是为了高考那一刹那，那几门课的考分浓缩了长达十二年人生的全部价值。在这十二年当中，这数亿起早贪黑的不幸儿童竟成了家中最辛苦的人，每天六点来钟起床，背着沉重的书包在拥挤不堪的人流和车流中赶路，晚上则往往很晚才完成作业，节假日还有各种"兴趣班"、辅导班。但有谁告诉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的孩子在加拿大上小学期间，每天七八点钟起床，八九点钟上学（我从不理解为什么中国的中小学一律清晨七点就把孩子拉到学校），回家也没有作业，上课甚至不用买书，从图书馆借一学期书，看完了还回去，给下一年弟弟妹妹继续学。和他们轻轻松松养大的孩子相比，难道我们含辛茹苦培养出来的小学生真的一定更"合格"吗？

教育和宪政的关系密切，我们的制度每天都在对青少年犯罪，剥夺他们的幸福和健康。和我们这一代相比，今天00后的物质、信息乃至娱乐方式都极大丰富了，教育也得到了极大普及。在1980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我们的大学录取率不到5%，大学生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百里挑一；今天，北京的高考毛录取率已达到80%，是三十年前的20倍。按照简单的供需逻辑，高考压力应该成倍降低才对，但不可思议的是，今天的高考压力却恰好相反、成倍增加，以至我经常宣扬"今不如昔"论：今天的孩子还不如甚至远不如我们当年幸福！三十年改革，中国经济等许多方面都上去了，为什么反而牺牲了孩子们的幸福？

长话短说，中国经济之所以发展了，是因为我们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至少取消了粮票、油票、肉票、布票等计划配额，但是中国教育之所以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正是因为它仍然实行国家严格管控的计划体制，大学招生的分省指标就是计划教育体制的象征。计划经济的教训告诉我们，配给意味着短缺，制度性配给意味着永久性短缺。国家对教育的管控人为造成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严重稀缺，进而产生巨大的高考压力并扭曲中小学教育，使得中国没有幸福的儿童。除非不打算在中国混，你的孩子或者十二年如一日面临残酷的竞争压力，争取上一个像样的大学；或者提前自暴自弃，准备在一个二三流大学浪费四年青春。我对北京的中学生说，他们因为父母有北京户口，已经是"天之骄子"，在大学招生中享受巨大优惠，但是从我自己孩子的经历来看，他们活得一点不轻松。更不用说那些父母常年在北京工作却没有北京户口，因而不能在北京高考的随迁子女；也不用说那些在招生标准上遭受巨大歧视的外省籍考生，他们的高考压力还要比京沪考生大得多。

然而，为什么中国不能有更多更好的大学，来帮助化解每年高考如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压力呢？中国发展到今天，北大、清华每年毕业那么多找不到工作的高材生，难道他们连本科那点ABC都教不好吗？我经常拿宋氏三姐妹求学的卫斯理安女子学院说事，因为凭她们的资质和实力，要上哈佛耶鲁是不成问题的，为什么她们偏偏选了多数国人没有听说过的这所女子学院？因为虽然这所学校也许没有产生一个诺贝尔奖，其大学教育的品牌却和哈佛耶鲁一样硬，而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美国没有歧视"民办高校"，美国政府没有人为扶植"争创世界一流"的"大学航空母舰"，没有人为划定"985"、"211"并歧视没有入围的院校。打破计划模式的最后堡垒，让国内大学自由平等竞争，向国外大学开放国门，我们会看到这个国家会涌现出许多比北大、清华更好的大学，优质高等教育供给会迅速增加，高考压力会成倍减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幸福还给全国数以亿计的孩子，让他们接受人性化的"素质教育"。

当然，没有宪法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教育和宣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掩盖历史、扭曲观念的洗脑，由此培养出人格不健全的国民，使之很容易被裹挟到既得利益者为了转嫁内部危机而炮制的各种"爱国主义"狂潮之中。没有言论自由，也就没有事实真相以及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理性判断，多数国民即不能理性对待自己和周边地区与国家的冲突纠纷，而国家统一与和平的基础显得十分脆弱和任性。反宪政本身就体现了这种教育和宣传体制长年造成的后果。

中国历代之所以郭沫若式的御用文人和周小平式的文痞如此之多，其廉耻感如此之薄，无非是因为言论不自由，文人们或因专制威吓而不敢说真话，或因利益诱惑而说假话。其实，他们只是这个体制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宣传工具，未必能在协同作恶过程中捞得几根骨头。实际上，他们最应该感激言论自由的救赎，因为只有当言论自由获得宪法保障，他们才能远离言论带来的诱惑、恐惧和耻辱，因而也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的人生荒废在令人作呕的马屁文字上。

无论你的身份、地位、人格状态是什么，宪政对于每个人都一样重要，反宪政也就是反人类。我们有什么必要和自己如此过不去呢？如今，中国已经出现了第三次移民浪潮，不仅贪官们移民，富豪们移民，凡是有条件出国或把子女送出去受教育的家庭也在移民。没有宪政，我们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逃离，或者留下受难。然而，有能力逃离的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无处可逃，还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共同把这个国家建设得好一点，让我们自己在宪政的庇佑下过一种正常、健康乃至幸福的生活？我相信，只要我们都朝这个方向努力一点点，有朝一日我们会发现，追求幸福原来不只剩下逃离这一个选择。

——金融时报中文网

方政： “我们愿意为于世文作证”

Posted: 08 Jan 2015 03:54 PM PST

于世文

我们愿意为于世文作证

前广州学运领袖于世文、陈卫等郑州十君子，先后于2013和2014年两度举办民间公祭六四活动，祭奠六四死难者、及前开明派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和胡耀邦，义举非凡，鼓舞人心，影响播及海内外。

2014年5月，六四25周年前夕，郑州十君子遭到中共河南省当局拘捕，罪名是"扰乱公共秩序"；于世文、陈卫等遭批捕后，罪名又改为"寻衅滋事"。迄今，陈卫、常伯阳、殷玉生、姬来松、方言、邵晟东、石玉等七人已经获释，仍有于世文、董广平、侯帅等三人遭到关押。

其中，于世文重病缠身，关押期间，曾发生中风，在看守所和看守所医院之间几度辗转。公安局两次提请起诉于世文，两次都遭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退回。至2014年底，公安局第三次向检察院提请起诉于世文。

作为六四屠城的幸存者，我们认为，当局对于世文的审判，就是对天安门一代人的审判,也是对所有六四亡灵的漠视；当局无视于
世文等人对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和胡耀邦的祭奠，不仅丧失起码的人道、恩义，而且是对他们自己前辈的背弃、亵渎。

如果河南当局一意孤行，执意要开庭审判于世文等人，那么，作为六四屠城的幸存者，我们愿意为于世文等人出庭作证；如果不能到庭，我们愿意以电话、视频等方式，为法庭提供证人证言；我们也愿意从不同渠道，为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当年造成大量无辜民众死伤的六四镇压完全是违宪，违法，丧尽天良人心。

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先生提出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如果此言此论当真，那么，就应该是重评六四、拨乱反正、追究罪责、昭雪烈士、抚恤受难者家属的时候。我们希望习近平先生，言而有信、言出必行、言行一致，与中国人民一道，通过重评六四冤情，弥平民族创伤，实现全民和解，打造一个法治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

我紧急呼吁：当年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六四镇压的受害者和家属，无论您身处中国还是海外，请向于世文等人伸出援手。如果于世文等人出庭受审，请你们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向相关法庭提供证人、证言、证据，证明八九民运的是与非、六四镇压的罪与责。

敬请签名支持。谢谢大家！

发起人：方政

原北京体育学院学生、六四伤残者

联系方式：fangz...@gmail.com

2015年1月5日，于旧金山

肖雪慧：就周秀云案谈几点看法

Posted: 08 Jan 2015 11:09 AM PST

图为死者周秀云的丈夫王友志展示周秀云被警察施暴的照片

一．幸亏有互联网，即使被搞成半残的互联网，也使周秀云之死情况外泄

　　周秀云讨薪被打死，过了大半月，太原市公安局长终于出来道歉了。如果没有互联网，这是不可能的；最大可能是真相被雪藏，对家属软硬兼施、赔偿、私了，甚至更糟。这样说，是有充分依据的：事发后，家属被涉事派出所派人贴身监控、跟踪，甚至上出租、公交都困难……可谓无所不用极其。幸亏周秀云远在东北的侄儿不在警察控制之下，22日回来后知道情况后把周秀云之死的事和她躺在地上被恶警脚踩头发的照片上传网络，消息才得以透了出去。即使我们这个社会恶性事件太多太频繁，很多人已经神经麻痹，但恶警脚踏周秀云头发的情景还是引起强烈愤怒。面对滔滔舆情，派出所言之凿凿说警察绝不可能这样做，一口咬定是拍摄角度使人看起来像踩头发，然后倒打一耙指控发帖者误导公众——安上这个罪名，派出所是可以拿人的……

　　真要感谢新技术带来的手机普及和低成本上网，即便种种法外规定把人们便捷使用的微博变成了半残，一批批大V小V无V的敢言者被销号、被电视游街，仍然挡不住很多真相通过微博为人们所知；也幸亏得讨薪工友有十几人，尽管他们的手机当场被警察非法没收，但周秀云被施虐施暴被侮辱的事，他们都是目击者。更幸运的是，有一位工友的手机摔在地上，虽然机面摔坏了，却逃过了被警察非法没收，而且摔坏的机面虽然看起来斑驳碎裂却还能使用，所以留下了恶警施暴和周秀云大冷天躺在地上被踩住头发的情景。警方纵然有权，要想抵赖、掩盖扭曲、封口，不容易了。

　　二．几个警察到现场后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吗？对公务人员犯罪，尸检是程序后门？

　　12月26日，在周秀云死后13天，视频也上网4天后，太原市公安局发公告对周秀云之死用的是腾挪游移余地很大的措辞——"非正常死亡"；主要涉案警察王文军被以涉嫌滥用职权罪而不是故意伤害致死罪批捕，引起广泛质疑。

　　就涉案警察犯罪定性，张海等一批律师提出了专业性意见。但检方日前回应事情是涉案警察出警执法过程中发生的，符合滥用职权罪的规定。至于是不是涉嫌故意伤害……，要看尸检结论。

　　然而，第一，对于因讨薪引发的纠纷，出警警察到现场首先该做的是向双方了解情况。但此案警察不是，他们一到就冲讨薪工友开骂开打，以口衔天宪的气派指讨薪工友是犯罪嫌疑人；怕工友拍照，没收每人手机……由于他们施暴，周秀云一家三口，她命丧派出所，丈夫被打断六根肋骨，一起被铐在派出所的儿子和丈夫直到周秀云死后几小时，才知噩耗，却已阴阳两隔……

　　定性滥用职权，那么警察有权没收工友手机吗？有权打人吗？……没有这些职权，滥用了什么职权？说是执法过程，那么，执法对象是谁？被欠薪工友？如果说把讨薪工人作为执法对象，暴露的是维稳体制下警察职能变异甚至颠倒。但该案中警察到现场的所作所为，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执法，即使在职能变异颠倒背景，他们的行径也靠不上执法。

　　就已经披露的此案案情看，他们其实是穿了警服被欠薪方召之即来摆平讨薪工友的打手，只不过是比平民打手更威风的打手！

　　第二，检方回应必须有尸检结果后才能确定周秀云之死跟警察行为有无因果关系。我无意从法律上讨论尸检，希望把这个问题留给专业人员，但根据过去发生的多起死在"公家人"手里的案例，尸检角色令人生疑。

　　今天没时间细说这个问题，暂把昨晚就此所几条微博的主要内容拷贝在下面：

　　@肖雪慧24：检方回应说王文军符合滥用职权罪而不是故意伤害致死，还说尸检后根据证据才能决定是否符合故意伤害。这个说法站不住脚。现有一切证据、包括视频、照片、目击者证言都表明是故意伤害，恶警到工地后所作所为跟任何意义上的职务无关，不过是穿了警服去为欠薪方摆平麻烦的打手。

　　@肖雪慧24：近年所有"公家人"施暴致死人命，都借尸检发掘死者身体问题，魏文华被城管打死，被指心血管有问题；瓜农被城管用秤砣砸头，官方说老农脑血管畸形，城管施暴是老农死的诱因……统统扯淡。无论死者身体有无问题，不遭施暴、不在零下近10°躺地上一小时，都不会死亡。 @肖雪慧24：平民跟"公家人"发生冲突致死对方，哪一次不是直接当成杀人犯？想想被处死的夏俊峰，被控故意伤害致死罪的范木根、丁文忠——他们都先遭到暴力对待，范木根、丁文忠当时境况，属典型的应该适用于刑法20条第三款（昨晚错写成第二款）的无限防卫权情景！

　　……

　　任何人，无论平时健康与否，都不能保证身体百分之百没有隐患，只要没有受到直接的外力攻击，这些隐患都不会即时致死。但我国若干案例，一旦"公家人"施暴发生命案，尸检出来的"隐患"就成了否定施暴跟致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理据。令人质疑。

　　警察的身份和职能认知发生颠倒，会变成一支很危险的力量。如果穿着警服以出警名义干别的勾当，而当下法律又认可是执法过程，这个国家的平民就随时可能遭无妄之灾，而且还难以真正讨回公道！

　　三．集团犯罪性质

　　从已知案情看，种种迹象表明该案有集团犯罪性质。派出所所长对家属的威胁，放出的牛言，多个警员贴身监控死者家属……

　　从几个警察到工地的反常行为，这些警察乃至他们所属派出所跟欠薪方有何瓜葛，需要调查，说是周秀云之死案中案，也未可知。

　　肖雪慧2015-1-6匆匆

——网友推荐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Jan 10, 2015, 6:21:27 AM1/10/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林启：高官無不虎，下吏莫非蠅

Posted: 09 Jan 2015 08:41 PM PST

图：張秀萍、楊曉波

河北：高官無不虎，下吏莫非蠅

　　據媒體報道河北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梁濱正在接受中紀委調查，而他的倒台據信主要與二○○八年以前在山西任職期間的問題有關。山西官場前段時間出現大動盪，多位副省級官員落馬──連帶影響了已到外地任職的官員，包括中宣部前副部長申維辰以及梁濱。中國其它省、直轄市、自治區官場並不比山西「乾淨」，然而清除腐敗「動靜」遠不如山西大。就梁濱任組織部長的河北而言，官場可說是「高官無不虎，下吏莫非蠅」。

　　秦皇島市北戴河區供水總公司總經理馬超群（科級官員）家中能搜出現金約一點二億元、黃金三十七公斤，這樣的官員（或為科級，或為處級，或為廳級），在河北比比皆是。也正是在這樣的「腐敗省」，才會出現像劉宏那樣的副廳級檢察官──曾被評為「感動河北年度人物」、「全國優秀偵查員」並曾辦過河北省國稅局原局長李真、石家莊市原市長張二辰等大案，死後卻被揭出有四個老婆、過億家產──真可說是腐敗分子查辦腐敗分子。

　　儘管中央巡視組已經巡視過一輪，河北省老虎、蒼蠅被「打中」者仍屈指可數。可見，這種巡視制度難以對各省（包括河北）眾多貪官們真正形成震懾作用。除個別「運氣」不佳或過於「囂張」者外──比如馬超群，其它大小官員、老虎蒼蠅是「錢照撈，妞照嫖」、「官照升，血照舔」。

　　實際上，如果中共真想反腐，完全可以考慮向各省派出特別工作組，先對省級、廳局級官員分批審查（類似於「雙規」，但可不稱為「雙規」）；而後在各省組織多個特別工作組，對縣處級以及科級官員分批審查，必能大有收穫。經過審查，沒有問題的官員可以重新回到原工作崗位，有問題的官員或免職，或交由司法機關處理。民眾一般認為當前官員很少有清白的，估計這種分批審查做法很難被採納。

　　習近平、王岐山此次反腐連「運動」，儘管「風聲」似有些「緊」，實際效果較為有限。至於所謂「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將與以往的「三講」、「先進性教育活動」等一樣，淪為「走過場」而已。用不了幾年，官場又會恢復常態──也許是「火山爆發」前的常態。

　　山西：邊腐邊升與邊姦邊升

　　近期山西官場又有兩位女地方官員倒下，她們是晉中市委原副書記張秀萍、高平市原市長楊曉波，這兩人還被中紀委通報「與他人通姦」，但卻未具體說與何人通姦。張秀萍仕途與山西原紀委書記金道銘有「交集」，兩人在省紀委常委共事數年。她的「落馬」應屬於「金老虎」案件的「餘震」。其實，中共官場到處「男盜女娼」，紀委也不會例外──習近平曾強調「打鐵還需自身硬」，然而紀委的實際情況卻是「反腐還需自身腐」。

　　楊曉波一直在山西省晉城市（高平市為其下屬縣級市）工作，或可稱為「土豪官員」。她曾在當地組織部、團市委工作，這兩個部門在當前官場屬於多出官員（確切說來是多出貪官）的衙門。楊曉波據稱與多名上下級長期保持情人關係，可謂「官場蕩婦」。與上級長期保持情人關係可以理解，這是出於升職的需要，但與下級也長期保持情人關係就有些意思──不過此前也有典型被曝光，那就是深圳市羅湖公安分局原局長安惠君，她在貪腐之餘，還接受下屬男警員「性賄賂」。

　　張、楊兩位女官員不僅「邊腐邊升」，還「邊姦邊升」。兩人搞的不僅有權錢交易，還有權色交易。她們在中共的女幹部中肯定不屬於特例，而應屬於通例──與「日後提拔」、「床上培養」有關。她們也屬於兩面人：一面是黨婦幹，一面是蕩婦。

　　中共女官員們升職，主要與特定男官員的「升職器」有關：官格格們（比如李鵬女兒李小琳）升職，與父親的「升職器」有關──「龍生龍，鳳生鳳」；官太太們（比如雲南原省委書記白恩培妻子、當過賓館服務員後升為正廳級幹部的張慧清）升職，與丈夫的「升職器」有關──「老虎配老虎」，「蒼蠅配蒼蠅」；官情婦們（比如揚州前市委書記季建業的情婦、曾任該市發改委副主任的周冰）升職，與情夫的「升職器」有關。其中應該也有「兩棲」甚至「三棲」的女官員，比如既擁有丈夫的「升職器」又擁有情夫的「升職器」者（這算「兩棲」）。

　　共產黨以前被稱為「共妻黨」，現在還可被稱為「通姦黨」、「升職器黨」。

　　中國：貪腐印象指數榜上排名

　　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公佈了二○一四年全球貪腐印象指數報告。在一百七十五個國家中，中國居然排一百位，令頗多本國民眾感到「不解」。在該指數中，俄國僅排一百三十六位，但實際上俄國明顯比中國清廉。比如該國領導人普京與梅德韋傑夫都能公佈家庭財產；而中國在多日打老虎、蒼蠅後，最高層領導仍不願公佈家庭財產。實際上，今日中國已到「無官不貪，無貪不官」的程度，腐敗無時不在、無處不在。從紀委、監察局到法院、檢察院、公安局，從共青團、學聯到婦聯、工會，從高校、研究所到報社、出版社，從醫院、作協到歌舞團、運動隊，到處都充斥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腐敗──而外國人最多只能知道一點皮毛。

　　在本年度該榜單上，北朝鮮與索馬里並列倒數第一。然而，中國民眾一般都認為，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比現今的中國腐敗現象少些，而當今的北朝鮮則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比較相似。因此，北朝鮮的排名無論如何也不應比中國靠後。看到北朝鮮評分僅為八分，我要用相當大的「善意」，才能給今日的中國打五分。

　　對比「透明國際」前兩年的相關報告，中國二○一二年的評分是三十九分，二○一三年是四十分，二○一四年是三十六分。就排名而言，二○一二年、二○一三年中國均在第八十位，今年降為第一百位。關於中國排名下降一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相當不滿，稱評分和排名與「中國反腐敗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現實情況完全相背、嚴重不符」。其實，習近平上台這兩年，貪官污吏確實稍有收斂，因此，這兩年的分數應該大體持平，但比二○一二年稍高。我認為對中國而言，比較合理的評分應該是：二○一二年三分，二○一三年五分，二○一四年五分。至於名次，歷年肯定都應墊底。

——《争鸣》杂志2015年1月号

胡少江：从教育领域开刀，北京政府废除“一国两制”政策

Posted: 09 Jan 2015 05:22 PM PST

香港青年示威游行：反对大陆在香港推行洗脑教育

震撼世界的香港"占中运动"结束了，中国政府正在全方位地回顾这场持续两个半月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他们试图理解这场运动发生的原因，检讨政府的应对措施，并且为防止类似运动的再度发生寻求预案。但是，根据北京和香港的中国政府官员最近在许多场合发表的谈话，可以看到他们对这场运动检讨的方向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政府的官员和香港的亲北京人士最经常宣传的一个观点是：这场以学生为生力军的"占中运动"是香港政府和各级学校在回归后长期忽视对学生进行亲党爱国的"国民教育"的后果。正是由于所谓"国民教育"的缺失，学生对"一国两制"产生了片面的理解，疏离了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轻易成为"外部势力"搞乱香港、进而颠覆中国的"冲锋队"。

这一观点在中国官员昨天的一个讲话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全国港澳研究会在北京举办了为期两天的"香港教育、青年问题专题研讨会"，该会会长陈佐洱昨天在研讨会的总结中公开批评香港一部分人青年学生在"国家、民族意识、公民意识、人生理想目标和地理、历史、文化知识方面存在很大的缺失"，并且指责"香港的教育领域中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小的问题"。

陈佐洱将香港学生的问题归结为"被洗脑"，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要给香港学生进行"补脑"。虽然他没有直接说明，过去是谁给香港学生洗的脑，现在要由谁来给这些学生们补脑，但是通过上下文可以看出，他所指责的"洗脑者"是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他认为这些教育工作者是亲西方的，正是他们毒害了香港的青年学生。

他要求香港的教育部门按照中央政府的指示行事，执行他所说的为香港学生"补脑"的政策。他还公然威胁香港教育行政部门，提出香港政府的教育局长要"随时接受富有实质任命权的中央政府和香港社会监督"。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的所谓香港社会的监督只不过是虚晃一枪而已，他真正强调的是中央政府要主导香港的教育。

陈佐洱是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一个重要喉舌。他目前担任会长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名为民间团体，实则政府直接控制下的机构，该机构设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直属的研究所内，陈佐洱本人也曾经长期担任中央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的讲话明确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看来一场直接控制香港教育领域的行动即将开始。

控制香港的教育，直接意味著中国政府长期声言的"一国两制"的香港政策的终结。因为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教育明显地属于香港政府自治的领域，而不属于中国政府管辖的领域。现在由中国政府的官员公开出面，直接对香港的教育行政长官进行威胁，要求他按照中国政府的指示行事，这显然是对"一国两制"方针的公然违背。

其实，所谓的"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一项不可持续的政策，它只不过是中国政府的一项权宜之计而已。香港回归的时候，中国需要香港发挥中国连接世界的桥头堡作用，也需要香港成为台湾回归的一个示范。但是从长远看，不是中国大陆向香港的制度靠拢，就必然是香港向中国大陆的制度靠拢，中国大陆一党执政的威权体制与香港多元的政治文化必然不可兼容。

当下的中国执政集团正由于经济体量的扩张而感到前所未有的自信，他们正在全面地改变邓小平时期的内外方针，香港政策的变化只不过是这种改变的一部分而已。当然北京的执政者不会意识到，"上帝叫他灭亡，必先令其疯狂"。他们的狂妄势必导致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强烈的反弹，这种国内外反弹的合力是一个不合乎人性的政治制度坍台的直接前奏。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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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11, 2015, 6:04:04 AM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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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伦：从巴黎枪击血案谈法国的自由文化

Posted: 10 Jan 2015 11:40 PM PST

图：周六巴黎等法国城市举行反恐大游行

1月7日，年初的气候有些寒冷，节日的氛围还在延续，刚度过假期上班的人们在与同事互致新一年的祝福。突然间，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将人们的喜悦彻底打碎：著名的幽默讽刺画报"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遭恐怖袭击；十二名记者、警员和工作人员遇难，多人受伤。这是法国半个多世纪以来遭遇的最惨重的袭击。举国震惊，正如911对美国一样，法国的历史由此将划作前后两个时代。

民族的创痛

无法接受！人们在办公室，教室，街道，家庭，工厂，宗教场所…… 议论着此事，通过各种媒体、通讯媒介跟踪着事态的进展。事件当晚，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巴黎共和广场聚会，点燃蜡烛，悼念死难者，谴责恐怖袭击，重申对言论表达自由的坚持，举着 "Je suis Charlie" （我是查理）字样的条幅。这场景也同时出现在法国几乎所有城市，各地的几十万人在冬夜里或静默哀悼，流泪，或高唱马赛曲以抒发心绪。各个党派纷纷表示民族团结的必要。前任总统，重返政坛不久新当选右派最大政党也是现主要反对党 "人民运动联盟" （UMP ）主席的萨尔科奇当天下午发表讲话，表达支持政府的坚定立场。并在次日接受奥朗德总统的邀请重返离任后再未返回过的爱丽舍宫与奥朗德会面，号召构筑"抗击野蛮的民族团结阵营"。

奥朗德总统于7日晚二十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法国人民的团结，捍卫共和原则和宽容精神，重申法国绝不向极端势力妥协的立场，并宣布三日的国家哀悼，降半旗，八日中午全国默哀一分钟。8日午时，凄风苦雨，人们在各种场合默哀，任泪水和雨水流淌，许多人高举一支笔，象征对暴力的文明抵抗。在经过让人焦虑不安的两天后，法国警方以出色的办案效率和专业水准，在9日傍晚在不同地点将三个代表也门基地组织和伊斯拉国劫持杀害人质的恐怖分子击毙。

被谋杀的笑声

受攻击的查理周刊，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幽默讽刺画报，60年代末创立，以针对各种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现象的幽默讽刺而著称。尽管近年与所有纸媒一样遭遇困难，但依然是法国媒体中一个标志性的刊物。它集聚了法国新老几代家喻户晓的漫画家，如这次遇难的Cabu, Wolinski, Charb, Tignous 等，伴随着许多人的成长，是他们笑声的来源之一，某种批判精神的最初启蒙。

讽刺幽默两者密不可分，是法国人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传统，近代以来更与法国的精神解放，自由、共和的历史演变息息相关。伏尔泰、莫里哀等都是这种传统的重要奠基人。各种政治、文化、宗教、社会的权威和积习，都是讽刺幽默的对象。法国人的精神、文化、政治空间借此得以扩展，权利得以延伸。

这种过程中充满冲突，伴随着政治和宗教权威以各种名义对从事讽刺幽默工作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的打压。在十九世纪前期经历一段黄金时代后—曾有近400种各种讽刺刊物，这种表达形式尤其是政治讽刺被禁止。但人们依然以各种隐秘的方式制作，传播这类作品。十九世纪末上世纪初，随民主的深入和政教分离原则的进一步深化，这类创作有一新的发展，至今依然存在的著名讽刺揭露报纸"被捆住的鸭子" （Canard enchaîné）就是1915年创办的。

在法国生活过的人都了解：今天，各种幽默讽刺，尤其是政治性的，仍是法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报刊、杂志，电视、电台都有这种幽默讽刺节目，也有许多专门的艺术表演，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记者、作家，艺术家众多，读者观众听众甚广。也因此，法国著名记者Franz-Olivier Giesbert在法国电视二台7号晚间评论这场袭击时说"笑是自由的表现。专制国家是不懂得笑的。法国人喜欢笑，开玩笑，这是我们的一个身份认同。今天却受到了袭击"。一些市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查理周刊被攻击，我们失去了笑声"。

捍卫言论自由

法国人之所以对讽刺幽默如此喜爱看重，对这次恐怖袭击反应如此强烈，不仅是幽默讽刺带给人们欢笑，更因它所体现的"言论和表达自由"的价值，那是法国立国的共和精神支柱之一，法国人两、三百年来奋斗取得的最重要的果实之一。从市民到评论家、政治人物，奥朗德总统，几乎所有人都提及到这个袭击是对"法国民主、共和精神"以及与之相连的自由的生活的攻击"。萨尔科奇讲话中称 "我们必须坚定地捍卫民主。面对这种野蛮猖獗的恐怖攻击，我们决不能有丝毫的退缩，必须继续说我们想说的，按我们希望的方式生活，什么也不能阻挡我们"。

也是因此，不仅法国各界，各宗教也联名谴责。连当初因刊载讽刺先知默哈默德漫画起诉"查理周刊"的法国伊斯兰协会负责人也在电视台上宣称"我是查理"，因为民主共和国的原则需要捍卫。"当初我们提出起诉，是通过法律途径，但一旦法律判决我们败诉，我们就接受判决结果，因为这是民主国家"。夜晚，在巴黎共和广场参加悼念的一个穆斯林年轻人对记者说"看到一幅先知头巾上有炸弹的漫画当然不是让人愉快的事，但如果因此就不准表达，要杀人，那还是个民主国家吗？"

许多人以为伊斯兰极端分子要除掉"查理周刊"，只是因其刊登了讽刺先知的漫画。事实上，从一开始，"查理周刊"就是以捍卫表达自由介入此事。2005年9月，讽刺先知的漫画在丹麦刊出，经过一段风波渐告沉寂。但一个接近极端派的阿匐却不敢作罢，带着这些漫画甚至一些从没有在任何欧洲报刊上刊登过搜集来的讽刺漫画走访许多伊斯兰国家，在这些国家掀起风暴。压力迫使丹麦报纸刊登道歉信。此事在法国引起争议，"法国晚报"以标题"我们有权嘲讽神祗" 最先转载这些漫画，并在头版配有一幅佛陀，基督，默哈默德、亚伯拉罕等宗教神祗坐在云端的漫画。但该报主编被有埃及—法国双重国籍的老板解雇。是在这种背景下，2006年2月"查理周刊"决定出版一期漫画，以示声援。除转载那些漫画外，封面是一个默哈默德抱着头蹲坐苦恼的漫画，左右配有两句幽默："这些极端分子不听默哈莫德的约束""被这些混帐家伙爱戴真是苦恼"。

"查理周刊"由此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眼中钉，甚至伊斯兰温和势力的指责对象，2008年被起诉，2011年办公地点被纵火烧毁，工作人员不断受到各种威胁，主编Charb 上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要在世界范围铲除的知识分子名单，面对威胁他说，"我宁可站着死，也决不跪着生"。作为一位左派，他一直关注少数族群的权益，反对种族主义。他的爱人 Annette Bougrab，曾在萨尔科奇时代右派政府里任负责消除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国务委员。在她接受记者催人泪下的采访中提及，Charb 生前正在准备一本书，要用漫画的方式去消解法国人当中对伊斯兰的某些偏见和敌意。她说他像英雄，"头昂着，象一个战士样死去"。

明天的法国

近代以来，在人类争取和捍卫自由的道路上，法国一直扮演了某种历史先锋的角色，有着世界性的深远影响。近年来，因重重危机，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全球化，移民，治安，重振经济……以及在各种日益凸显的多元族群文化背景下，内外部都受到极端势力尤其是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的威胁，如何维系法国社会的和谐，捍卫民主、政教分离、言论自由这些共和国的基本原则，这些都常常是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

在这种争论中，正如围绕"查理周刊"我们所看到的，言论自由原则及其适用的尺度一直是个高度敏感问题。事实上，这个原则从西方历史上宗教、政治争执中诞生，一直伴随着各种较量甚至是血与火的考验，某种意义上，它也成为精神和政治自由进展的一个最重要测量尺度。这原则一直充满内在的紧张，适用上也需要智慧。但在某些人看来将不能触及神圣作为一个绝对标准，显然是不成立，也是违背这个原则的。岂不知，没有对各种权威的怀疑批评表达的自由，各种政治领袖的话语就会成为我们的为圣旨，至今我们可能依然还要认为太阳在绕着地球旋转。靠着言论和信仰自由原则的确立，人类才不断拓展其自由和认识的空间；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才找到共存的基础，公民权益才得到相关保障。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正如法国包括世界上许多伊斯兰宗教领袖和专家所呼吁的，伊斯兰的宗教改革需要加速，以免让其被极端分子扭曲绑架，成为反伊斯兰，反人类的一种论证。此次巴黎发生的几次恐怖袭击劫持人质事件，再次向我们说明这种改革的紧迫性。——三个恐怖分子都属于十几年前巴黎十九区一个伊斯兰激进宗教青年团伙，在一个自封的年轻阿匐极端分子的灌输下，这些有前科的街头混混，犯罪分子，在被灌输的伊斯兰极端教义中找到所谓的生存价值，走上恐怖分子的不归路。需要提及两个细节见出罪犯的凶残和无耻：袭击"查理周刊"的两凶犯，在逃遁路上与一警员发生枪战警员受伤倒地，凶犯竟然赶过去对头部加补数枪；另一凶犯，8日上午竟然乘一女警察在处理车祸时从其背后乘其不备开枪袭击将其杀害！……

"在危难中，法国才见出其伟大！"奥朗德在他有关恐怖袭击的讲话中做如是说。明天的法国会是怎样？是继续成为人类追求自由的一面旗帜，象过去那样在灾难中屡屡再起，还是在这种打击中沉沦，落入极端分子谋划的以恐怖袭击造成恐惧和族群对立借此削弱毁灭法国的陷阱？明天星期日，法国将举行共和大游行。法国六百万穆斯林会否积极地参与？那能否成为一个展现民主力量，再造民族共和契约的历史性聚会？可以确信，我们会从中瞥见有关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关这个民族未来的讯息。

——BBC

赵紫阳十周年祭日前夕家属再促骨灰“入土为安”（附相關報道）

Posted: 10 Jan 2015 11:18 PM PST

赵紫阳与妻子梁伯琪1993年在北京家中合照。（网络资料图片）

今年1月17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十周年祭日，届时海内外民众将举行相关纪念活动。据知情人士告诉本台，赵紫阳的家人曾多次向中央要求"将赵紫阳与夫人梁伯琪的骨灰盒一起安葬"，让两位长者入土为安。但得到的答复是在中央认为合适的时候。

今年1月17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十周年。二十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香港支联会将于本周日（1月4日）举行"赵紫阳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记者会，介绍未来将举办的一连串悼念赵紫阳的活动。据知情人士日前告诉本台，赵紫阳的家人分别在2013和14年，多次向中央办公厅提出要求，希望把赵紫阳和妻子梁伯琪的骨灰盒合葬于墓园，但被婉拒。他说："1月17日，是赵紫阳去世十周年的祭日，但是至今骨灰还没有安葬，包括前年（2013年）他夫人去世，去年（2013年）提过三次，今年（14年）也提过，家属的意见是合葬，但是合葬在哪里这个问题，上面始终没有同意。中央几次答复是'在认为合适的时候，我们会安排'"。

赵紫阳于2005年1月17日清晨7时在北京逝世，其遗孀梁伯琪于2013年圣诞节，在北京医院辞世。两人的骨灰盒一直安放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的家中。按照惯例，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骨灰通常是被安葬在八宝山公墓。但没有为赵紫阳指定墓园。据称曾向其家属提供一处不起眼的安葬地，被拒绝。

这位匿名的知情人士称："家属为此事意见很大。中国人的传统是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现在海内外知道此事的很少，他们现在为什么要阻止这件事，就是怕人们去悼念和瞻仰。所以要看家属到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见。你总应该给家属一个理由，不能总说中央认为合适的时候。但是由于家属不想让外界炒作这件事，比较低调"。

记者星期六多次致电赵紫阳家人的电话，但都无法打通。据称，赵家居住的四合院手机信号均被屏蔽。

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周六接受本台采访时，证实了相关消息。他称："我知道的跟你一样多，最近大概是中央又重复了这个意见，就是说到适当的时候中央会考虑的，是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别人不要考虑，是由中央来考虑，这是第一，第二，什么时候是适当的时候，那是中央认为是适当的时候就是适当的时候。我理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被问及北京高层此举是否符合中国人的传统道德，鲍彤说："入土为安大概全世界都是这样，不仅是普世价值，我看也是中国特色，都应该是入土为安，人从泥土来，还回到泥土去。这是普遍规律。没有哪一个人，他自己的父亲是不入土的，也没有哪一个人，他自己的将来是不入土的。我想既然是中央在适当的时候会考虑的，就是说中央认为现在并不适当或者中央现在无法作出决定。这是我的理解"。

记者：很多人认为，当局担心赵紫阳入土为安，有墓碑后，很多人回去悼念或者联想到六四？

鲍彤：我想这个墓碑不是任何人能够竖立的。这个墓碑是八九六四镇压的那一件事情，是自己竖立的墓碑。没有别人可以竖立这么大的一块墓碑，就是1989年6月4日那一件事情，那个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所做的，惊天动地的反人类的那一件事情，才为赵紫阳先生竖立了墓碑。

在八九命运中成立的香港支联会每年都会举行六四烛光晚会，已持续25年。支联会本周日下午将在"六四纪念馆"举行记者会，纪念赵紫阳在八九民运中，敢于抗衡当权保守派，拒绝以武力镇压学生运动。

（RFA特约记者：乔龙；责编：马平）

赵紫阳离世10周年鲍彤指中国政治状况在原地踏步

本月17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0周年纪念日。据香港明报周六报道，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接受香港电台采访时表示，赵紫阳被软禁期间，谈到赵紫阳是禁区，讨论他对中国的作用是非法的。而现在情况和当时差不多，令他很失望。鲍彤称，中国现在的政治状况，和10年前赵紫阳去世时差不多，基本上是在原地踏步，距离实现议会民主，仍然很远。鲍彤认为，仍需要现在的人和未来的人持久努力，"靠别人是不会给你的"。另外，鲍彤指出，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一方面反腐，一方面又管制舆论，"是矛盾的，也是自己拆自己台"，真正搞反腐，不止靠党的力量，因为腐败是党的包庇下形成的，必须要靠人民建立依靠人民的制度，包括公民选出自己的领袖。报道说，鲍彤指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生前提议确立《保护不同意见法》，这才可推动议会民主，就如同蒋经国当年在台湾开放了报禁、言禁和党禁。此外，鲍彤认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不用把自己和邓小平捆在一起，应允许讨论六四问题。

（RFA责编：寇天力）

纪念赵紫阳逝世10周年：思想解放和胡赵精神研讨会

     今年是赵紫阳先生去世十周年和胡耀邦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赵紫阳、胡耀邦基金会"协同"纽约论坛"和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将举办系列研讨会。2015年1月17日是启动中国改革开放真正的总工程师赵紫阳先生逝世10周年的纪念日。1989年赵紫阳先生在屠刀和良心面前，选择了良心，并敢于辞去中共总书记一职，在中国树立了现代政治的楷模。赵紫阳先生也因此被软禁16年，直到逝世。中国现代的发展，离不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朝野在不同轨道上思想解放和奋力改革的贡献。赵紫阳先生和胡耀邦先生主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引领了中国思想解放和奋力改革的浪潮。为纪念赵紫阳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我们特在他逝世十周年的时候举行研讨会。具体时间和地点安排如下：

     时间：2015年1月17日，星期六下午 2：00-5：00

地点：中国民主党全委会，132-49 41 Rd. Suite CB，Flushing, NY 11355 / 法拉盛41 路 13249号地下会议厅）

    主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胡赵精神
    主讲：张博树博士，张艾梅女士
    主持：王书君
    评论：胡平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王军涛博士（民主党全委会主席）、李进进博士 (纪念胡赵基金会会长)、熊元健（中华发展基金会会长）、高光俊（中美法律交流协会主席）、李伟东（著名大陆政局分析专家）、北风（著名网络政论家）、陈闯闯（青年学者）。
    联络：王先生 917-215-6689 / 陈先生 646-406-9094
    直播网址：http://www.ustream.tv/channel/nyseechina

赵紫阳逝世十周年香港支联会连续两周举办悼念活动

香港支联会自周日起连续两周举办连串悼念活动，以纪念赵紫阳在政治改革和民运中的贡献。（香港支联会）

何俊仁在记者会上接受本台采访时赞扬赵紫阳代表了人民的良心。（忻霖摄）

今年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0周年，香港支联会自周日起连续两周举办连串悼念活动，以对这位在"六四"期间敢於抗衡当权保守派，拒绝以武力镇压学生运动的前领导人致以深切哀悼。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向本台表示，支联会会在街头设站，呼吁市民签吊唁册，同时在"六四纪念馆"设赵紫阳专题展，这是该馆去年成立以来首设的专题展览。第一批签署吊唁册的立法会议员梁耀忠告诉本台，赵紫阳参与了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因此对港人来说，有特别意义。

本月17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0周年，香港支联会自周日起连续两周举办连串悼念活动，以纪念赵紫阳在政治改革和民运中的贡献。活动包括在"六四纪念馆"摆放吊唁册及设赵紫阳专题展，以及在铜锣湾及中环设立街站，让市民签署吊唁册等；而在赵紫阳逝世10周年当日支联会还将举办研讨会。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周日在记者会上表示，赵紫阳反对军队血腥镇压，具政治良知，香港及大陆民众不应忘记他的历史角色。

何俊仁："赵紫阳当时在党里身为一个主要角色总书记，以无畏的勇气向权力说出他心里所相信的道理，不顾自己的荣辱得失，甚至未能估计到会因此失去党内政治地位，甚至遭受打压及失去自由。"

何俊仁在记者会上接受本台采访时赞扬赵紫阳代表了人民的良心："六四屠杀事件已经过去25年，赵紫阳也去世十年，但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段历史。如果要回顾丶认识这一段历史，当然不能不认识赵紫阳的一生，包括他当时的角色，包括他此后被软禁后做的反思和他的对外发言，都非常令人深思。总的来说，他那时候以总书记的身份来反对武力镇压学运，是非常有勇气的决定，他是代表了人民的良心，代表了历史的正义和无畏无惧的人民精神，来以真理面对强权，是非常令我们尊敬的。"

在活动现场第一批签署吊唁册的立法会议员梁耀忠接受本台采访时称，赵紫阳参与了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因此对港人来说，有特别意义："他在30年前参与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今年刚好是第30年，对香港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当时的理念是一国两制丶港人治港丶高度自治，但现在有人说联合声明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他们认为已经不存在了，但我们认为这个原则对我们香港人是很重要的，所以希望香港人来看一看我们回归的立场是怎么样的。"

赵紫阳于1919年出生，80年代先后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也被外界看做是中共内部的改革派。1989年北京爆发了学生运动，当时他反对采用武装暴力镇压而引起邓小平不满，之后他被免去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在软禁中度过了他最后15年的日子，于2005年初过世。

近年来，赵紫阳的生日丶逝世周年日丶清明节均有大批民间人士自发举行悼念活动，令当局十分紧张，每到此时，许多异见人士、学者及部分访民，都被列为"敏感人士"而禁止出门。

（特约记者：忻霖；责编：陈平）

赵紫阳逝世十周年临近鲍彤希望今年有悼念自由

2014年初河南民间人士纪念赵紫阳

网络

作者肖曼
今年1月17日是赵紫阳逝世十周年，据说他的骨灰仍然放在家里，家人希望自行安葬，但中央不准却也没有提出合适的建议。鉴于去年河南有悼念人士因为追掉赵紫阳而被抓，住在北京的赵紫阳生前政治秘书鲍彤先生呼吁当局今年不要压制悼念人士，以体现"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理念。

鲍彤先生对本台表示：我对2015年抱有希望，因为2014年年底时开了一个"四中全会"，它的主题叫做"依法治国"。我相信这个会，开与不开肯定是不一样的，我相信"依法治国"跟不"依法治国"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对2015年，如果能够"依法治国"，如果应该"依法治国"，就还是抱有希望的。比方说：赵紫阳去世马上就是10周年了，我记得去年河南有人因为追掉赵紫阳而被抓，我希望今年不会有这种事情。我认为：悼念是合法的，抓人是非法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四中全会，现在有了"四中全会"，我希望悼念是合法的，合法的悼念应当得到合法的保护，我希望不再有人抓悼念赵紫阳的人，悼念的人应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有悼念的自由。（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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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12, 2015, 6:02:56 AM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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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離世十年鮑彤嘆民主原地踏步
边界：「紅二代」洪晃玩不轉的「虐戀」
曾伯炎：习近平能用协商民主忽悠奥巴马吗？

趙紫陽離世十年鮑彤嘆民主原地踏步

Posted: 11 Jan 2015 11:51 PM PST

民众在北京富强胡同赵紫阳故居展示悼念赵紫阳的表语

【明報專訊】一周後(17日)就是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逝世10周年，他的政治秘書鮑彤接受香港電台專訪時表示，自己仍被監控，預料當日不會到趙紫陽故居紀念。他又形容，這十年談論趙紫陽仍是「禁區」，感到失望，認為中央提出「依法治國」，就應保護公民紀念回憶趙紫陽，他希望今年會有一個轉機。

談六四：現領導人不用和鄧捆在一起

鮑彤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稱，要解除「腦上的緊箍咒，用不了一天，也不用一年」，改變是一秒的事。他認為現任領導人現在不提出「六四」問題，是怕現在條件不成熟，會把當今領導的人都打倒。

不過，他說，老百姓知道，現在的領導人當時沒有鎮壓過，現在的領導人不用把自己和鄧小平捆在一起。

改變中國政治狀況要靠自己努力

鮑彤表示，現時要改變中國政治狀況，要現在的人和未來的人「靠自己」努力，「靠別人是不會給你的」。

本月17日是趙紫陽逝世10周年，鮑彤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說，趙紫陽被軟禁期間，談到趙紫陽是禁區，討論他對中國的作用是非法的。現時情況和當時差不多，令他很失望。鮑彤稱，中國現在的政治狀況，和10年前趙紫陽去世時差不多，基本上是在原地踏步，距離實現議會民主，仍然很遠。

他認為現在的人和未來的人要持久努力，稱「靠別人是不會給你的」，「靠老天爺也不會從天而來的」，應該要靠自己。

反腐要靠公民自選領袖

鮑彤認為，中國要確立《保護不同意見法》，才可推動議會民主。

鮑彤認為中共現任總書記習近平一面反腐，另一面又管制輿論，「是矛盾的，也是自己拆自己台」，真正搞反腐，不止靠黨的力量，因為腐敗是黨的包庇下形成的，必須要靠人民建立依靠人民的制度，包括公民選出自己的領袖。

鮑彤指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生前倡議確立《保護不同意見法》，這才可推動議會民主，就如蔣經國當年在台灣開放了報禁、言禁和黨禁。

(原載《明報》加東網，讀者推薦）

边界：「紅二代」洪晃玩不轉的「虐戀」

Posted: 11 Jan 2015 08:50 PM PST


洪晃(右)否認母親章含之(左)換腎與聶樹斌有關。

不久前，聶樹斌案件重審，天怒人怨時一個傳言引爆網絡，「聶樹斌的腎是被高官章含之用了」。一時間，不少網友艾特章含之的女兒、時爲中國互動媒體集團CEO的洪晃。洪晃也果然一如既往的潑辣果敢，幾天後在《南都周刊》的專欄中發表了迴應文章《母親腎移植與聶樹斌冤案無關》。

在文章的前半段，洪晃列舉母親章含之換腎的時間，否定了「章含之用聶樹斌腎」的說法，也坦承「雖然我肯定我媽媽的腎移植與聶案無關，但是我不能肯定她的腎移植跟王樹斌、張樹斌或者其他死囚無關。我們都得了選擇性道德麻木症。」這種道德真誠在紅二代裏是罕見的，應該鼓掌。

但洪晃接下來的文章認爲批評者不去針對根本性的「司法制度」和「死囚器官使用」，而針對具體的器官移植者，這是「群氓」、是「長期受虐者的變態的狂歡」，這就嚴重失分了。章含之兩次換腎都能找到匹配腎源，難道沒有腎源向權貴傾斜的因素？如果存在一個向權貴特供死刑犯器官的渠道，章含之也利用了這一渠道，那麼，洪晃的辯白就是無效的，她在聶樹斌的冤死面前就應該愧疚。丁啓陣、劉遠舉二先生已經對洪晃觀點進行了批駁，我這裏感興趣的是「紅二代的心態」。

洪晃認爲批評她的民衆是「長期受虐者的變態的狂歡。」真是她說的這樣嗎？那我們就從虐戀開始談起，「虐戀」是什麼？虐戀是性快感與痛感聯繫在一起，即通過痛感獲得性快感的性活動。李銀河先生在《虐戀亞文化》裏總結了虐戀的共同特徵：

「參與者是自願的。這就是真正的暴力及其施暴者、受害者與虐戀關係的根本區別之所在。」「在活動之前雙方往往會事先就角色分配、活動內容、情節場景等細節做好約定。」「在大多數情況下，總是由接受者而不是由施予者來安排和控制活動的內容和程度。受虐者清楚知道能喚起自己性慾的疼痛的程度，因此他們在性活動之前大多與伴侶協商妥當，使自己所能承受的疼痛限度不致於被超過。」「施虐傾向和受虐傾向往往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即虐戀的主動形式與被動形式常常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如果一個施虐者從來沒有親身體驗過將痛感與快感聯繫在一起的受虐經驗，他很難從他人的痛苦中發現快樂。」「幻想的極端重要性。」「遊戲性質、表演性質、儀式性質和像徵性質。虐戀活動的主旨是將現實轉換爲戲劇，以及身分和角色的轉換：奴隸轉換爲主人，成人轉換爲嬰兒，痛感轉換爲快感，男性轉換爲女性，然後再換回來。」「其表演性和挑逗性。」「等待和懸念。在孩子的社會教化過程中，他們被反覆教導的是：必須等待，不能馬上實現他所希望得到的一切滿足。延遲本能需要的滿足是文化的要求。這樣做不僅能增加孩子的安全感，而且能使他適應外部世界和社會生活的狀況。現實原則並不是否定快樂原則，而是限制它的徹底實現。」「此類活動對想像力的需求超過其他一切性活動。」「幽默感，它並不全是認真的。」「當事人雙方的關係往往極端親密、瞭解和信賴。」「由於它帶有戀物性質，此類活動有時甚至可以完全取代生殖器性活動。」

從以上十四個特點看，虐戀是權力關係的遊戲化，也是權力關係的暫時化，使之從不可改變的力量變成可以隨意改變的東西。福柯強調，虐戀中的統治是爲了創造快感，而不是個人或政治的屈從形式。所以，真實的虐戀不可能在極權主義下存在，只可能在威權主義下存在，在自由主義下全面開花。在真實的虐戀遊戲中，不管是施虐方，還是受虐方，在權利上都是平等的。這就註定了那些自視高人一等、痛都不願意痛一下的人是玩不好虐戀遊戲的，湖南軍訓中的教官如此，「紅二代」洪晃也是如此。

洪晃對「虐戀」一知半解，卻稱批評她的民衆是「長期受虐者」，這暴露了她腦中的「虐戀」只是一種極權主義隱喻。如果批評洪晃的民衆真是她所說的「受虐者」，那聽說「聶樹斌的腎是被高官章含之用了」後，就會有兩種常見反應：一種是馬爾庫斯說的「威權主義受虐人格」，有許多受壓迫的群體，它們由於種族、膚色、階級、性別或年齡而受壓迫，它們被另一些群體所統治。壓迫者盡力做到使被壓迫者不會過於難以忍受。但是，秩序有被破壞的時刻，這就是關於世界上還有其他類型的體系的傳言興起之時。這時受壓迫者會按照他們所受的訓練對此做出反應：他們會加強法律和秩序，攻擊傳言的散布者，讓他們保持沉默，因爲受壓迫者最怕聽到的就是說他們在受壓迫，不是自由人。「囚徒」無論如何要同「越獄者」保持距離。對於那些從未嘗過自由滋味的人來說，受虐傾向反而會增強，於是他們可以在老鼠洞裏鑽得更深些，甚至更大聲地說：「我們就喜歡這兒。」「高官用了聶樹斌的腎？這種事情不可能發生在我們國家。」

還有一種是梁文道說的「逆向的犬儒」，「我在一場研討小區營造與公民參與的研討會中又碰到了這麼一位聽衆，他對台上所有付出過心血力氣的實務操作者冷嘲熱諷，批評他們發動公民參與小區規劃的實驗『沒有用』，『只是空談』。然後他慷慨激昂地痛批眼下中國種種怪現象，覺得比起那些更巨大更『根本』的問題，讓居民民主地介入小區的營造只是微不足道的末節，並且註定失敗。」「很明顯，這是一種情緒，近乎文首所說的那種政治犬儒主義，否定一切人家提出來了的建議，懷疑一切有人正在實行的行動方案，因爲這都還不夠『根本』。如果你追問下去，什麼是根本？怎麼對付根本問題？你自己又對根本問題做了些什麼？得到的答覆也許就是那句『說了也沒用』。」之於聶樹斌案，他們很可能會說：「根本的司法公正不解決，死囚器官不禁止使用，追問誰用了聶樹斌的腎頂個球用！」

很顯然，不管是馬爾庫斯認說的「威權主義受虐人格」，還是樑文道說的「逆向的犬儒」，都正中洪晃下懷。讓洪晃遺憾的是，批評洪晃的民衆並沒有按她的期望走，他們敢於追問真相，也不因根本解決的艱難放棄局部解決，這就避開了「受虐者」的雙重陷阱，昂首走向了洪晃主張的「公民」。可洪晃卻慌了！洪晃爲什麼會慌，一是緣於她「紅二代」身份的天然優越感，我從小可沒被人這麼欺負過，當年鄧小平選派三十名少年美國留學都有我，還沒有習大大呢，你們圍攻我憑什麼！二是緣於她「成功人士」的幻覺，我靠自己的努力成功的，我們家也很無辜，你們這群low逼能不能理性點？

總之，「虐戀」遊戲靠的不是權力來維持，而是幽默、親密、信任等因素。如果洪晃不是那麼無知狂妄，她大可以在新時代利用紅二代身份繼續享受虐戀快感。比如在電視劇《血色浪漫》裏，紅二代鍾躍民、李源潮們打砸搶沒事，出來一個殺「紅二代」的「小混蛋」，「紅二代們」就出來替天行道了，後來他們通過上山下鄉的錘鍊，利用父輩人脈資本洗白爲各界的「成功人士」，小混蛋的後代成了「夏俊峯們」，「鍾總好」「李總好」的叫著，對「紅二代」的能力佩服得不行，這種虐戀不是玩得挺嗨的嘛。所以，洪晃但凡有點覺悟，她就應該在網友吐槽時裝聾作啞，扮可憐不就行了？民衆中肯定會有人說：「那是她媽的事情啦，關人家洪晃什麼事啊，人家現在也是憑自己的本事吃飯，咱得饒人處且饒人啊。」如果洪晃能趁機發起名人簽名反對使用死刑犯器官，那洪晃的「成功」就更具有道義光輝了，她可能會像章詒和一樣，扮演虐戀遊戲中的「受虐者」，與屌絲同呼吸共命運，讓屌絲們嗨得不行，這就近乎行爲藝術了。可惜洪晃沒有抓住這樣的機會，她還停留在毛時代堅硬的「虐戀觀」裏，總以爲「虐戀」是靠權力維持的，自己不能再憑身份佔領「施虐位」，就憑「理性」和「成功」佔領「施虐位」，這太OUT了，以至露了紅二代的底褲，「成功人士」標籤恐怖是洗不白了。

——东网

曾伯炎：习近平能用协商民主忽悠奥巴马吗？

Posted: 11 Jan 2015 08:33 PM PST

奥巴马、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

习近平嬴台夜宴奥巴玛，把他一党专政，美化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讲给奥巴玛，这美国哈佛出身的总统，听中国知青出身的主席，给他上民主课，大讲协商民主如何优越英美式民主，这是中美外交史，颇有趣的一段情节吧？

回忆下毛太祖怎么与美总统交谈

上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菊香书屋相会，他也回避了讲民主，而是大讲哲学。接触到政治，老毛也狡滑地迎合尼克松这共和党人，说他喜欢右派（共和党）不喜欢左派（民主党），也未去大吹他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正发展为个人专权，是民主，那群众专政的斗批改，是什么大民主。他知道，接触到民主，就戳到自巳的要害，巧伪地绕开了。但也给尼克松基辛格的回忆录，留给后世一个巫师的形像。

习近平要仿毛泽东，好像比毛泽东还自信？居然班门弄斧，在民主国家总统靣前，大吹中国的专制是最好的协商民主，把奥巴玛当中国那些SB一样愚弄，奥巴玛若是SB，在民主党内能竞选胜过希拉里这女强人吗？

看来，习近平这种自信，超过毛泽东了，而他似乎事事在仿老毛，这次一仿，仿成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笑话，那些为他设计中美领袖会谈的所谓智囊，也该清理下，恐不少也是滥竽充数的假货哟！

当然，与香港年轻一代反北京假民主的占中有关。被逼着为自巳假民主找开脱。可《人民日报》还披露习近平给奥巴玛的语录，无异于把一泡屎又挑起来臭了，这段新语录是："我们讲究的民主未必仅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直选上。中国在追求民意方靣，不仅不比西方国家少，甚至还要更多。西方某个政党往往是某个阶层或某个方面的代表，而中国的民主必须代表全体人民。为此，我们要有广泛的民主协商过程。"在此，习近平否定选票代表民意，不民主，敢说他不给选票一党专制的强奸民意，是最代表民意的民主，这种逻辑，令世界瞠目结舌了吧？

在共党的教义与理论，他们只信奉专权、专制、专政，是绝对排斥民主的，他们的理论家考茨基、伯思斯坦，接受了民主原则，被列宁批判是叛徒。中国共党创始者陈独秀，不攺五四时的民主信念，也把他开除出党。这个打江山坐江山的暴力集团，迷信暴力夺权、夺产、夺命手段的政党，他们推行丛林法则，绝对反文明的，竟然能狡辨自已行的民主。这是多么是非颠倒呵。难怪有学者称中国已进入指鹿为马的时代了。

翻一翻协商民主的旧帐

1949年由潘汉年在香港邀约的左派民主人士，在北京开了一个政治协商会，这民主协商，协商出一个共同纲领，没两年，这纲领便作废，政治学家张东荪，斡旋北平傅作义不动干戈和平交接，立了大功，只因选国家主席，他投了弃权票，就被毛泽东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名下狱。梁潄溟在政协会上，以协商的话语，提出对工人太优待，农民太苦，说点他乡村建设学派的悯农话，在会上被毛泽东羞辱地骂得狗血淋头，这"协商"的牌子，就被老毛丢进阴沟了。

到后来，老毛的协商变成整风阳谋，把潘汉年盛情邀请北上的民主左派罗隆基章伯钧儲安平等，抓住两句建言民主的话，不见协商，全是斗争凌辱了。从那以后，中国从中南海到县乡政权，再无协商，就是党内，也是一言堂，由一把手事事一锤定音一人定夺。大跃进饿死人了，彭德怀上书进言，是去协商吧？被斗罢官，囚在京郊。杨献珍用合二而一，去补充老毛只讲一分为二，也是理论的协商吧？也被囚进大牢。共党对同志，也不讲协商，更别说对党外人士了。

协商，对政协会里笼络的那些能言听计从人士，是为共党伟光正大合唱帮腔的，被共党用国库钱豢养的民主党派，也像老爷养的丫头，平时给老爷（共党）擦鞋，急时出场为专制打掩护做烟幕，用表现争取入共党获得一官半职，就算被老爷收上房了。这便是协商掩盖下，丫头式政治奴仆们角色的转换。中国蓄奴式官场，排斥打击政治精英人才，当是必然。人才自然是奴才的天敌了。

看一看协商民主掩盖的现实

刘晓波的宪政建言，以"零八宪章"书于纸上，送给共党，既没游行示威，也未抢班夺权，算是康梁公车上书式的与当局协商，却以此问罪，判刑11年，协商都成罪，中国还有何协商民主？

律师站在卫护法律的立场，为被告的罪与非罪，同法官进行辨论，应在协商中吧？但这些年，当局却一贯打击囚禁律师，为弱势群体辨护的律师高志晟被判刑，瞎眼律师陈光诚为弱者维权，被长期拘囚于家。律师李庄被薄熙来无罪判刑，当前，再将中国律师界著名维权律师浦志强与夏霖构罪下狱。这种护法律师也视若眼中钉的当局，自诩有世界最犹越的协商民主，岂不是哄鬼么？

中国几乎天天有强行拆迁民居的霸道行为，那里有协商有民主吗？那些走投无路上访申寃的民众，被抓去关押与劳教，有过协商、讲过民主吗？

再举证下去，还可说出一串串只有：霸道与专制，并无协商与民主，在中共统治的65年中，所谓的协商民主，不过是一种统战策略语言，当香港还在英国人管辖时，邓小平就愿与萨切尔首相协商。香港到了中共管制，就用催泪弹，三个学生代表去北京协商真民主，就不准上车了。这叫比一人一票更全靣更优越的协商民主吗？

在民主潮流不可抵抗时，二战期间，史大林就打民主旗帜了，毛泽东也把民主用作装飾其专制，还加上人民做形容辞，称他推行的叫：人民民主专政，把专政与民主，对立的水火不容的概念，凑合起来，逻辑混乱得有如：光明的黑暗、弯曲的直线一般荒诞。难道习近平的专制，弄出个协商民主，不仍然是玩文字游戏的骗局吗？

鲁迅说专制难改瞒和骗的老套，我想：有中央情报的奥巴玛，不了解中国的国内情况吗？而假民主在香港破产，更原型毕露了。今天，有几亿网民的中国，他们眼界在开，洗脑失灵，那协商民主乃专制化装语，还识不破吗？看来，中南海的智囊，也黔驴技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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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13, 2015, 6:19:20 AM1/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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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忌：巴黎恐袭对华人的启示
杨鲁军：我从一开始就坚决主张问责上海
李直：習近平的反腐到了十字路口

林忌：巴黎恐袭对华人的启示

Posted: 12 Jan 2015 10:45 PM PST

1月8日，巴黎发生恐怖袭击后，法国人聚集在广场纪念被枪杀的编辑和记者。图片上，法国南部城市塔布的一位市民高举著一只大铅笔。（LAURENT DARD / AFP）

法国《查理周报》(Charlie Hebdo) 受到极端伊斯兰份子恐怖袭击，十二位新闻工作者被屠杀死亡，事后在法国警方追捕疑犯时，更发生多次枪战，九日更劫持超市顾客，后选择杀害四名法籍犹太裔的人质，事件显示出极端教派不但针对言论自由，更涉及反犹。

事件在全球引起激烈讨论，包括西方以及伊斯兰世界，在华文传媒之中则只著重于「恐袭」，以报导「灾难」的手法之外，就欠缺更深层次探讨问题；此点曝露出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华人的社会与文化之中，即使常把「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挂在口边，大多数人却根本没有真正相信；因此当一些报导转述《查理周报》「冒犯」伊斯兰时，由记者以至文化界就照单全收，以所谓「小农思维」把这视为「得罪人」、「祸从口出」；不计中共的官媒，台湾以至香港的一些「左翼」，更甚至反过来攻击《查理周报》，把明明是左翼的杂志，归类为「右翼法西斯」，扣上「排外、煽动仇恨」的帽子，叫人不要停在杀人对否的层次，而要「反思」背后原因云云，令人惊觉到华人这些所谓进步的知识份子，竟有这么多人「同情」杀人犯！也难怪换过来如中共用暴力对待甚至迫害异见人士，甚至当年八九六四屠杀学生，也会有人认为是「学生不智」，或者「冒犯领导人」了。

这些「左翼」的文章常歪曲事实，指法国禁止伊斯兰妇女带「头巾」是歧视云云；实际上，法国所禁止的全脸面纱 (niqab) 或布卡罩袍 (burqa)，是指把伊斯兰妇女全身除了眼之外全面包起的衣著。先不论保安理由，这种宗教信仰把女性全身视为男性的私产，连脸都不可以向家族以外的男性曝露，这不是「物化女性」与「性别歧视」之最吗？这种习俗不是违反普世价值吗？试反问一句，如果有华人想其家族的女性恢复缠足的传统，恢复纳妾以至童养媳，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的「信仰」，请问政府应该制止吗？还是我们应该「包容」这些「信仰」呢？

这些所谓「左翼」的观点非常奇怪，他们一方面认同某些女性被人歧视的自由，甚至一些女性被虐待的自由，却不认同单是言论或出版上嘲讽的自由；如果宗教自由高于一切，那么种族歧视，拜希魔等新纳粹份子，又为何没有「宗教自由」呢？共产主义本质就是洗脑的宗教，难道中国共产党可以以维护宗教为理由，派人去残杀所有嘲讽中共的人吗？这些所谓「左翼」，究竟是想歪了，还是由共产党洗脑渗透，值得长期观察。

更何况巴黎的恐怖份子在1月9日冲入犹太社区的超级市场，劫持及杀死四个法籍犹太裔的人质；犹太裔的法国人除了其种族，与《查理周报》何干？因为法籍犹太人和以色列犹太人信奉同一个宗教，就要被伊斯兰教徒「歧视」去袭击？又或者犹太种族就要被「法西斯」所歧视，明明同为法国人，却要为其犹太种族者付上代价？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

巴黎一百五十万人上街，三十五国领导人包括「左翼」非常同情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也一起声援受害者，谴责这次的袭击；然而华文传媒却叫人太失望，很多所谓「评论」竟把长期和美国唱反调，在出兵伊拉克问题上反对美国的法国，等同英美一样简化成「西方」，简单地以「西方 vs 伊斯兰」的二分法来随意创作，令人失望之极；与此同时，中共新疆人大立即效法法国政府，禁止任何人在乌鲁木齐的公共场所穿蒙面布卡罩袍；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如果恐袭和「东突厥斯坦」有关，为了新疆问题而滥杀华人，这些传媒以至评论，是否要一百八十度「转軚」，来一个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呢？

——RFA

杨鲁军：我从一开始就坚决主张问责上海

Posted: 12 Jan 2015 10:26 PM PST

图为国务院副总理马凯

2014岁尾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有可能酿造成十八大以降上海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和官场危机。事件的演变确实诡异，事发数小时后习李最高批示毫无问责之意，上海的反应谨慎低调息事宁人，未料"头七"风云突变，上海籍的马凯副总理在京以罕有严厉的言辞直斥上海踩踏"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一下子挑破了中央态度的温情面纱，"问责上海"正式启动，全国讨沪之声不绝于耳，上海再次站在风口浪尖……一如80后、90后网民爱称上海为"魔都"，一个"魔"字，将黄浦滩的波诡云谲、变幻莫测统统一网打尽……
我理解上海的委屈和苦衷：论城市管理和治理，上海代表着中国的最高水平；上海的宜居环境(当然包括她的现代化水平、文明水位及舒适、安全系数)中国第一，哪个上海人不爱上海？！不是说她没有问题、没有瑕疵(下面我会专门论及)，而是说作为一个常住人口三千万的特大型城市，不允许任何小概率安全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就好比要求煤炭大省杜绝一切煤矿安全事故一样是不切实际的……
我亦理解上海的尴尬和无奈，上海无小事，上海出事必是全球新闻，说"蝴蝶效应"也罢，说"名城困境"也罢，谁没有雨天没带伞的时候，谁没有内急慌不择厕时？……
我无意为上海辩解，恰恰相反，我从一开始就坚决主张问责上海……36个外滩跨年把命跨没了的鲜活生命将永远铭刻于上海编年史……严峻和困难的是，我们应该怎样问责上海？
坦率说，自上海甫一出事起，海内外各路高人就纷纷断句式预言这下该上海倒霉了，中央终可出手收拾上海了……这已不是什么政治秘密或内幕消息，而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一种普遍情绪和政治诉求……借用一个医学术语，这叫要求中央对上海官场作靶向性清除的政治问责……我知道这种呼声已成当下问责上海的主流……水上惊涛，水下漩涡。何因使然？长话短说吧。要求政治问责的原因仍在政治。1976年抓捕四人帮后，上海被中央定性为四人帮的老巢和大本营，故多年遭到边缘化和冷遇，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人的生活窘境及其与南方开放省份的巨大反差是今日年轻一代沪人所难以想像的……八九之后皇帝出浦江风水轮流转，上海从弃子变王牌，出现补偿性报复性井喷式增长，上海亦成为盛产中央领导的政治温床和领袖摇篮，八九时江为上海书记，五大副书记是朱鎔基吴邦国黄菊杨堤曾庆红，江做中央总书记后渐次把上海班子提升为中央班子，上述五大副书记除杨堤之外全部进入中常委一一此做法在我党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上海帮一说由此而来。可以说改开年代中国高层的小圈子政治亦即由此发韧。小圈子政治破坏了我党原本良性的政治生态，抱团取暖式的政治共同体让权力失去监督和制约，效忠和派系成了官场最高级别的通行证，中国政治出现可怕的病变和异化，最终让我党失去了政治理想、让人民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心和正面预期……江卸任总书记后竟搞"核心终身制"，小圈子政治率由旧章、江规胡随，且愈演愈烈，又滋生出"团派"、"太子系"、"秘书帮"、"山西系"等，帮派政治永难避免倾轧和内讧，无论"西山会"最初是意欲PK"上海帮"也好，还是"石油系"最终变成"政法系"也好，其根源盖出于上海的帮派政治……帮派政治没有不腐败的，今日中国之官场巨腐与帮派政治丝丝相扣须臾不离……无怪乎今上多次警告党内严禁拉帮结伙……再加上中国领导人在区域经济发展选择上主要来源于个人出身和经历的"地域偏好"(先是广东、后是浦东，一会儿是天津，一会儿又是海西)，总的说，全党全国人民对上海有意见有不满有气，我想起九十年代中国足球联赛北京国安队从教练到队员的一句著名口号"打上海(申花)不用动员"……上海犯了众怒，上海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众矢之的"，老江难辞其咎，而与上海人民无关……上海踩踏引来全国声讨，我以为深层原因还是在政治层面，在于对江系上海帮的不满以及要求今上收拾和清算上海帮……其实这种声浪和情绪由来已久、长时间持续……当年尉健行任中纪委书记时就曾厉声发问：上海的经济总量那么大，怎么会没有腐败大案？……江时代"选择性反腐"，唯独上海没有高层腐败，全国人民差点就搞笑地把上海当作廉政特区了……诡异的是，十八大至今，习王铁腕反腐依仍反不到上海，是上海确无老虎还是有虎不敢抓？全国人民都在这样想这样问，说上海无虎，人民不信，人民不服……可以说，这就是上海踩踏引发众怒的底色板和背景乐……上海在替老江背锅、在代他受过……老江老了，竟然老到昨日外滩踩踏死人、今日他会在海南亢奋亮相"到此一游"的地步，国人夫复何言？……应该说，这就是今天上海问题的复杂性和棘手性所在……
明乎此，如果我们剔除上述充满复杂性和棘手性的政治问责，代之以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的本原问责，外滩踩踏还是留给我们巨大的反思空间……我无意重复现在议论比较多的诸如预判不准、出警不足、信息不畅、限流不夠诸原因，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浅层原因，而且我不赞成只要一出事就拿警察当替罪羊的落后思维和做法(看看美国对警察的态度吧：纵使警察杀错黑人，甚至预估到一旦判警察无罪会引发各地黑人骚乱，仍坚持判定警察无罪；后有两名警察在骚乱中被枪杀，竟有数万人集会钮约为他俩送行……)，更何况，上海警方早在出事两个月前就基于安全因素断然否决了外滩跨年灯光秀的安排……我认为在依法问责政府管治责任的同时，有必要对上海的城市建设和发展规划作根本性反思……八九之后中央打浦东牌，摆明有建设一个新上海之意，七年前我曾在中央媒体撰文批评上海历任领导"声东击西"，即借开发浦东之名行重点改造浦西之实，上海领导人(包括老江)总是摆脱不了"十里洋场"情结，我当时设问上海十几个市委常委，你们哪一位是把家安在浦东、住在浦东的？……外滩是十里洋场的起点和老上海(浦西)的中心，为什么浦东开发已然25年、中央和各地投了那么多钱、一个现代化新城早就横空出世，可上海领导人仍迟迟不将上海城市中心移至浦东，仍留恋空间狭窄、根本不适宜作为公众大规模集聚地的外滩？试想今次若将跨年活动安排于浦东滨江，则踩踏悲剧应完全可以避免……我以为这恰是此次踩踏事故后上海市委市政府最应该、最值得反思之处……否则，"血的教训"仍会重复和继续……
我相信今上对上海洞若观火，今上背后的神秘44人智囊团(据说无一人是中委)让人屡屡拍案惊奇……让我们为中国、为上海祈福吧！

——转自微信

李直：習近平的反腐到了十字路口

Posted: 12 Jan 2015 10:01 PM PST

图：江泽民游览海南

習近平掌權兩年，已消除了威脅其接班固權的主要障礙。審薄熙來，捉周永康，捕徐才厚，拿令計畫，直到逐個摘除薄、周、徐、令的黨羽親信，習近平做得可謂不疾不徐，張弛有度，酷似權場老手。

薄、周、徐、令即除，在黨內、軍內可以呼朋喚友、聚沙成塔似的人物已不存在。那些與此四人有千絲萬縷聯繫的嘍囉們，隱藏的或深或淺，都絕難在政治上翻盤起事。至此，習近平的反腐，或曰中國政治，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這之後，無論中國政治向左向右、向前向後，都將刀刻斧鑿般地打上習近平一人之印記。

黨內權力盤面既定，剩下的事情也無非打掃官場。類似最近江蘇官場連續三名副省部級官員落馬的反腐動作，是否為另一場打虎行動的周邊戰，其實已不重要。放眼環視，中共黨內既無顯在也無潛在可挑戰習氏權力格局的老虎。令計畫的落馬，其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虎假胡威"的令計畫通過中組部長李源潮經營多年的"團派"權力佈局的結構性坍塌。當然，這同時也標誌著"團派"為習近平儲備的接班人選如胡春華、孫正才等人的仕途已至最高，再無接班的可能。

有統計表明，現在中共省部級以上的約4,000名官員中，曾在共青團內擔任過大小職務的官員占到了一半以上。規模如此龐大的權力佈局，令計畫和李源潮當領首功。彼時前朝首功，就是此時當朝首過。這當然也是人們預計李源潮會是下一個大老虎的根由。于習近平而言，要想改變此種權力生態，就必須在中共十九大前甚或二十大前持續不斷的反腐，不斷拔除支撐團派權力結構的重要節點，為習近平自選的各級官員騰出位置。

這種圍繞權力佈局的反腐也並非沒有限制。前不久江澤民參觀中國國家博物館以及遊覽海南的舉動，實際上都是向習近平反腐發出的某種明確的信號。在江澤民參觀國家博物館的相關消息中，所列陪同人員中除了主管文化部門的官員外，有一個無關文化的官員格外扎眼，此即江澤民原辦公室主任、現軍隊總政治部副主任賈廷安。這個為江澤民充當監軍角色的人，除了與當下軍隊腐敗大案有關聯外，其實早在賴昌星案時就深涉其中，充當著賴昌星與中共黨政軍高層官員的皮條客。而在江澤民遊覽海南的消息中，"江澤民一家三代"則被特別指明。可以說，賈廷安和"江澤民一家三代"，正是江澤民為習近平劃定的不能逾越的反腐界限。

由此，處在十字路口的習近平反腐運動，是繼續向前深入進行下去，直搗權貴勾連的真正大本營所在——金融、證券領域，還是止步於權力格局初定，滿足於權鬥色彩濃厚的拍蠅打虎，這就不僅是觀察習近平反腐目何在的看點，也同樣是領略習近平政治抱負的基點。擺在習近平面前的兩難在於，如果把反腐敗深入到金融、證券領域，必將斃敵一千自傷八百，甚至有可能斃敵八百自傷一千——因為金融、證券領域，是"竊國級"腐敗貪官聚集之地；而如果把反腐敗停止在完成權力佈局的限度內，反腐敗就失去了正當性，金融、證券領域的腐敗就會愈演愈烈，社會對習近平反腐的正面認可就會逆轉，直至撼動習近平的統治。

與在反腐行動中的腐敗官員深陷"囚徒困境"而無以聯合進行政治上的反抗不同，金融、證券領域的腐敗者採取經濟上的同步行動的可能性幾可確定，其造成金融市場和證券市場震盪的能力也無可質疑。由此看，習近平的反腐，無論向何方挪步，都難。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家）

原載《世界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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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14, 2015, 6:24:14 AM1/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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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非：計劃無計可施，廷安尚能安否？（附张金昌：我认识的贪官王守业）
梁京：两种"户籍制度"对文明秩序的挑战
高新：张金昌少将公开揭露的不只是贾廷安

白非：計劃無計可施，廷安尚能安否？（附张金昌：我认识的贪官王守业）

Posted: 13 Jan 2015 02:51 PM PST

贾廷安截图

2014年末的軍隊人事大調整，力度直逼當年毛澤東八大軍隊司令員對調的大手筆，牽動了幾十個正、副大軍區級的崗位，習近平時代的軍隊人事新格局，初步形成。但正所謂「幾家歡樂幾家愁」，大批南京軍區、濟南軍區幹部走馬上任之時，一大批昔日風光無限的中將、少將卻一個個悄然失蹤了。

與中紀委風風火火甩開膀子幹、不分深夜與大清早地發布打虎消息相比，軍隊反腐公開的聲音少之又少，以致於國內公眾幾乎看不到有關信息。像原成都軍區副司令員楊金山的落馬，是一直等到去年十八屆四中全會才首次對外公布，而與他同批次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的蔣潔敏、李東生則早已公開落馬近一年了。人民日報日前間接證實了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政治部主任馬向東、信息工程大學副政委高小燕的落馬，已屬非常罕見的信息披露了。

但是軍隊內部的整肅和反腐，卻絕對不是表面的風平浪靜，絕對不是「這裏的黎明靜悄悄」。剛剛由二炮第55基地政委提升為二炮副政委的張東水，在副大軍區級崗位上僅僅待了十三天，就被雙規帶走，成了解放軍歷史上最短命的高級將領，名副其實的「五日京兆」，令人瞠目結舌。最沒面子的恐怕就是負責考核選拔工作的總政治部幹部部了。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當前紀委的保密工作是何等滴水不漏。

值得注意的是，張東水的前任、二炮原副政委於大清之前已經被捕。於大清曾長期擔任總政治部幹部部部長，被認為是徐才厚的鐵杆馬仔之一，因為徐才厚的賣官鬻爵，都要通過幹部部來經辦。而在於大清之前擔任總政治部幹部部部長的許耀元，此次也由武警政委轉任軍事科學院政委，從下轄上百萬官兵的武警，到了只有幾百教職工的軍科院，雖然個人級別未變，但貶謫意味毋庸贅言。

如果說查辦於大清、張東水是清理「徐黨餘孽」，那麼另一批將領的落馬，更耐人尋味。蘭州軍區副政委范長秘、北京軍區副政委黃建國都已消失多日。兩人的共同點就是都出身蘭州軍區第47集團軍，范長秘擔任過47軍政委，黃建國擔任47軍政治部主任。與徐才厚出身16軍一樣，47軍是另一位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的嫡系。范、黃的落馬，為軍內打虎帶來了更大的變數。

重磅還不止於此。在2015年第一期的《炎黃春秋》雜誌上，原總後勤部基建營房部部長張金昌少將爆大鑊，發表了長文《我所認識的貪官王守業》，曝光當年總後勤部基建營房部部長、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的貪腐過程。在谷俊山之前，王守業是軍內查處的最大腐敗老虎。

看張文的題目則似乎是痛打死老虎、落水狗。然而文中最令人震驚的消息是曝光了在王守業邊腐邊升、帶病提拔的過程中，王守業的同鄉、中央軍委領導的秘書×××發揮的作用，不僅「代表×辦」要求提拔王守業，而且干預後來對王守業的查辦。王守業與現任總政治部副主任賈廷安都是河南葉縣人，而賈廷安長期擔任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主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張金昌的文章，不亞於當年羅昌平實名發文舉報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後續如何，檢驗最高層的反腐決心。軍內打虎的想像空間，真是空前巨大。

在以往，想要查辦擔任過最高領導人大秘的人，幾乎是沒有任何可能。但令計劃的落馬，早讓一切所謂潛規則化為泡影。計劃已無計可施，廷安尚能安否？

——东网

【附录】

张金昌：我认识的贪官王守业

2006年6月29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重要消息：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因涉嫌经济犯罪，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央军委已免除其海军副司令员职务。不久被双规和逮捕。审查结果：开除军籍、开除党籍，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请看王守业案件查实通报："王守业任总后营房部长到海军任副司令员期间(1995年底至2005年8月)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接受他人违法金额1097万元，冻结追缴扣押现金990万元(据说从他家的冰箱、洗衣机中抄出来的现金近千万元)。认定受贿犯罪数额共计折合人民币562.06万元。侵占住房10套，高档轿车3台，金银首饰、玉器、字画等贵重物品260余件。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两性关系，还嫖娼狎妓。军事法院判处王守业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海军中将军衔。"通报还说："王守业沦为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于一体的腐败分子，他贪欲恶性膨胀，什么钱都敢收，多少钱都敢要。"有次到重庆休假，一地方老板接待他并准备送礼品，第一次见面，他就暗示对方把送礼品改成了送5万元现金;他要钱心狠手辣，给某单位批了80万元的经费，就要了一台价值60万元的进口车;他收钱数额惊人，仅从福建一个老板处就收受和索取250万元。在任海军副司令员的后两年，就收现金664万元，可谓"日进万元"。王守业把玩弄女性当成他最大的精神享受。他在外地某校学习40天，还让情人去陪了他7天。他每次出差走到哪里，玩女人就玩到哪里，尤其要找"雏妓"(处女)。他身为中将，在徐才厚被揭露之前是我军军衔最高的"腐败之最"分子。

　　我从1951年响应祖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建设现代化国防"的号召入伍，参加军干校学习军事工程建筑专业，1953年毕业分到总后营房部工作，到1995年因年龄关系，在部长岗位上退休，在总后营房部干了一辈子。总后营房部历届领导干部的形象都留在我的记忆中。那么，王守业在我记忆中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一、我曾考虑让王守业接班

　　据我部一位老部长的老伴和儿子对我和老伴说：有一年他们要回河北老家去，总后营房部没有跑长途的车，就向北京军区营房部借了一辆车。当时王守业是北京军区营房部的干部，因为生了第三胎被处理转业，他在家无事可干。但王守业善于投机钻营，讨好一些领导，通过送、请一些手段终于由"转业"转到了总后营房部来了。而且调职调级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加快了他的提升步伐。

　　1985年10月王守业调进总后营房部时，正巧全国在烟台要开个房改试点会议，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试点的一个新的课题，第一次听说房子可以卖给个人。当时确实人手不足，部领导就让王守业去烟台代表军队参加会议了。回来传达会议精神时因为个人买房是新鲜事，人人都很关心，加上王传达得还算清楚，所以对他的第一印象不错，不久他就被提拔任命为总后营房部的副处长(后改为副局长)。

　　王守业进总后营房部后一帆风顺。他像许多腐败分子一样，工作之初勤勤恳恳，给人一种假象。开始时夹着尾巴做人，表现良好，因而官运亨通，一升再升。从1985年至1993年短短几年时间，就由一个团职助理员升至副部长。

　　自从王守业当了副部长后，我就考虑我这个部长几年之后谁来接班。当时就两位副部长，一位年龄与我相仿，而王比我小10岁。我曾考虑让他当我的接班人。但是，当我快到退休前半年时，一连接到七八封告状信，都是告王守业在外面有女人，乱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且是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有车号。其中一封信写得特别详细。我当时一面为他保密，一面向总后领导反映。信中说的是他和空军总医院的一位叫×××的女人经常鬼混。我派分管干部的干事去空军小范围调查，结果说查无此人，只好不了了之。与此同时，他出差回来，经常有人反映他在外面还有嫖娼之事，但都无法查证。

　　在我退休前两三个月，总后周克玉政委找我谈过一次话，说："按规定到年龄都应退下来，但考虑到你们部的情况，军委让你继续工作，至少再干二年，因此你不要有短期行为，要有长期打算。"但消息很快传到了王守业的耳朵里，从此，王守业白天不好好工作，经常迟到早退，开会找不到人，晚上经常拉几个亲信在外面吃喝玩乐，大肆请客送礼。拉拢一些不正当的关系，散布和败坏我和机关的名声。特别是党委研究的人事调动，他会上同意，会下唆使我部政治部的人到总后政治部干部部门捣乱，一时造成机关的混乱。王守业为他老婆提前两年晋升职务的丑恶行为，得到我部政治部个别人的支持。他们暗箱操作，将王守业老婆的名字藏在设计院正常调职的名单之中，企图利用党委对正常调职人员只念名单过一下的惯例来蒙混过关。结果被一名党委成员发现，弄虚作假未得逞，当场被否定了。在场的党委副书记，副部长王守业和那位政治部主任，顿时脸红耳赤，一声不敢吭。我当时严肃地批评说："你们政治部门、干部部门难道连这些最普通的常识都不懂吗?用这种手段弄虚作假也太不应该了吧。"散会后，有人听到王守业在走廊里骂人。第二天一上班，那位政治部主任找我说：后政(总后政治部)的领导说，王守业爱人的调职问题可以按"特招"解决。我问他，后政哪位领导说的，他不说。我即说："你不说我就不问，你让那位主任直接给我打个电话好吗?"结果后政领导谁也没敢给我回话。这说明王守业他们早就和后政的某些领导串通勾结在一起了。王守业自从主持基建营房部工作之后，便开始对基建营房部的干部队伍进行调整，他调整的原则就是任人唯亲。凡是能够为他提供腐败机会和为他所用的人，不管业务能力大小，不管道德品质如何，一概任用。一些对他的作为不认同，坚持原则办事的，不管业务能力有多强，也绝不使用。王守业在任营房管理局局长期间，曾因违章骑车，致使总后管理局一辆正常行驶的车辆为躲避他，导致在人行道上行走的设计院一名职工小孩死亡。我部管理科行政助理员于长绿同志在处理此事故时，因秉公办事，王守业一直怀恨在心。主持基建营房部工作后，无故将于长绿同志安排转业，最后办理了内退手续。我部办公室秘书李锋同志，是经过组织程序，并经我部党委批准由北京军区调到总后基建营房部工作的，因对王守业的作为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调查过由总后首长批转下来的匿名举报王守业乱搞男女关系的检举信。王守业主持工作后，乘机对其进行审查，并组织相关人员对其诬告，在没有得到王守业想得到的任何结果后，安排其转业。尤其可恶的是，党委一致通过的干部调整名单，上报后政就是迟迟不研究，催了几次都无效，在我退休后给予全盘否定。其中有一名经部党委集体讨论通过并上报总后政治部提为副局长的干部赵英奇同志，群众一致认为非常优秀，只因是沈阳军区营房部部长丁元忠向我推荐的(该同志已调进我部工作5年了)也给否定了。

　　二、向军委正式提出不同意王守业接班

　　由于我在退休前半年发现他的道德品质有问题，经常说假话，欺上瞒下，曾多次向总后领导反映过王的问题，总后领导经过调查也证实了他不具备接班条件，于是商请总政从各大单位选调一个同志来接我的班。1995年六七月份，总后傅全有部长找我谈话说：现在看来，群众对王守业的反映不小，你退休后他接班是不可能了，所以我们曾向总政提出，请在全军范围内选一个同志来接你的班。总政向我们提供了4个人选，南京的×××、兰州的×××、海军的×××、空军的×××，他们都当过营房部部长，现都是后勤副部长，让我们从中挑选。我们到总后政治部去考察了一下，认为都不太理想，不是年龄偏大，就是学历不够，所以一时还找不到人。我当时给傅部长提供了一个可以胜任的名单。那时我正在住院查体。迟浩田副主席正巧也在查体，我去看迟副主席，聊天谈到王守业不能接班时，迟副主席让我写下了我推荐接班人的姓名字条。后来迟副主席跟我说，他专门将字条向有关部门做了交代。但此时王守业已和总后政治部及军委有的领导通过吃喝请送打得火热，实际上早已认定了，根本无法从外调进。

　　为此，我在退休前给军委写了信，不同意王守业接我的班，提出了6条理由，表明了我的态度。军委张震、刘华清两位副主席把此事批给傅全有部长，让其调查后找我谈谈。但当时傅全有同志正准备去总参上任总参谋长，急急匆匆调查了王守业安排的几个局长，无法听到真实的情况，调查不了了之。因此，当傅全有部长向我宣布退休命令时，我再次提出不同意王守业接班并当面批评了后政主任在干部政策上的不公正、不公平、不公道。

　　在营房部机关召开的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我退休的命令时，我当着总后领导和后政干部部领导的面(王守业也在场)，明确表示了我的态度："我1953年从军校毕业后，分配在总后营房部，工作了一辈子，直到今天退休，虽然工作成绩不大，但我没有偷过懒，我努力工作，问心无愧，对得起党的事业，也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但是我回想起来，这一辈子我最遗憾的一件事是，没有在退休前把我的接班人选好，请大家原谅。"我的表态立即引起会场人员的惊叹，据说王守业在台上无地自容!

　　三、拉上老乡关系当了营房部部长

　　我退休后，王守业虽未当上部长，但工作由他牵头。他利用工作之便经常投机钻营，在参加军委常务会议讨论营房有关议题时，利用拉老乡关系接近和拉拢中央军委领导的秘书×××，从吃请开始，礼尚往来，然后打得火热，亲如兄弟。4个月后，×××秘书竟以中央军委领导办公室的名义正式打电话给总后领导，要报王守业为营房部部长。1996年1月，军委正式任命王守业为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

　　说实话，开始有人告诉我，王守业的亲信在各军区散布说：王守业肯定要当营房部部长，×××(指中央军委领导那位秘书)给总政和总后打了电话，指定要提他当部长。这股风从各军区刮到总部来，当时我也不相信，但不久他果然当上了部长。后来在一次与退下来的总后领导交谈时，我当面问过，我说："当时我向你多次汇报过王守业道德败坏、品质恶劣的问题，为什么他还能当部长?"他说："你不知道，当时×办打了电话的。"我说："不就是×××秘书打的电话吗?"

　　他说："他的电话当然是代表×办的。"

　　四、靠上后台敢做坏事

　　自从王守业当了部长后，大权在握，神气十足，靠上了后台，敢做坏事，真是胆大包天，色胆包天，贼胆包天。接着大肆在车子、房子、票子、女子和孩子上下功夫。"五子登科"表演得淋漓尽致。

　　当时二级部领导都是桑塔纳、华沙等小车，副部长是没有专车的，正部长才配尼桑或上海牌。我坐的一辆用了10年的尼桑牌车，王当部长后不久，停了我的专车，他占用后很快从下边部队换了一辆外观完全相同的新的自动挡的尼桑车。刚当上部长，就将我部贾休奇部长(正军)的住房腾出，连同对门的团职房共230平方米(当时军职的住房面积标准是140～160平方米)重新加以豪华装修之后，变为他一家占有，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超面积、超装修标准住房的总后营房部部长。王守业利用职权把3个子女分别安排在军队的各大单位工作，强行让上海驻军为他在上海学习的女儿长期无偿提供专用军车直至王守业被抓。利用职权将王在河南老家的七大姑八大姨接进北京安排工作，并亲自出面将某军事单位的出租房强行压低价格给他老婆的亲戚开美容院。上面讲到我在位时的党委会上，他企图将他老婆提前两年任职名单藏到设计院正常调职的名单之中，想蒙混过关未成之事，结果王当部长后，短短六七年间，把已成老百姓的老婆变成了军人，还由八九级的技术员一跃提升为五级工程师。

　　五、到海军当副司令，海军不是造孽了吗?

　　王守业由总后营房部部长直接去当海军副司令，许多人感到很惊讶。有人说"简直太神了"，也有人说"肯定上面有人"。现在就看看他是怎样坐上海军副司令宝座的。听说当时军委有个规定，凡是一个干部在总部二级部正职岗位上满5年不到退休年龄的，要么提上来，要么平调交流出去。所以王守业在营房部部长岗位上干了4年就急得团团转，到处找关系，找上层，找老乡帮忙。那时的王守业是全军最"牛"的部长，不要说要职务，要天上的月亮也会有人拍胸脯去给他摘。有人还要将王守业提为总后勤部副部长，但两次总后党委会讨论提此议题时，都被大多数成员否决。为此，总政还来考察过，考察结果：王守业是总后二级部长中倒数第二名。这时，有的领导比王守业还急，必须赶快将他扶上去，否则，对不起王守业对他个人及全家的"恩惠"!总后不行，就向外扩展。王守业的运气来了，多好的机会，海军贺副司令员病故职位空缺，于是，上有人拉，下有人抬，王守业又善于利用关系网，海军副司令员的宝座就这么坐上了。王守业上任海军副司令员后，各方反映强烈，总后营房部的广大干部说："管他高升不高升，只要滚出营房部就好，再待下去要出事了。"有人说："王守业在总后反映很差，怎么反而高升了呢?"有的总后党委成员对我说："总后党委讨论王守业提升问题，几次都通不过，可是有人看重他。"洪学智老部长曾两次对我说："你们部的王守业到海军去当副司令，他凭什么呀!他懂海军吗?不懂海军到海军当副司令，那海军不是造孽了吗?"

　　我退休时本部机关还有1000多万元的流动资金，都被王守业当部长5年间吃请送光了。他去海军上任时，后任部长十分困难，连机关职工、战士的奖金都发不出来。可以这样说，他到海军上任是在总后营房部机关干部、战士骂声中溜走的。王从当营房部部长到在海军被判刑，其间整整10年。在这10年中，我几乎每年都向总后或军委甚至中央反映王守业的各种问题，除了王与×××在批土地问题上只做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的调查外，其他问题都石沉大海，没有结果，原因当然很明白，全被军委办公厅的个别人员压下了。

　　王守业到海军后，为了笼络人心，也为了自己能站稳脚跟，竟不择手段，让他在总后基建营房部的亲信，利用职权，将大量营房经费向海军倾斜，新建机关师以上干部住房。与此同时，对海军领导干部重新在北京香山新建超标准的豪华住宅(包括他自己的住宅在内)，以收买人心。怪不得王守业的贪腐问题受到中央军委严肃查处后，至今还有人为他叫好，说什么"他给海军解决了干部住房还是不错的嘛"。可谁能知道，他侵占了各大军区的干部建房经费呀!按规定，大军区级的住房标准为建筑面积240～270平方米。而王守业在海军建的豪华住宅，超过了一倍以上，带了一个坏头。

　　六、倒在女人温柔的枪口下

　　有人对我说："你告了王守业10年都告不倒他，这次他自己把自己打倒了。"王守业当了营房部部长后，既有权势，又有金钱，10多年前就包养情妇多名，"享尽人间风流"，所以"倒在女人枪口下"也是他必然的结果。

　　他任总后营房部部长和海军副司令员期间，把工作岗位逐步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公权私用发展到极致。划拨几百万的机动费他能个人说了算，千万甚至上亿的经费他也能协调。所以他就利用掌管的经费指标分配权、机动费的审批权，待价而沽，不给好处不办事。部队一些单位为了批项目，要经费，不得不搞"跑部钱进"。他认为他一句话下面就得当指示办，所以，他经常直接给部队打电话，给机关打招呼，帮助多名地方老板违规招标，承揽部队工程和房地产开发项目，从中收受贿赂。地方老板早已看透，只要抓住他就能发大财，只要用女人腐蚀他就能得大利。

　　王守业台上台下不一样，说的做的不一样，人前人后不一样，是一个十足的"两面人"。他阳奉阴违，城府很深。他主持制定了军队住房、工程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等规章制度，但他却带头违反。按规定每个干部只能购买一套经济适用房，他却通过多种不正常渠道多搞了7套。他要求部属秉公用权，按制度办事，自己却践踏原则，公权私用，违规为20多个地方老板承揽部队工程和房地产开发项目。

　　王守业长期组织关系网，游离于党组织的监管之外。他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绞尽脑汁，不惜血本，精心罗织了一个以权力为平台，以利益为纽带的关系网。其中，既有部队中高级领导机关有权有势的领导干部，也有管钱管物有实力的一般干部;既有财大气粗的地方老板和港澳及外籍商人，也有周旋其间充当掮客的所谓社会知名人士。当然还有一些吹喇叭、抬轿子、拉皮条等不可缺少的小人物。王守业违法乱纪的活动就是在这个圈子中发生的。他在基建营房部当部长兼党委书记时，就把岗位看成经营关系网的核心阵地，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某部队有人仅仅说了一句"王守业是个大包工头"，他就恼羞成怒，暗示单位领导让其转业。当组织调查他的问题时，他调动各种社会关系，用百万现金收买举报人，订立同盟，策划串供翻供。王守业被"双规"后，仍幻想靠关系把自己捞出去，最后关系网也靠不住了，在胡锦涛总书记的直接过问下，抓捕归案，送进大牢。在牢房里写悔过书时还恬不知耻地说："当时要是有人及时拉住我，好歹也能从副军的位置退下来，一个少将也对得起祖宗了。"难道没有人提醒他吗?难道没有给他机会吗?可以说广大群众，在他当部长后的10年中，每年都有不少告他状的信寄往中央和军委，组织上也经常警告他，可他根本没把组织的监督管理当回事。就在审查他的期间，他还敢当着部属的面收受他人10万元钱，其胆大妄为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真是不可救药!

　　2005年7月20日左右，我突然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你是张部长吗?我们并不认识，但我想向你讲述一个王守业情人的故事，你如果想知道，我想见面告诉你。"于是我们约好某日在某宾馆见面。来的是一位很入潮流、时髦的女士，年龄约三十岁左右。她首先介绍说："我叫杜×，在某公司党务部工作，我有一位最好的朋友托我找你的。"我先问她三个问题："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你为什么要告诉我王守业和情人的事?告诉我的目的是什么?"她说："电话号码是从你们部工作人员的电话本上查到的;知道你是王守业的前任部长，而且你们长期有矛盾，你在群众中威信比较高，你认识上边的领导也比较多，我那位朋友和王守业的关系非同一般，最近遇到了麻烦，所以想请你帮忙，帮她出点主意。"听到这里我想王守业玩女人过去就经常有人反映，但一直未查实，这次女人自己告状，直接找到了我这里，挺新鲜。我抱着听故事的态度说："你的朋友为什么不直接找我或和你一起来呢?"她说："她不愿意自己出面。"我说："好，你说说看，看我能帮上什么忙。"接着杜×就叙述了如下一段："对不起，我的朋友不愿说出她的姓名和单位，请原谅。王守业和她已经有六七年的关系了，开始王守业骗她说，他和老婆关系不好，准备要离婚，如果我们真能成为一对的话，等和老婆离婚后一定娶你。当时她信以为真，一混就是六七年，这几年她考虑年龄渐大，再也等不起了，催王赶快离婚，可王始终说工作忙拖而不决。而每当王和她在一起鬼混时，经常有女人给王打电话约会，时间长了，她发现王守业在外面有许多女人。她问王这些人都是什么人，王支支吾吾答不清楚，于是两人发展到经常吵架。王还经常动手打她，骂她。因此，引起我的朋友的疑心和警惕，对他们谈话中的情节录了音，其中有些还涉及军事秘密。前不久，王守业就开始躲避她，将手机、办公室和秘书电话全部换掉，再也找不到王。于是在7月15日下午2点半钟我的朋友到海军办公大楼门口去堵他。终于堵住了，上前拦车。王当时非常紧张，当即下车把她拉上车，把车子开到了郊外一个偏僻地带。那里早就有人在等候。等候的人把车拦下，拉开车门，那人很凶，大声喊下车，并对车内的王守业说：'老板你也下车，把军衣脱掉，我们一起对付她。'王刚下车见路上有车经过，那人便说：'老板你上车走吧，我来对付她，交给我了。'等王守业上车开走后，那位等候人用威胁的口气对我的朋友说：'你必须离开我的老板，今后再不要纠缠，要多少钱你开个价吧。'她说：'我不要钱，要王守业给我说清楚，他答应和他老婆离婚后娶我，我等了他多年他不仅不离，还和许多女人鬼混，现在找也找不到他，为什么，我要讨个说法，他是个大骗子、大流氓。'那个人威胁说：'你不要钱可以，但必须离开我的老板，否则不仅要考虑你的后果，还要考虑你家人的后果。'这时我的朋友感到危险，有些害怕。也正在这时，有辆出租车路过，她乘其不备跑过去拉开车门逃了回来。受到这次惊吓，我的朋友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所以就找我想办法，出主意。王守业用黑社会手段来对付她，使她伤透了心。为了不让王守业再去害别的女孩，她决定告他，揭露他。这就是她找我，我找你帮忙的原因。如何能保护我的朋友的安全，想请你出点主意。"我当时说："当务之急是要保护你的朋友的安全，办法只有一个，赶快给海军党委写信，给总政和军委领导写信，如实反映情况。只有让这些领导部门都知道了，你朋友的安全才有保障。领导和部门知道得越早，你的朋友也就越安全。"

　　大约过了几天，杜×又约我见面，她告诉我："我朋友已经通过邮局向海军党委常委每个成员，向海军保卫部、纪检部都发了信。"我告诉她："为了保险起见，还应给总政和军委领导写信，最好给胡主席写信。"她说："胡主席那里有一个送信的渠道，可以直接送到胡主席那里。"我说："那最好了，应该赶快送。"她说："要先看海军收到信后有什么反应，对王守业会采取什么措施再说。"我说："那你看吧。"并问："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在哪工作，能否将送的材料给我一份?"她说："我朋友不让我说，她只是在地方一个公司任职员，是个大学生，今年30岁，当年和王守业相处时才20多岁，材料能否给你，我要问问她再说。"又过了四五天，杜×约我见面说："海军纪检部有个叫×××的处长打电话给我的朋友，说海军党委指示，要找她详细谈谈。但这个人是不是海军纪检部的，我们不清楚，如果是王派来的，我朋友就很危险，想听听你的意见或了解一下。"于是将×××的手机和办公室电话告诉了我。我答应了。两天后，杜×告诉我她已证实×××是海军纪检部的，所以准备去谈。我对她说："让你朋友如实讲，不要怕，讲得越清楚，她就越安全。"她问我掌握的证据(录音)说不说，给不给。我说："应该实说，证据给不给，由你朋友自己定。"她说："她不想给。"

　　到了9月份，王守业的丑闻在总后已传得沸沸扬扬，且说法不一，说王守业和情人有一个孩子，说情人为他打过几次胎，说王已被"双规"，已停职检查。因此我约杜×见面，问她朋友与海军纪检部谈得如何。杜说："我陪她去的海军，听她说谈得还可以，×××还用手机给她照了相，还问她，除了海军领导外，还给谁送过信?"问我这有什么关系吗?我说："照相无非想给海军领导看呗，现传对王采取了措施，你听说过吗?"她说："没有，海军会不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说："看来有可能，你赶快告诉你朋友，快给军委和总政写信。"结果她告诉我："已经给胡主席写了信。"问我还应该给谁发信?我告诉她："还应该给总政李主任，纪检部，军委郭、徐副主席写信。"当时我问她的朋友与王守业是否有孩子。她说"没有"。我问"是否打过两次胎"。她说"可能"。我再次向她要她朋友的材料和姓名，她说："我的朋友不愿意把材料给别人，也不愿意告诉姓名。"我当时很生气地说："她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又信任我，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她说："我至今也没有把我找你出主意的事告诉过她。"我说，既然不信任我就算了。后来她告诉我："她已经给总政李主任、纪检部、军委二位副主席都发了信。"此后，我知道该发的信都已经发了，我也不再管了。国庆节后，我听说，总政纪检部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海军查王守业的问题了。我想问杜×是否知道，可是打了几次电话，再也没有开机。我想，她告诉过我她在××集团党务部工作。我曾侧面问过，可能出于保密谁也不知她的去向。这时听说王守业已被"双规"，我才悟出这个道理，杜×所以不告诉她朋友的姓名和不给材料，原来她本人就是王守业的情人。后来总政纪检部的一位局长找我调查王守业在营房部的问题时，此事才得到了证实。同时也证实了王守业确已被"双规"调查，那个情人杜×也已被保护审查。

　　据可靠消息，王在被"双规"后，很快就触动了上层某些人的神经。有人动用大人物的关系给中央领导去电："王守业的问题主要是生活作风问题，他也快到年龄了，放他一马，让他提前退休算了。"中央为了顾全大局，几天后就将王放了出来。可王守业不仅不感谢组织，反而猖狂污蔑组织审查他是错误的。他出来后的第二天就到营房部院内"示威"，到营房部门诊部的每个房间，见人就握手，神气十足，表明自己没问题。在全军召开的工程会议上，公开叫骂说："我没有问题，他们弄错了，我这不是摆平了嘛!"结果出来没有几天，经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亲自批示，重新被"双规"并被捕。这里还有个插曲，据说某天下午王守业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去外地疗养时，海军司令员及纪检、保卫部门的同志及时赶到，司令员向他宣布再次被"双规"时，王守业拉开手包，掏出手枪准备……结果被在旁边的保卫人员一把拉住缴下手枪乖乖被捕。看来王早有准备，也知道自己罪恶深重。

　　我在2005年10月25日给总政李主任并军委胡主席和3位副主席写信，主要从3个方面揭露王守业在总后营房部到海军期间的犯罪行为。一是意料之中，二是罪有应得，三是彻查严办。列举事实后，表明了我的态度。10年中由我署名的，有数十封都是写给中央军委和总政、总后的揭发王守业的信件，但都石沉大海，仅这揭露王守业的最后一封信，据说中央军委领导都看到了。经过军委纪委和海军审查，王被绳之以法。最后宣判结果，广大群众还算基本满意。王守业的人生结局真是意料之中，罪有应得。据说，王交代了与他同案的40多人，数量不少，可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受到追究或查处，反而得到了重用提拔，现在都在军、师两级领导岗位上任职。

　　(作者为总后基建营房部原部长，少将)

梁京：两种"户籍制度"对文明秩序的挑战

Posted: 13 Jan 2015 11:48 AM PST

《查理周刊》惨案后，1月11日法国举行空前规模的示威游行

上周巴黎发生的恐怖惨案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这个惨案不仅夺去了十七条无辜生命，更冲击到了无数人的灵魂。面对三个毙命凶手的通缉照，许多人在憎恶其凶残行为的同时，很难不提出一系列"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不同于精神病人，换一种境遇，他们很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

包括在逃的女嫌犯，四个恐怖分子都是在法国本土长大的法国公民，都享有多数中国人享受不到的权利和福利，他们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为什么对接纳他们的西方文明会有如此巨大的仇恨？911事件后就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再一次摆在文明世界的面前。

在电视上看到西方人检讨此次事件的深层原因，不少人都提到了法国主流社会与穆斯林移民群体之间存在的社会隔阂。这种隔阂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户籍制度，产生了主流社会人群乃至执法部门，都避而不入的穆斯林社区。正是这种无形的户籍制度，为伊斯兰极端势力在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渗透提供了机会。法国公民参加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圣战的人数，居然超过千人，而此次法国未能及时制止恐怖分子施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国安全部门的人力资源，根本不足以监控如此众多具有极端倾向的穆斯林青壮年，其中女性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超出许多人意料。
西方国家为什么会令自己陷入这样一种困境？他们敞开国门，让这些缺少机会或遭遇政治迫害的穆斯林移民西欧，结果竟有如此多的人不仅不领情，反对西方文明生出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这说明西方国家肯定犯了严重错误，问题是错在哪里？

不出所料，你不可能从中国主流媒体的评论中找到对这个问题的认真思考，而是会找到很多幸灾乐祸的嘲笑。打开"自干五"们的重要阵地《观察者》网，我果然看到不少对《查理周刊》遇袭事件的评论。虽然文理和风格各不相同，但翻译成大白话，这些评论的基本调子都认为《查理》被袭是"活该"。这个态度与当年911事件时许多中国人的态度并无二致。

这个事实本身就启发我们，西方人对自己的"普世价值"是太过自信了，这是他们犯下一些列大错的根本原因之一。他们认为，只要是人，都会爱自由，因此，一旦让那些不自由的人在自由的制度下生活，他们就会像自由人那样思维和行动。事实是，虽然向往自由是人的本性，但学会像自由人那样相处与合作，并非易事。无论对政教合一的穆斯林文明，对种姓观念根深蒂固的印度文明，还是迷信大一统的中国文明，走向自由都需要一个艰难的文化转型过程。

当然，西方文明的自信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其他文明最终将难以抵御自由的魅力。这是那些生活在海外，甚至靠六四绿卡获得西方国籍的自干五们羞于承认的真理。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不自由的同胞在本土的遭遇和苦难视而不见，从不发议论。

最近太原市发生的农民工因讨薪而被警察伤害致命的事件，就其严重性而言，其实不亚于《查理》惨案。因为这个事件揭示了另一种户籍制度下中国正在积聚巨大的社会风险。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应能看到，无论从这种社会风险的规模来看，还是从其对底层社会伤害的程度来看，中国户籍制度对整个人类文明秩序的潜在挑战，都只会大于西方社会无形的户籍制度带来的挑战。

山西是中国官场腐败社会溃败的重灾区，整个省级领导层都被更换了。但此次讨薪丧命事件表明，习近平的反腐已经无法改变整个国家机器完全丧失维持基本公义的能力这个事实。看一看那个肥胖的警察站在那个女工尸体旁的冷血姿态，不难想像，当忍无可忍的二代和三代农民工愤起反抗的时候，中国将出现的局面，会和今天巴黎的局面大不一样。

不知到那时《观察者》网还在不在，更不知道，那些身在海外自由社会，却要为中国奴役制度辩护的自干五们，会写出什么样的评论文章。

——RFA

高新：张金昌少将公开揭露的不只是贾廷安

Posted: 13 Jan 2015 10:54 AM PST

图：贾廷安（资料照片/public domain）

图片：时任海军副司令员的王守业（资料照片/public domain）

中国大陆是最敢放胆直言的纸面媒体《炎黄春秋》杂志刚刚经历了一场被中宣部强制要求"变更主管单位"风波之后没有几天，重新恢复了社长职务的杜导正老先生和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杨继绳就在他们的新年第一期抛出一枚重磅炸弹----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前部长、退役少将张金昌先生撰写的万言回忆文章《我认识的贪官王守业》。有外界媒体称："该文编辑《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对此文是否与（江泽民大秘）贾廷安有关的电话采访，只说'你懂的'，不愿证实或证伪。"而笔者在内地的记者朋友则告之中国大陆境内的所有媒体都未见有敢于转发此文的，足以说明中宣部已经又在对《炎黄春秋》发难了。

另有一位活跃在中国内地的网评写手对笔者说，他在读到张少将如此奇文后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一篇"读后感"，但试了数家过去对他从来是来者不拒的网站论坛，都贴不上去。

内地的记者朋友认为，中宣部势必封杀此文的原因还不仅仅是无异于直接点出了江泽民秘书贾廷安和江泽民本人的名字，至少还有一个把内部通报写进公开文章的罪名要扣到作者和杂志社的头上。

张少将的文章一开头便引用2006年6月29日的新华社消息：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因涉嫌经济犯罪，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如上内容就是中共政权情愿让普通百姓知道的对王守业的结论，用一句"道德败坏"概括所有，而令人发指的具体犯罪内容则只是以内部通报形式，仅供"够级别"的那一小部份人享有知情权。张金昌少将则大胆在文章里原文转引了这份内容通报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王守业任总后营房部长到海军任副司令员期间（1995年底至2005年8月）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接受他人违法金额1097万元......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两性关系，还嫖娼狎妓。"

通报还说："王守业沦为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于一体的腐败分子，他贪欲恶性膨胀，什么钱都敢收，多少钱都敢要......。王守业把玩弄女性当成他最大的精神享受。他在外地某校学习40天，还让情人去陪了他7天。他每次出差走到哪里，玩女人就玩到哪里，尤其要找"雏妓"（处女）。"

说老实话，王守业最终被落实的贪污和索贿数额最多和薄熙来不相上下，还没有如今一个村支书贪得多，还没有被徐才厚情妇之一一次性偷走的数量多，但内部通报中说一个堂堂大中国海军的副司令员不但嫖娼狎妓，而且尤其要找雏妓之类的丑恶行为，中共宣传部门是绝对不愿意让中国老百姓知道的。

张金昌少将的文章中说："我退休后，王守业虽未当上部长，但工作由他牵头。他利用工作之便经常投机钻营，在参加军委常务会议讨论营房有关议题时，利用拉老乡关系接近和拉拢中央军委领导的秘书×××，从吃请开始，礼尚往来，然后打得火热，亲如兄弟。4个月后，×××秘书竟以中央军委领导办公室的名义正式打电话给总后领导，要报王守业为营房部部长。1996年1月，军委正式任命王守业为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

王守业是河南叶县人，江泽民的秘书贾廷安也是河南叶县人，所以这里虽然用xxx代替，但等于是直接点名。

张金昌文章的另外一处还写道："在一次与退下来的总后领导交谈时，我当面问过，我说："当时我向你多次汇报过王守业道德败坏、品质恶劣的问题，为什么他还能当部长？"他说：'你不知道，当时×办打了电话的。'我说：'不就是×××秘书打的电话吗？'他说：'他的电话当然是代表×办的'。"

熟悉中共内部运作的人士都知道，虽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有专属"办公室"，但习惯上邓小平时代只有"邓小平同志办公室"被简称"邓办"，江泽民时代只有单独服务江泽民的办公室被简称"江办"，比如当时服务总理李鹏的办公室通常都会被称为"总理办公室"或者"李鹏同志办公室"，一般不会以"李办"简称之，至于当时江泽民手下的军委副主席的秘书们就更不会自称"刘办"、"张办"了。所以张金昌这里既然点出了"X办"，只用了一个X号，等于是直接点出了"江办"。

不过，如果仔细研读张金昌少将文章的全部内容，应该会发现他在文中点出的王守业的"大老虎"后台不止江泽民大秘贾廷安一个。
张金昌少将说他自己退休之后，王守业是利用"牵头"营房部的工作的机会才搭上了江泽民秘书的，但在此之前张金昌利用自己担任部长职务的最后时光要挑选接班人的那段时间里王守业已经获得了"军委有的领导"的支持。

张金昌的文章中说："1995年六七月份，总后傅全有部长找我谈话说：现在看来，群众对王守业的反映不小，你退休后他接班是不可能了，所以我们曾向总政提出，请在全军范围内选一个同志来接你的班。

"有一次我去医院查身体，迟浩田副主席正巧也在查体，我去看迟副主席，聊天谈到王守业不能接班时，迟副主席让我写下了我推荐接班人的姓名字条。后来迟副主席跟我说，他专门将字条向有关部门做了交代。但此时王守业已和总后政治部及军委有的领导通过吃喝请送打得火热，实际上早已认定了，根本无法从外调进。

"为此，我在退休前给军委写了信，不同意王守业接我的班，提出了6条理由，表明了我的态度。军委张震、刘华清两位副主席把此事批给傅全有部长，让其调查后找我谈谈。"

查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期间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江泽民，副主席是刘华清、张震、张万年和迟浩田，委员是总政主任于永波和王瑞林，从总后勤部长改任总参谋长的傅全友，新任总后勤部长王克。

按照张金昌文章的上述说法，刘华清、张震、傅全友还有迟浩田都可以排除在外了，那么当时与王守业"吃喝请送打得火热"的"军委有的领导"最大的可能就当时总政系统的两个军委委员于永波和王瑞林，而王瑞林又是专管干部部和组织部的，所以王瑞林的嫌疑最大。
张金昌的文章中说，王守业正是"靠上后台敢做坏事"，当时"有人还要将王守业提为总后勤部副部长，但两次总后党委会讨论提此议题时，都被大多数成员否决。为此，总政还来考察过，考察结果：王守业是总后二级部长中倒数第二名。这时，有的领导比王守业还急，必须赶快将他扶上去，否则，对不起王守业对他个人及全家的"恩惠"！总后不行，就向外扩展......海军副司令员的宝座就这么坐上了。"

王守业当上海军副司令员的具体时间是2001年7月。急于提拔他的那个被王守业"恩惠"全家的领导是谁呢？肯定还是具体管干部、管组织的军委领导人嫌疑最大。当时的徐才厚已经和于永波、王瑞林并列为军委委员，但张金昌这里说的应该不是徐才厚，因为如今的徐才厚已经是阶下囚，如果是他张金昌绝不会隐去其名。

应该也不是贾廷安，因为当时的贾廷安还只是江办主任，他升任勉强可以被称为"军委领导"的军委办公厅主任职务已经是2003年以后的事情了。

张金昌的文章中还说："据可靠消息，王在被'双规'后，很快就触动了上层某些人的神经。有人动用大人物的关系给中央领导去电：'王守业的问题主要是生活作风问题，他也快到年龄了，放他一马，让他提前退休算了。'中央为了顾全大局，几天后就将王放了出来。可王守业不仅不感谢组织，反而猖狂污蔑组织审查他是错误的......结果出来没有几天，经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亲自批示，重新被'双规'并被捕。"

总之，张金昌这篇来得正是时候的奇文大作中揭露出来的全家都曾经享受过王守业"恩惠"的军内贪官后台，绝不止当时的职务只是江办主任的贾廷安一人,还包括"上层某些人"。此其一。

其二，张金昌此文的公开发表恐怕连正在发动军内整肃运动的习近平都不高兴，因为张金昌公开了中共军内的一个重要机密，王守业曾经交待出与自己同案的四十多个人，"没有一个受到追究或查处，反而得到了重用提拔，现在都在军、师两级领导岗位上任职。"

——RFA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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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15, 2015, 6:07:41 AM1/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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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普：孤独的奋斗者——纪念赵紫阳逝世10周年
王康：追忆激情岁月，呼唤于世文
中国宣布2015净网计划：还会发生什么？（卿子衿）
六四情侣：于世文和陈卫的故事

未普：孤独的奋斗者——纪念赵紫阳逝世10周年

Posted: 14 Jan 2015 09:25 PM PST

软禁中的赵紫阳

赵紫阳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响当当的政治人物。他曾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总书记，主持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外贸金融改革和政治改革。今天中国的经济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些改革奠定的基础。然而，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官方绝口不提赵紫阳为中国的经济崛起立下的丰功伟绩，也绝口不提赵紫阳因为反对血腥镇压学生运动，而被自己的党软禁了15年半，一直到死。

朱厚泽先生用12个字总结了赵紫阳的一生："改革有功于民，八九有担于史"。就是这位有功于民，有担于史的政治家，在他的总理和总书记生涯中，几乎总是孤军奋战。而他在被软禁的漫长岁月中，孤独更成了他无时无刻不用全力对付的敌人。

一些中西学者注意到了赵紫阳孤军奋战的特点。吴国光说，赵紫阳是一个在体制内孤独的奋斗者，得不到整个社会健康力量的支撑。麦克法夸尔在《改革历程》代后记中写道，在赵紫阳级别的高层中，他几乎总是孤军奋战。姚监复是赵紫阳软禁中谈得较多的少数几个人，他认为，孤独是摧毁赵紫阳健康的杀手。

是的，赵紫阳几乎一直是一个孤独的奋斗者。

在经济改革上，赵紫阳在中央高层，几乎总是单独面对陈云、李先念、姚依林等人的反对，陈李姚主张计划经济，而赵主张市场改革。有时，作为总理的赵紫阳和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也意见不和。胡耀邦强调速度和产值，而赵紫阳强调经济效益。邓小平也强调速度，但在改革开放能否进行下去的问题上，邓小平经常支持赵紫阳。

在政治改革上，自胡耀邦1987年年初被迫下台，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后，处境更为孤立。来自保守派的明枪暗箭，胡在胡接著，胡不在就都直接射向了赵紫阳。赵自1980年调入中央，在中央既没有什么人脉，也没有多少关系。而赵本人也似乎并不积极发展自己的人脉和关系。可以说，赵紫阳vs.保守派同盟，一开始就是一场势不均力不敌的较量。

保守派同盟很快就发现，赵紫阳是个比胡耀邦更危险的敌人，一些胡耀邦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儿，赵紫阳做到了。1985年底，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时，由于邓力群对改革开放的对立态度，决定邓力群只分管意识形态，不再兼任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职务。邓力群向陈云发牢骚，陈云直接给胡耀邦打电话，反对这个决定，结果，邓力群仍任原职。

赵担任总书记后，解散了这个书记处研究室，关闭了《红旗》等左派刊物，并且为保守派同盟的反自由化画下框框。为此，赵紫阳被保守派同盟所忌恨。邓力群和李先念是两个典型的和赵结怨的例子。邓力群在他的《十二个春秋》里表示，赵紫阳无中生有攻击他，而李先念则直接到邓小平那儿进谗言。

保守派同盟后来在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大获全胜。赵下台后，被软禁在家中，更是无比孤单。这种孤单和孤独，是中共当局刻意制造的。中共不让他见客，不让他随便外出。十五大时，赵紫阳上书，呼吁平反"六四"，招来当局更严厉的管制，不准他借阅内部资料，门口重兵把守，身边的秘书和参谋都由上边指派。

就是在长达16年的漫长孤独中，赵紫阳反思自己，反思中共，终于完成了"痛定思痛，改弦更张"（《改革历程》，第3页）的思想转型。他在孤独中反思中共腐败。他说："现在我党的腐败，是经济开放，政治改革长期滞后的必然结果，必然产物。这不是作风问题，思想问题，而是制度问题"（第66页）。

他在孤独中反思一党专制。他说，"中国革命几十年，仍然在搞专制，该说：'此路走错了！'"还说，专制"不是我们的初衷"，"中国所有参加革命的人，解放前，没有一个是为建立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而奋斗的"（杜导正，《赵紫阳还说了什么》，第168页）。

他在孤独中反思中国前景，称没有反对党，中国很危险。赵紫阳说，中国没有反对党，"这个政权一出事，一盘散沙的人，谁也不听谁的，可能出现慈禧崩溃后，军阀割据。国内大乱，老百姓可就吃苦了！"（杜导正，第178页）。

这些孤独中的反思及大彻大悟，最终使赵紫阳成为名垂青史的伟大政治家。

——RFA

王康：追忆激情岁月，呼唤于世文

Posted: 14 Jan 2015 08:44 PM PST

圖：2011年底《中原論道》研討會。右起：于世文、信力健、陳有西、王康、陳衛、袁偉時、秦暉、邵晟東等。

1988年底，我到香港參加"唐君毅國際會議"後滯留廣州，落腳中山大學經濟學講師陳勁松宿舍。勁松是四川老鄉(字勁松，號破空)，同濟大學管理學院畢業，1986年上海學潮啟引者之一。他的女友是我任教的中學學生。勁松有強烈人生使命感，酷愛文學，能寫拜倫式的詩和屠格涅夫式的散文，寫得飛快，他的思緒和談吐更快，幾乎同時有幾股靈感在頭腦和舌尖奔湧。除了睡覺，勁松一刻也不讓自己閒着。他與中山大學一群研究生本科生關係緊密，——他跟他們年齡接近。我有幸列席了他們的聚會，社會、政治、文學、歷史、科學、藝術、哲學……話題不斷轉換，不過都圍繞一個主題展開：中國。看他們充滿激情地爭辯，我不時常想起1980年代在西南師範學院的"普通人文學社"和民主選舉。我們都與150年前俄國彼得堡和莫斯科大學"赫爾岑—奧加遼夫小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有精神血脈關係：思想上的隱修士，獻身於真理、自由、理想。有一個重慶姑娘陳衛，父母都是"老公安"，從小見慣法庭監獄囚犯，卻傾心大自然和宗教，學大氣科學，仰慕牛頓和愛因斯坦，着迷一些宇宙奧秘。我們交替用四川話和普通話聊天，分辨上海和廣東人的差異，爭論波普、海森堡、托夫勒，也評價毛澤東和鄧小平。
一個河南青年于世文，格外引我注目。不是因為精彩，而是因為沉默

。他20來歲，瘦削靦腆的北方小伙子，學哲學，沉思型，顯然還沒有成熟到能跟陳勁松縱論天下的程度。他總是沉靜地傾聽，竭力把書本上的哲學觀念跟老大哥們對現實的滔滔宏論諧調起來。這樣的青年，像呼吸空氣一樣吸納真理，——青春沒有展開前，總是沉默的世界，如同雷霆前鬱積在大地上的靜寂。河南是中國文化發祥地，我最心儀的唐代幾位大詩人韩愈

、刘禹锡、李商隐、杜甫、元稹都出自中原，類似埃斯库罗斯、索福克里斯、泰斯庇斯、梭倫等雅典詩人在希臘文明的地位。在于世文身上，我依稀覺察到某種中原氣象。
沒人料到，陳勁松這位年輕講師和更年輕的這群大學生，在幾個月後成為廣東民主運動的中堅人物，從而完全改變了自己的人生。勁松、陳衛

、世文都被逮捕入獄，成為中共政權最年輕最純潔的囚徒。
我在1995年再次見到陳衛和世文時，他們已結為夫妻，回到河南鄭州。
2008年秋，我應邀到鄭州作四場演講，與馬雲龍、邵晟東、劉真等人結識，告別時才得與陳衛、世文見面。那天，大家圍桌餐敘，世文帶來兩瓶好酒，三巡後打開話夹，始知他們多年自食其力，已有一個女兒，喜好數學。他們曾到廣東打工，被當局驅遣，回河南自然也在監控之列。對家國天下"未敢稍忘"。世文開始表達，沒有怨尤、激烈，更沒有認命。憨憨笑意中，分明煥發着理性的達觀。鄭州民間思想之活躍，令我吃驚。老邵在家里主持思想沙龍長達十數年，左、右各種思想都經常交鋒，不傷和氣。
2010年，于世文來重慶，我正囊中羞澀，勉力支撐抗戰大畫《浩氣長流》。世文捐資租賃畫家住房，才度過難關。《浩》畫創制團隊的畫家和籌劃人員都喜歡這位慷慨幽默健談的年輕人。那段時間，我發現世文已需刮目相看了。他已形成自己的歷史觀，認為近代以來，中國其實並沒有完全偏離世界歷史發展主線，中共無論出自何種動機，也沒能完全改變中國大的方向。認為改革開放促成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經濟發展，是中國人民的成就，理應成為中國憲政建設的物質基礎。認為八九一代並沒有沉淪，他們的歷史性的客觀存在，是中國的真正本質。他們仍然可望成為未來中國的推動力量，其價值觀和理想也勢必滲入中共內部。因此中國有可能通過理性、改良和妥協實現現代轉型。還認為中國如果能夠構建不脫離世界文明主流又合理保留傳統，甚至有望成為人類21世紀的建設性力量。總之，世文的樂觀精神令我印象深刻。同時，他認為，在信息、觀念的時代，特別需要行動，需要發揮勇氣和智慧以尋求社會合理的突破性事件。
2011年12月，陳衛、世文在鄭州主持"中原論道"。兩個月間，他們南下北上邀請時賢。袁偉時、秦暉、陳有西和我四人應邀前往。開幕式由陳衛致歡迎詞，風采依然照人。大意是，中國需要一次思想文化啟蒙，知識界應當有所承擔。世文則場內外張羅應對。馬雲龍和邵晟東主持了四場演講和討論。袁偉時強調警惕激進民族主義，秦暉比較南斯拉夫與印度的分裂與統一，陳有西呼籲經由依法治國達致憲政民主，公開質問"重慶模式"，我則側重全球化時代的中國選擇。從世文、陳衛成功主持的"中原論道"活動，可得出多年期盼的结论：偉大的八九一代，终於以其新的風貌重新登上了中國歷史舞台，中國的自由、民主，中華民族真正的現代复興後繼有人。聽眾超過500人，現場同聲聽打並即時上網。其時，重慶"唱紅打黑"甚囂塵上，薄熙來氣勢如虹。鄭州這次活動，在中國絕無僅有，足見陳衛、世文出色的組織才干和感召力。在最後晚宴中，世文致辭，感謝各方支持（提及鄭州有關當局的開明，他們曾正式向公安部門申請，沒有遭到否決）），情緒激動至於哽咽。他們的掌上明珠海悅，也從美國回來

，跑腿打雜。小姑娘已經亭亭玉立，遺傳了母親的美麗聰明，承襲了父親的豪爽熱情。與會者自然都為他們擔心，世文只是咧嘴笑笑——曾經滄海。

2013年初，陳衛、世文到重慶，述說籌備公祭六四紀念活動，征求我意見。他們的思路是，中共18大將在10月召開，國內局勢波詭雲譎，應該為新的開局尋找突破口。公開紀念六四亡靈和胡耀邦、趙紫陽，最可引起廣泛觀注和共鳴。平反六四始終是彌平歷史創痛、重新達成改革共識的不可迴避的莊嚴責任和重大契機。我當然贊同，並為他們寫了公祭文，提出若干建議。
本來預定4月5日清明節在鄭州郊外某地舉行，我已通知若干人士前往

。3月31日我前往成都參加一次民間基金會頒獎儀式，準備完後即赴鄭州

。很快知道他們4月1日已提前到河北定縣（習近平仕途發韌地）舉行了（1989後中國第一次公開紀念六四活動）。世文、陳衛當然考慮到各種後果，"歷史上任何進步總需有人先走一步。"他們絕非心血來潮，而是反复斟酌後決定付諸實施的行動。按其本性與閱歷，他們已經超然物外，但人生使命未盡。對於他們，紀念六四，就是謹守青春誓約。要緊的是，這一誓約讓他們付出高昂代價，並被中國和世界歷史證實，是良性改變中國的正道，依然具有旋乾轉坤的意義和力量。"它將影響中國！"在我重慶的辦公室，他們剛剛坐下，茶水還冒着熱氣，世文點燃煙說的這句話，至今猶在耳際，他那閃爍着希望之光的眼神猶在目前。
他們在定縣沒有用我草擬的公祭辭。他們是對的，我沿襲傳統，採用賦、駢古體，畢竟不合於時代與八九一代風格。
其後，他們到美國一遊，我則忙於編輯《浩氣長流》畫冊。直到2014年2月初，突然從網上得知他們在河南滑縣趙紫陽家鄉舉行六四25週年紀念活動。兩側掛有我2013年所撰挽聯：

莫道昊天闕憫曾洒碧血染長虹
已聞驚雷含悲重沐春雨洗神州

其後發生的事情已廣為人知。無從知曉任何"內部信息"，也無法預見任何後果。依我對于世文的了解，不擔心他在精神上發生什麼令人意外的情況，他已經成長為一個具有堅定信仰和明確人生哲學的男子漢，對中國前途和自己的人生充滿信心。陳衛則深為世文的身體擔憂，多年來他完全忽略了已到中年的需要調養、鍛煉的身體。這也是我和很多世文友人的擔憂。
2014.10.16日，世文在郑州第三看守所B15监室寫下《生日感懷》。有"無怨青春無悔愛，半是滄桑半從容"句。四川青年張起評論道："他89年第一次坐牢的时候，'半是惊恐半从容'。这一次不再惊恐了，改沧桑了。他们那一代的心路历程，对我真的是一种召唤！"12月2日，世文又賦七律一首《與廣平兄獄中共勉》：

國殤廿五驚一夢，千里長堤祭英靈。生前完成身後事，心香一柱徹夜明。
古來大有非易像，切莫輕難去意萌。七尺雄魂青鋒鑄，不負蒼生不負卿。

並加注：董廣平先生因主持2.2公祭活動與我同時被捕入獄。他本有著穩定的職業（警察），又有著深厚的家庭背景（其父曾任省軍區政委），可為了踐行六四精神和
理想，他義無反顧地拋棄了這些，幷兩度牢獄，長的一次達三年。今天提審中與廣平兄意外相遇，幾句簡短問候，令人感動不已
歷史在拭目以待。善待于世文，就是善待八九一代，善待未來中國；也是善待自己，——無論對北京最高當局還是鄭州主事人員，都是如此。

世文保重！

——纵览中国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34577

中国宣布2015净网计划：还会发生什么？（卿子衿）

Posted: 14 Jan 2015 08:33 PM PST

网络漫画

2104运动式净网才刚结束，中国大陆又准备在2015年加大网络清整力度，继续严控网络内容。据官媒报道，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周慧琳日前宣告，2015年的工作将以网际网路为主战场。周慧琳强调，中国将以专项行动和联防协作工程为平台，对各类非法出版物及有害资讯"坚持扫"、"坚决打"，将陆续开展"清源2015"、"固边2015"、"净网2015"、"秋风2015"等4个专项行动。

据官方数据，中国在去年的净网运动中共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1600余万件，查处各类案件8300余起，关闭非法和传播有害资讯网站、栏目1万多家。

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到："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宣传思想部门必须守土有责"等内容，各地中共党委书记、宣传部长纷纷对讲话内容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就是著名的"819讲话"。中共亦随即掀起了整治网络运动。2014年2月27日，中共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习近平任组长。

近日，官媒人民网是以"2015年将互联网作为主战场"为标题，对今年的网络清整运动计划进行报道的，其间多处使用"坚持扫"、"坚决打"等字眼以示决心，那么问题来了：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

投稿和采访将更加困难外媒中文网夹缝求生

异议人士在国内无法顺利表达意见，早已转向投靠外媒平台，但近来有迹象显示，一些尚未被大陆封锁的海外中文媒体，疑似因扛不住压力而拒绝了部分措辞犀利、思想具有一定深度的写手继续供稿。

近日大陆知名时评人赵楚表示，因他在香港东网开设的专栏文章，导致有关部门对他在国内媒体和公共场合采取了彻底封杀。赵楚说：

今天收到东网总编的电邮，通知我自即日起，我在东网的专栏也因'编辑方针和评论方向的变化'停止了。想当初他们满世界通过朋友约我去开专栏，我嫌他们稿酬太低，犹豫再三。有意思。燃烧弹的威力真是无远弗届啊。

据悉，仅东网就一次性终止了数位长期合作的时评写手继续供稿，显然是有计划的自我审查。

另，2014年4月24日，知名记者高瑜被北京警方逮捕，警方称其在2013年8月通过他人获得了一份中共中央机密文件的复印件后，将内容逐字录入成电子版保存，并通过互联网提供给某境外网站负责人，该网站将文件进行了全文刊登，引发多家网站转载。有消息人士推测认为，这份文件很有可能就是有"9号文件"之称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民间俗称"7不讲"，文件中列举了当今中共当局所面临的威胁，并要求党员在意识形态上应该立场坚定。高瑜因此被控"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虽然此文件在早前已广为流传，并不能因此证明是高瑜"泄密"所致。

中国立法机构于2014年11月1日通过了新的《反间谍法》，并于当日生效。高瑜的代理律师尚宝军对美国之音表示，按照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新法对实施之前的行为没有追溯力，"因此高瑜案不应该受到这部新颁布实施的《反间谍法》的约束"。但此辩护意向目前尚未能获得成功。

去年5月3日博讯记者向南夫被拘留，并被指控在博讯网上"发布不实信息"。此"不实消息"是指未经陆媒披露的一些大陆负面新闻。博讯网在相关声明中写道，"我们留意到，近期有大量中国网友和异议人士被当局拘押，这是中国人权急剧恶化的一个明显迹象。"

本网曾对《反间谍法》做过专题报道，其中马律师在接受采访中提醒："外媒在中国的从业人士，以及有意向外媒透露负面新闻的人，需要更多小心"。去年10月2号，德国《时代》周报首席驻华记者"助理"张淼参与报道了香港抗议活动现场，返回内地后被抓。很多外媒编辑部都没有给中秘做登记，据悉，曾经有一段时间，如登记的话就意味着更多的监控，另外也产生更多的费用。于是一旦"出事"，外媒中秘便被置于没有援助的孤立位置。反间谍法的出台迫使各大外媒的中国助理行动更加谨慎，新闻的采写深度上将直接受影响。

另，2014年7月9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新闻从业人员要遵守与所在新闻单位签订的职务行为信息保密协议。不得违反约定，向其他境内外媒体、网站提供职务行为信息，或者担任境外媒体的"特约"、"特约通讯员"、"特约撰稿人"或专栏作者等。此是为对大陆媒体人的投稿管制。随即，知名媒体人宋志标因"触犯"此规定被南都开除。

此外，外媒中文网的生存境况将进一步危机，尤其是港台中文媒体，主要受众是中文用户，最大的市场是中国大陆。如不接受大陆苛刻的审查就会被封锁，伴随着翻墙障碍，点击率还会进一步下降；若接受审查，即便获得大陆市场，也会失去一大部分具备辨析能力的受众。

墙内舆论平台人造繁荣，实质鬼城

去年8月7日，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颁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内容涵盖实名注册、非新闻单位不得发布和转载时政类新闻等十条规定。11月6日，国家网信办召开跟帖评论管理专题会。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网、腾讯网等29家网站在会议上签署《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足以预测，删帖和封号还将持续，且用户将领略更强蛮的审查力度。

网信办在1月13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近期被依法关闭的一批网站、栏目和微信公众账号。据了解，共有50家网站、频道（栏目）以及微信公众账号被依法关闭，包括24家网站、9个网站频道（栏目）和17个微信公众号，其中包括中国新闻报网、法制网、中宣网、强军网等，9个网站频道涉及中国重要的门户网站新浪网的"日娱频道"、腾讯网的"性感热图"栏目、凤凰网"播客"、迅雷弹窗资讯栏目等。时评人莫之许评论称："看了一下国信办关闭的网站、频道，微信公众号名单，比较有意思的是关了一大堆的军事网站，这可是铁血粪青的集中营，看来民族主义也要国有化啊"。

此外，中纪委巡视组、地方巡视组举报平台、人民曰报、港澳日报等17个微信公众号也被取缔。在去年8月底，微信的自我审查时就向网信办报送了一批微信公众账号处置名单，其中暂停更新公众账号311个，永久关闭公众账号46个。

据该报道，今年网信办将全面推进网络真实身份信息的管理，包括微博、贴吧和网站等均实行实名制。全面实名制是公权力对私权公开化的干涉。后台实名，指的是后台注册时需要输入身份证号和手机号。前台自愿，就是在使用微博、贴吧等发言时，其他用户看到的是昵称而不是真名。只要通过手机号注册（包括需要接收手机验证）、绑定银行卡，都属实名范畴。比如微信，一经使用就已是"后台实名"了。预测本年内实名制将逐步覆盖所有舆论平台，不仅监控定位更加便捷且"正当"，网民也会因厌恶和畏惧而控制发言，对国内舆论平台的使用率将大幅下降。

对舆论平台的管制除噤声外还会有更多"占领"。去年11月1日，国信办在苏州召集主要中央和地方重点新闻网站负责人、主要商业网站负责人、部分地方网信办负责人举行"依法办好网站，讲好中国故事"座谈会，会上国信办副主任任贤良引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依据，要求加强网宣队伍建设，"扶持和推出我们自己的大V和话语领袖。"在此前，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针对微博"意见领袖"提出了所谓"给出路"的收编意向，或将更多被实现；已存在的官方意识形态专属账号如新浪微博的"思想火炬"、"小道妹子"等，将越来越多，职能分配更为细致，目的是形成多角度全方位侵染模式，重夺网络舆论主导权。这些账号被戏称为"国家队"，有评论认为，"国家队"有演变为微博城管的趋势。

随着控制的加深，目前中国网络审查所造成的影响已从单方面的隔离用户，变成一种反转的吸收：邀请境外用户使用中国的服务。其中信息安全问题被置于首要考量。哈佛大学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即将举行相关话题的讨论。

此外，对新生软件将面临更为严格的监察，还会有更多的境外产品被封锁或在寻求合作中自我阉割。若仅为安全和自由考虑，翻墙技术和翻墙管制应对技术也急需普及。

翻墙将更为困难

翻墙将会越来越困难，一方面在GFW的持续升级下还将出现更多的翻墙软件失效或不稳定，另方面，国内会将继续推出土产翻墙软件，或免费，或以廉价吸引使用者。对于前者，开发者还将一如既往拼搏，但如果继许东后，还有其他翻墙软件开发者被拘捕甚至变相治罪的话，将大大消减开发者的积极性和勇气。付费趋势也在所难免，或不久的将来，安全高效的翻墙软件将被迫成为奢侈品。

GFW的升级也对境外社交软件的利益造成了一定影响。以推特为例，近期数据显示，Twitter上用户使用语言的规模趋势，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目前位居前三。中文曾在Twitter刚刚推出时排在第6位，那时Twitter的用户总量还不高。中文活跃用户占较大比例，然而到了2013年，中文已经是Twitter上名副其实的小语种，排名倒数第一。

据GreatFire在去年11月的统计数字，全球排名前1000的网站，2013年在中国有62个被封锁，2014有169个被封锁。

视频管制：优质进口片收看更加困难

据报道，去年底开始，中国政府对于网络视频网站管理继续收紧。广电总局下发通知，明年海外剧将延迟半年播出，并要求视频网站播放内容与电视台统一。去年11开始，已针对翻译海外影视资源的在线字幕网站"全面整顿"，人人影视、射手网、TLF字幕站等网站同一时间遭关闭。对于国内视频来说，自去年九月开始已有多家视频网站宣布停止提供智能电视客户端服务，全面下架TV客户端。

预计下一步将进入"填充"阶段：投放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片，或责令视频网站"必须播放"某些"爱国影片"、宣传片，或在某些特定国事活动期间全面播放指定片目。其实，在去年底此迹象已有显露，微博网友"大鹏"称："爱奇艺客户端忽然可以用了，兴奋的点开电影，连续翻了好几屏都是红色革命老片，大都是黑白的······想想还是卸载了"。预计类似景况将在本年内更多更常见。

此外，对于云端服务器和"笔记"类应用软件、以及长微博制作软件的管理将更为严格，不接受审查和"自律"效果不佳者将被封锁。它们都是长期以来用作转载敏感信息、敏感文章到墙内的最佳途径。自去年7月份开始，已有微软旗下的云存储服务OneDrive、苹果旗下的云存储服务iCloud、雅虎旗下的图片存储服务flickr相继被封锁。

今年初，印象笔记应有关部门通知，暂时关闭了公开分享的功能。今后，团队用户可能不得不通过群聊或邮件的方式共享笔记了。这是针对"敏感文字"分享最严重的阻碍，目前还不好讲是被阉割还是自我阉割的结果，但目的是明确的。同类产品有道云笔记目前还未关闭公开共享功能，但其存在的关键字审查是众所周知的，于是，效果无差别。

总之，对大陆网民来说，基于互联网的咨询传播、共享、存储和信息安全将在本年继续面临更大的困境，应对只能随机而动，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网友推荐

六四情侣：于世文和陈卫的故事

Posted: 14 Jan 2015 05:57 PM PST

于世文、陈卫

（摘自采访录，作者：佚名）

天安门广场前，成千上万的学生聚集，他们打着横幅、挥舞着旗帜，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这张1989年学生游行的历史图片被制作成长六米高四米的挽幛，赵紫阳和胡耀邦的头像分列两边，中间印了一个黑色的大大的"奠"字。挽联为"莫道昊天阙悯曾洒碧血染长虹"、"已闻惊雷含悲重沐春雨洗神州"，横批为"公祭6.4英烈，缅怀耀邦紫阳"。

于世文和陈卫说，希望能用这样的行动，冲破六四的禁区，拉开中国民间纪念六四25周年的序幕。

黄河边公祭六四

　　2014年2月2日，农历大年初三。

河南省滑县，离赵紫阳故居约三公里的黄河大堤上。巨幅挽幛前，鲜花簇拥。

三十多人胸配白花，对着赵紫阳和胡耀邦、以及学生的群像低头默哀。陈卫作为代表宣读《公祭词》："今天是甲午年大年初三，是民俗上春节期间祭奠亲朋故友亡灵的日子。在这民族最感伤痛的日子里，我们更加怀念六四英烈和耀邦、紫阳。当年参加六四的万千青年学生、天之骄子，如今已是人到中年，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和主力，遍布于海内海外，分布在各行各业。"

陈卫说，当年参加六四的学生时至今日心中都有挥之不去的六四情结和胡、赵情结，也可以说是八十年代情结。"胡耀邦、赵紫阳开创的八十年代是光辉灿烂的时代，是激动人心的时代，是锐意改革的时代。""遗憾的是，这一切由于六四的枪声而嘎然而止。"

冬日的寒风，吹得陈卫的声音有些颤抖："六四的主题就是反腐爱国，六四死难者以生命的代价昭示了腐败对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危害性，赤子之心，天日昭昭。为六四正名，为英烈昭雪，恢复耀邦、紫阳应有的历史地位，重返黄金的八十年代，超越黄金的八十年代，对于把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捍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至关重要、刻不容缓。"

随后，多名1989年的学生代表轮流宣读六四死难者名单。全体参与者向赵紫阳和胡耀邦、以及学生的群像献花。

公祭组织者于世文说，六四和耀邦紫阳是留给中国共产党的巨大遗产，是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红利，所以我们呼吁当局，本着对历史和民族负责的态度，正视而不回避六四，献出最深的关爱，释放最大的诚意，运用最多的智慧，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继承六四英烈和耀邦、紫阳留给我们全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于世文表示，除了向当局喊话，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行动打破民间对六四的禁忌，让在大陆几乎消失了二十多年的六四话题，重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甚至媒体平台上。

学潮中的爱情

于世文说，六四一直是他生命中最大的伤痕，这二十多年来，他可以说只是为了六四而活着。因为，他和他的妻子陈卫，当年都是广州的学生领袖。

于世文是河南省获嘉县人，生于1967年10月16日。1989年春天，他是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也是学生组织"革新学会"的负责人，油印杂志《中大青年》的主编。

获悉胡耀邦去世的消息，于世文敏感地意识到可能发生学潮，马上组织学生集会、在学校里四处张贴大字报，纪念胡耀邦，并抨击官场腐败等现象。

1989年春，于世文结识了中山大学年轻的经济系助教陈破空，也认识了漂亮的重庆姑娘陈卫，她是"每周民主沙龙"的主持人。这个思想沙龙，从1989年1月开办，为陈破空和陈卫所创立。二陈正活跃于中大，到处传播民主思想。陈卫是大气科学系四年级学生，比于世文大11天。

不久，陈破空和陈卫召集校内二十多名不同社团的负责人开会，主持成立中山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会上，陈卫当选为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于世文和另一名同学当选为副主席，陈破空出任名誉主席。中大学生自治会下设宣传部、纠察部、财务部等，准备以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和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为主题，组织学生走上街头，呼唤民主。

5月4日，广州市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游行，在陈卫和于世文等学生领袖的率领下，上万名学生冲出校园，踏上广州的大街，一路游行到市中心广东省政府门前。陈卫登台激情演讲，于世文振臂领呼口号。"口号以打倒官倒、惩治腐败为主。也提到了要求新闻自由，针对的是官方'4.26'社论。"于世文说，当天游行结束后，已近午夜，天上下起了小雨，广东政府安排公交车将学生送回学校。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在陈卫和于世文等人的组织下，以中山大学为主的广州各高校学生，随着北京形势的发展，动辄有数万人或十几万人上街，游行、静坐。最大规模的有两次：5月17日的反戒严示威，和5月23日的"省港大游行"，上街的学生和市民人数都高达四十多万人。

北京学生开始绝食，广州学生也于5月14日在省政府正门前宣布绝食，而且一直坚持到到5月底。6月4日，北京开枪镇压，激起了广州学生更大的愤慨。数万学生将广州市主要干道海珠区堵了四天，整个城市交通陷入瘫痪。

"六月八号，传说军警要进城，学生们一哄而散。"于世文说，学生领袖们则组织"空校运动"转入"地下斗争"，主要任务就是救助北京被通缉的学生。"掩护郑旭光到珠江电影制品厂。接送西安的学生领袖徐志强，他后来出家，法号圣观法师。"

于世文记得，黄雀行动大陆主要联系人罗海星曾经派人接广州的学生领袖出境，特别是陈卫，运动期间频繁出现在香港的电视镜头中，"如果不出去很可能坐牢"。但陈卫不愿意离开中国："我当时想，坐牢就坐牢呗，那也没办法。"

陈卫不出境，于世文当然也不会走。因为，在风云激荡的学潮中，他俩已经双双坠入爱河，成为生死相依的恋人。

坐牢、结婚、生子

1989年7月5日，南方日报、广东日报等各大媒体发布《通告》，要求陈破空、陈卫、刘俊国、李正天等四人自动到公安机关报到，说明情况。

陈破空、陈卫和李正天，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也本着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责任感，都坦坦荡荡而老老实实地去了，只有被通报的另外一个人刘俊国逃跑了。在公安局接受讯问十几天，到7月19日，公安声称"换个地方谈"，就把陈卫关进了看守所。同日，一直遭秘密跟踪的于世文等几名学生领袖，也被拘捕，投入看守所。陈破空于8月2日遭拘捕。李正天则免于拘捕。

收审，逮捕。于世文在看守所住了一年半，在该所在三楼与陈破空隔墙为邻，陈卫则被关押于二楼女牢。1990年12月30日，于世文被当局宣布"教育释放"，由四名公安押送回郑州。月底，他赶赴重庆，按照之前陈卫留的地址找到她家，得知她尚未获释。

1991年2月12日，陈卫被"免于起诉"，直接遣送回重庆老家，父母告诉她"男朋友于世文"来过。当时没有电话。几经书信往来，于世文于春节后的3月再赴重庆，正式见过女方父母，然后携陈卫回河南郑州见男方父母。

于世文说，两人在一起，还讨论了未来的问题："我认为应该继续革命，陈卫认为应该赚钱过小日子。"陈卫则说，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两人于当年5月回广州，到中山大学访问以前的同学，"竟然都很害怕的样子。"于世文承认："革命没有基础了。没有组织，也没有人。"

两人分别在广州找到了工作，准备打工赚钱。

没过几天，于世文突然跑到陈卫位于黄浦区的制衣厂："我们结婚吧。"陈卫说："好。"当时已经下班了，陈卫给领导写了封辞职信放桌子上。赶到广州火车站，已经没有到郑州的火车了，两人在火车站"猫"了一晚上，第二天乘车回到郑州。

那是6月22日。回到郑州的于世文和陈卫，没有通知双方家长，马上到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于世文记得，结婚一共花了六毛钱——去民政局的公交车费来回共计两毛，领结婚证的手续费四毛。陈卫说，领了结婚证后，看到马路对面有卖汽水的，想买瓶汽水喝，于世文舍不得花钱："他说，马上到家了，烧开水喝。"

第二年的三月㡳，他们的女儿出生。

在女儿出生前，于世文和朋友合伙在河南省滑县承包了一项装修工程，赚了六七千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笔可观的收入，保障了他们婚后的基本生活和生子的费用。

"我一直觉得冥冥之中真有天意。"于世文说，滑县是赵紫阳的老家，在最困难的时候成为他新生活的起点。

失败的偷渡

女儿刚刚出生，获悉陈破空获释出狱。于世文与陈卫急切地要奔赴广州，与陈破空劫后重逢。

作为老师的陈破空因为参与发起学生运动，被当做"黑手"，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1992年7月刑满出狱。当时，陈卫曾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以为能看到陈破空从那里出来，却不知道，他早已被转移到第二看守所。

将女儿送到重庆姥爷姥姥身边，于世文和陈卫于1993年春节再次赶到广州，会见陈破空。劫后重逢，欣喜之余，都有说不完的话。他们彻夜不眠讨论问题、分析形势。陈破空实话告诉他们，自己处境不佳，行走被跟踪，信件被检查，电话遭窃听，每两周就被公安传讯。他感叹说：看似走出了监狱，但并没有走出中国这个大监狱。他思索道：目前看来，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国内不大会有出路。他于是提出偷渡香港。

"陈卫反对偷渡，我中立。最后还是听从陈破空的，他是老师嘛！"于世文说，陈卫之所以不愿意偷渡，除了对国外情况不了解外，还因为当时在深圳很快有了不错的工作，招聘进入奋高投资公司从事证券业务。

每人偷渡费五千元，和其他偷渡客一起坐上当地农民加装引擎的摩托艇"大飞"，三人飞驰香港。"速度太快了！总感觉警察在追，象有子弹打在船上。"

到赤柱监狱的海滩，蛇头放三人上岸，载着其他偷渡客驶向别处。攀上一处岩壁，三人就落入香港警察手中。于世文后来分析，可能是蛇头使坏，故意把他们放在那里吸引警察注意，以掩护其他的偷渡客，那里面，有船老大的亲友，他们要到香港打黑工。

三人表明身份：八九运动的学生领袖。而警察不为所动，坚持把他们押送到新屋岭拘押场所。于世文感到不可思议："尤其是陈卫，黄雀行动时广东排在第一位的重点人物，而且作为漂亮女生和学运领袖，几乎天天在香港电视上露面。当时宁愿坐牢也不愿出国，没想到不到四年，港英当局听到六四就想笑。"

一个月后，三人被实名遣送回大陆。陈破空有广州户口，直接被遣返到广州增城收容站，并很快脱困。作为外省人的于世文和陈卫，则被关押在深圳樟木头收容遣送站。

关押几天后，有一天看守叫于世文："你出来。"到门口说："走吧。"他正在奇怪，扭头看到陈卫在外面等着。原来，陈卫身上还藏着三百美元，和女管教混熟后，自己出钱把两人赎买了出来。

陈破空还在忙着请人营救他们，才发现两人已经脱身了。他们说，幸亏出来得快，如果身份被当局识别出来，肯定要劳教。"港英当局太过分了！拒绝庇护，可以。但移交档案都是原名和公开身份？！"于世文说，从那次他明白了：海外靠不住！

"彻底断绝了靠海外的力量，靠民主国家的政客来拯救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或者官方说的和平演变的期待。"于世文和陈卫从此决定"绝不出国"。

而陈破空却在不久之后再次偷渡，他执意要从香港入境处索回自己被扣压的身份文件。他未能索回身份文件，却再次被香港警方遣返。这次，他直接落入公安手中，未经审判，即被判处劳动教养两年。1996年11月，陈破空以合法的访问学者身份迈出国门，远走美国。

炒股致富

偷渡失败，陈卫回到奋高投资公司上班。随后被派驻武汉，参与收购四星级的黄鹤楼酒店，期间她购买新股幸运中签，赚了一些钱。

这让于世文看到了机会。当时郑州正在发行白鸽股票，于世文四处借钱购买，至1993年底豫白鸽上市，他赚了八九万元钱。

这期间，偷渡的事情被警方追查，致陈卫从奋高公司辞职。最后，于世文买了价值二三百元的礼物送给郑州警察，了结了此事。

从此，于世文和陈卫在郑州以炒股为生。他们经历了1994年的熊市，赔光了赚的钱，还欠朋友十多万。他们也经历了1996年的牛市，把欠账还清，还有结余。但总体上，生活比较宽裕。

1997年，河南省电力局下辖的祥和公司准备上市，电力局领导认识于世文，知道他正好懂股票，就请他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经营。祥和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传统火电厂的节能改造，于世文后来升任副总经理，每月工资3000元。直到2003年，因为被发现在海外媒体发表文章，于世文被迫离职。该公司现在还存在，更名为诚信公司。

无论是否有工作，炒股其实是于世文和陈卫夫妇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只要股市开盘，两个人就各抱一台电脑，沉浸在股票的买卖中。后来于世文开通了美股账户，每天半夜也成为他的炒股时间。

于世文说，2006年至2009年的中国大牛市被他们抓住了。多年的股海沉浮，于世文夫妇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和操作技巧，在连续几年的牛市中，他们频繁换手，数十万的本金迅速膨胀到千万级别。

"财务自由了。"于世文开始安排以后的生活：在重庆投资了500平方米的房产，在郑州也投资了两处房产，花费约200万人民币将女儿送出国留学……剩下的钱在股市上又赔了不少，但已经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实质影响了。

"我一直想着革命，无奈才炒股谋生。"于世文说，他22岁之后25年时间基本没离开过郑州，而目前生活的地点离他出生的地点直线距离不超过500米。陈卫说，作为一个南方姑娘，本来很不适应郑州干燥的气候，没想到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找到组织"

正如于世文所说，埋在他心中的六四情结，随时准备着爆发。

2003年，接触网络不久的于世文很快就找到了"娘家"，《民主论坛》、《议报》、《观察》、《北京之春》，这些境外媒体，成为他发表文章的平台。论中国现实、谈六四得失，于世文发表了大量关于民主理论的文章。这段时间，他每个月稿费收入能达一千美金。所以，尽管因此致使他失去了祥和公司副总经理的职位，他也并不在意。

直到2006年，国保拿着他发表文章的复印件正式警告他："不许再写了。"

"二十多年，我经历了四代国保，经验丰富。"于世文说，刚释放的时候，警方每个星期要找他一次，当时没有"喝茶"的概念，就是请他吃饭，摸摸他的思想动态。后来形成每个月找一次的惯例。而陈卫归户籍所在地重庆警方负责，他们每年要飞来郑州两次，调查了解陈卫的情况。

经过与国保的多年博弈，于世文和陈卫夫妇既积累了经验，也形成与警方打交道的大致规范。"他们的有些要求可以不听，有些要求可以阳奉阴违，而有时候他们是奉上级的命令，如果硬顶，结果就很难预料了，此时可以让一步。"所以，当国保要求于世文不再到海外媒体发表"反动文章"时，他妥协了。

不过，他们很快"找到了组织"。

2008年春，陈卫的前辈老乡、文化名人王康受邀到郑州举办讲座。在参加讲座的过程中，于世文和陈卫认识了郑州文化圈的很多人，如著名报人马云龙、"毛派思想家"袁庾华、同样在"海外媒体"发表文章的刘真等。他们获悉，郑州民间文化圈组织的郑州思想沙龙，已经举办了十多年。

进一步，他们与河南省的"六四分子"取得了联系。翟伟民，名列1989年二十一名通缉犯名单，之后因筹备地下组织、筹办六四事件纪念活动而被判刑和多次被拘押，后居河南省新安县；郭海峰，1989年4月22日与周勇军及张志勇在人民大会堂下跪请愿，6月4日当天因驾驶公交车企图烧天安门城楼被捕，后居河南省安阳市；1989年学生运动骨干安宁，1993年因与胡石根等人筹组"中华进步同盟""自由工会"和"中国自由民主党"被判刑五年，后居河南省郑州市。

"二十多年来，我们只是埋头炒股赚钱，没想到这么多人就在我们身边。"于世文说，这让他们的心仿佛又回到了1989年。

"苟活多年为六四"

生活无忧，又结识了很多新朋旧友，于世文陈卫夫妇开始重新参与和组织一些文化活动。用于世文的话就是："钱赚得差不多了，也该重新回归六四心结了。"

首先，他们参与了王康总策划的国画《浩气长流》的巡展。"浩气长流"是一幅805米的长卷，由中国大陆美术、史学两界几十位画家、学者耗时五年半完成，展现中国抗战时期史实，绘制相关政治、军事、文化、外交、中外、朝野各界历史人物1018位，介绍说明相关文字20多万字。该画主要表现了国民党的抗日主战场，颠覆了大陆教科书"共产党抗日、国民党逃跑"的长期灌输。于世文陈卫投入三十万元，拿到了大陆的批文，使《浩气长流》于2010年7月7日得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首展，之后又准备在大陆巡展。

同在2010年，12月2日于世文在北京参与举办"马云龙王康125周岁生日祝寿会"，超过500名文化、思想、媒体人士到场，被称为"六四之后最大规模私人盛会"。

2011年，薄熙来"唱红打黑"正在高潮时期，思想界沉闷，于世文陈卫打出了自己的品牌"中原论道"。夫妻两人全国游历，遍邀名家，最后确定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袁伟时、重庆学者王康、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浙江律师陈有西主讲，对中国文化与政治改革等诸多话题进行研讨。两天会期，每场听众超过500人，话题尖锐，台上台下交流热烈。

于世文说，他俩所举办的活动，其实都在国保的视线内。特别是"中原论道"，阻止未果，河南省和郑州市的国保领导就坐在会场内全程监控，不时将他叫去要求降温："这个讲的不行，那个讲的不对。"

"他们就是担心我捅娄子。"于世文承认，国保的嗅觉是很灵敏的，他们夫妻举办这些不算敏感的文化活动，其实都是在为六四正名的活动进行铺垫。"苟活这二十多年，就是为了六四！为了六四，义不容辞。"

通过一场场文化活动，展现自己的实力和能力，拓宽官方的容忍度，取得民间的信任，积累操作经验和人脉，于世文陈卫夫妇终于在2014年成功举办了国内第一次公开的六四祭奠活动。

这次活动之所以能够躲过官方的监控成功举行，得益于前一年的失败。

2013年，于世文陈卫夫妇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调研，重庆、成都、武汉、广州、北京……走访了近400人，计划在清明节举办六四公祭。

官方很快察觉，随即在全国范围内警告和控制原定参加公祭的人员。于世文本人侥幸逃脱了控制，公祭地点和时间也一变再变，最后定在4月1日，习近平仕途起步的河北省正定县殡仪馆。

即便如此，官方也在公祭即将举行的最后一刻赶到，破坏了公祭的举行。河南和河北两省警方联手，将现场参与公祭的人员全部抓走。

那天，在回答警察问话时，于世文泪流满面地背诵公祭词：

"他们，曾经和我们一样年轻，一样满怀梦想和激情；他们，曾经在我们中间学习、工作、生活，和我们一起发出过痛苦的、欢乐的、真诚的呐喊声；但是，1989年六四，疯狂的坦克、无情的子弹夺去了他们鲜活的生命！"

"二十四年前，我们是那场惨剧的亲历者，也是幸存者。遇难者中，有我们的同班同学，有我们的同校师生。二十四年中，作为未亡人，我们苟且偷生，我们愧对众多的亡灵，无颜面对他们的亲人。二十四年来，我们无法公开祭奠他们，甚至无法公开表达对他们的思念和愧疚。每到清明和他们的忌日，我们只能悄悄滴献上一炷香，在心中默默为他们祈祷。"

（注：因两次主办民间公祭六四活动，自2014年5月17日遭拘捕后，前广州学运领袖于世文至今身陷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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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16, 2015, 6:10:24 AM1/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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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访谈录：赵紫阳影响不可磨灭（VOA萧洵）
程凯：年輕人應該到最有挑戰性的地方鍛煉自己——紀念趙紫陽逝世十周年
鲍彤：纪念赵紫阳应得到法律保护——写在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逝世十周年
许章润：共和国内部，没有敌人，只有违法犯罪者——我对2015年的五点期许
施滨海：回忆赵紫阳同我谈话前前后后
赵紫阳同施滨海的谈话记录（施滨海采访宗凤鸣记录）

鲍彤访谈录：赵紫阳影响不可磨灭（VOA萧洵）

Posted: 15 Jan 2015 08:43 PM PST

鲍彤

华盛顿—1989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向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开枪而被去职，之后一直被软禁，直到十年前去世。美国之音在赵紫阳逝世十周年祭日（1月17日）前夕采访了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鲍彤。由于工作关系，鲍彤曾与赵紫阳有过大量接触。他在采访中谈及中共对赵紫阳的评价、赵紫阳的人格和政治遗产，以及他对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共领导人以及当前反腐和法治建设等问题的看法。

赵紫阳去世十周年：鲍彤访谈录

萧洵：过几天就是赵紫阳先生逝世十周年的忌日。我们最近看到有报道提到中共现在对赵紫阳先生和胡耀邦先生的评价有所不同：一方面，胡耀邦的百年寿辰被当作重要的活动来纪念。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关于赵紫阳先生适当下葬的问题，其家人提出，但也没有解决。请您谈一谈您怎么样看两位已逝中共前领导人受到的不同待遇？

*一个党竟然无法评价自己过去的领导人*

香港居民悼念中国已故领导人赵紫阳和胡耀邦（2006年1月15日）

鲍彤：我不知道现在的领导人对赵紫阳的评价，我不清楚。但是，我刚才听到是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说今年要隆重纪念胡耀邦。如果说他们把胡耀邦的诞辰作为今年的一个重要的纪念日提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听了以后感到很鼓舞。那么对于赵紫阳的情况他现在还说不清楚，我想他大概还是有困难吧。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赵紫阳，大概是这么回事。

萧洵：对赵紫阳和胡耀邦评价不同，难处在哪里？

鲍彤：我不知道他的难处是什么。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是总书记；两个人都是中国人民所怀念的。为什么一个会隆重纪念，另一个不会隆重纪念？我看这个就很难解释啊！但是，不管怎样，其中有一个人他打算比较隆重地进行纪念，我听了以后也觉得是个好消息。

赵紫阳去世后众人送的花篮花圈，其中习近平的母亲齐心送的花圈或花篮上写着 "齐心率子女敬挽"

萧洵：赵紫阳先生晚年直至去世，一直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中共对他的评价至今也没有改变。我们知道知识界和思想界一直对他有着积极的评价，那么新一届政府就任以来，您觉得从总的趋势上看，对赵紫阳先生的评价您是看好，还有有其他的看法？

鲍彤：我不知道。我最近听到的一个话呢，大概是很多人都知道了，好像是他的家人，就是子女，打算把赵紫阳、赵紫阳夫人的骨灰要入土为安吧。好像有这么个意思。好像对这件事情，中央办公厅有个答复，说这件事情中央在适当的时候会考虑的。所谓中央在适当的时候会考虑的，就是说，你们不要管；或者说不让你们来管，由中央来管。传达的第一个意思是这个。第二个意思呢，说是适当的时候来管，那就是说现在并不适当。如果现在适当，他现在说个意见不就行了吗？所以不到适当的时候。

我看只能这样来理解，就是现在要中共中央来对赵紫阳表态，非常困难。对自己的党的过去的一个总书记做评价都发生困难，我觉得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了。哪一个党对自己过去的领导人没法评价的？我看这个事情就是，他自己等于说我现在要对赵紫阳做评价有困难。我看就是这个意思。

萧洵：这方面阻力来自（中共）党内什么样的声音或者意见？这方面意见在（中共）党内能量如何？

*评价赵紫阳的阻力可能在党内*

1989年5月19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同绝食的学生谈话

鲍彤：我看这个能量足以使党中央无法做出决定。如果他这个能量使党中央能够做出决定，那也就无所谓现在不是个适当的时候了。那也就是说，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党中央自己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因此现在时候不适当。另外一个意见呢，我想是党中央可能有一个想法，但是遇到来自党中央以外的强大阻力。来自党中央以外的意见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党外的意见，这个我不大相信，因为中共中央从来不把党外的意见当回事。党外有不同意见，他说统一思想不就完了嘛！他说引导不就完了嘛！他说管理网络不就完了嘛！所以，要统一党外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是很有经验，很有办法的。那么，可能是党内的思想，但这可能来自党中央本身，也可能来自党内的其他力量。我说不清楚，因为我离开中国政治已经很长时间了。

萧洵：我觉得您也不可能在离开中国政治以来这段时间对中国的政治进程都不去关心，不去了解。您一定还是会牵挂，会关心了解。您愿不愿意谈谈对整体的这样一个政治进程有什么样的看法？

*反腐没有改变中国的局面*

鲍彤：我想你大概指的是十八大以来的这段时间吧？（是的。）十八大以来这段时间，我的看法是新的中央工作很努力，做了很多事情，也是有成绩的，但也是很艰苦的。但是，我认为（新的中央）从根本上没有改变中国的任何局面。

我想举一个例子，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反腐败。反腐败应该是十八届新的中央全力以赴做的事情。两年多时间打了四、五十只老虎，这是前所未有的。所谓四、五十只老虎，指的是副部长以上（贪腐官员）。我看这也是世界冠军了。但是我认为这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局面。有人说（这样做）至少煞了腐败的势头，我看未必，因为你打了十只老虎，那么有可能还有十一只老虎没打出来。你打了十一只老虎，那可能有十二只老虎还在生成过程中。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就是很值得忧虑的。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由总统或者总理来亲自管反腐败的，美国总统不管这个事；法国总统不管这个事；英国首相也不管这个事。中国国家主席要管这个事。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为什么呢？中国的问题是：第一，反腐败是领导反腐败，不是老百姓反腐败。第二，是为了领导反腐败，而不是为了老百姓反腐败。当老百姓要起来反映情况的时候，我所知道的是要把他们抓起来。

中国律师浦志强在重庆法院外面和记者谈话（2014年5月6日）

比方说，有一个律师叫浦志强。他大概在前年吧，就检举揭发，说中国有个大老虎叫周永康。那是2013年的事情。我知道，在2014年把他抓起来了。后来又证明周永康确实是只老虎。那就发生问题了，为什么党中央可以抓周永康，而老百姓不能检举周永康？那么只能说，反腐败是中央的事情，是党的事情，是领导的事情，不是老百姓的事情。或者说，不许老百姓来干这个事。所以我感觉很矛盾，像这样的反腐败，即使今年再打出二十只，五十只老虎，中国有什么进步呢？

*依法治国尚流于空谈*

萧洵：您谈到十八大以来反腐是一个重点。那么中共中央又在四中全会上把重心放在法治建设上，可能也是要为反腐败做准备工作吧。您怎么样看法治建设？

鲍彤：对。我想第二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就是法治这个旗帜举的很高。为了这样一件事情，去年专门开了四中全会。它唯一的议题就是依法治国。这当然给人以很深刻的印象。

那么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三个月了。那么在过去，比方说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像浦志强这样的一个人，应该依法放，但还是继续被关起来。比如说，像去年为纪念赵紫阳被抓起来的，像于世文，还有其他这些人，有好几位。应该说，他们悼念赵紫阳是合法的，应该受到法律保护。

过去没有开四中全会，你说大家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在那儿办。那么你开了四中全会以后，为什么还继续把他抓起来呢？并不是律师不努力，也并不是法官不知道，为什么中国还是坚持原判呢？那么原来判的到底是依法治国，还是非法治国呢？如果原来就是依法治国，那么我看过去什么都是依法，连文化大革命都是依法文化大革命。那么依法治国以后，对一些明明非法的案件，到现在还在禁止人家，我看这个依法治国到现在还没有实现。我不能说它是假的，但目前三个月过去了，不见动静。过去办的错案，到现在还依然如故，那人家说你依法治国这个旗帜举得很高，到底解决什么问题？

特别是这个依法治国提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依法治国中最重要的依宪治国，紧接着，在主旋律的几个主要媒体上指出，依宪治国就是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宪法规定共产党的领导。

既然如此，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不就是依共产党的领导治国吗？如果这样，那这个会还开它干什么呢？共产党治国，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以后，邓小平四个坚持以来，六四事件以来，不都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那就告诉大家，我的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就是毛泽东的，就是邓小平的，就是六四镇压，就是文化大革命，不就清楚了？如果你说是不一样的，你要纠正毛泽东的无法无天，要纠正邓小平向老百姓开枪这种非法的行为，那你就要宣布，这种事情是错的。见到非法的东西，你没有勇气说它是非法的，那你有什么勇气来说，有什么资格来说依法治国呢？

*保护不同意见应该成为中国梦的一部分*

萧洵：您有没有对新一届政府在这方面抱有希望或者期待？

鲍彤：我对它抱过很大的希望。我记得新一届政府一成立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说希望新的政府能够实现习仲勋的一个遗愿。习仲勋老人在80年代的时候提过，希望中国立法，立一个保护不同意见的法律。那么80年代没有立，90年代没有立，进入21世纪，头十年也没有立。那么现在，到了十八大，他的儿子现在当总书记了，当国家主席了，我希望这个儿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我希望他父亲做的这个梦，就是中国能够立一个法，一个不同意见法，能够成为他"中国梦"的一个内容。我一直抱这样的一个希望。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这个梦有实现的迹象。

萧洵：很多人对他原有的希望已经破灭了，或者明白地表示对他非常失望。当然仍有一些人对他抱有一定的希望。您说，您没有看到您希望看到的那一方面得以实现，您有没有非常地失望？

鲍彤：我谈不到失望。我谈不到失望。我只对他有希望，抱有希望。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我看不到这个希望有实现的可能，有实现的迹象。我看不出来。我知道很多人现在对他没有失望，那是与人为善，还希望他能够实现他父亲的遗愿，希望他能够跟胡耀邦、赵紫阳一样，为中国的进步，为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做出努力，而不是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为维护共产党的稳定而做出努力。

维护共产党和推动共产党进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推动共产党进步，对共产党有利，对老百姓有利，对全中国、全世界都有利，对大陆有利，对香港有利，对台湾也有利。如果是说为了共产党的稳定，就是说把不同意见的人统统封杀。这样的一个做法，我看对谁都不利，对大陆不利，对香港不利，对台湾不利，对中国共产党本身同样不利。

维稳是一种短视。维稳的结果，是不可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因为如果把领导本身的稳定作为他施政的纲领，作为他核心的价值，那么这个价值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价值只有对领导有益。像这样的问题本来应该是常识，很多人现在也不愿意去说了。但很多人不说这个话，并不是说不希望他这样做，而是希望他这样做。那么到现在还没有迹象，那么大家还说什么呢？

萧洵：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观点的表述方面，大家都发现现在言论方面收得很紧。

*容纳不同意见世界就很大*

鲍彤：对。我也有这种感觉。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事情：要容忍不同意见，要容纳不同意见。容忍不同意见，实际上这个世界就大了。否则他的世界就很小，就只能够容纳自己的东西存在，那世界就很小很小了。世界有多大？等于只有他一个脑袋大。我想，他父亲的遗愿，他父亲的那个中国梦，就是中国能够制订一个保护不同意见法。并不是这个不同意见法自己要通过，而是中国离不开这个不同意见法。中国有这个不同意见法，中国就很大。没有这个不同意见法，中国就会变得很小，小到如同一个人的脑袋，它没有960万平方公里，它只有几寸。

萧洵：您对赵先生非常了解。但是现今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由于对这方面的事实控制得比较严，他们并不太了解，而且了解的渠道也不多。那么您可不可以根据你对赵先生执政理念的理解，结合当下的政治环境，谈一下您怎样看待赵先生留下来的政治遗产？

*赵紫阳的特点：把别人当作人*

1984年中国总理赵紫阳和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

鲍彤：我对赵紫阳先生的理解是，赵紫阳先生是个把别人当作人的一个领导人。他跟其他领导人不一样。有些领导人把其他人看作是被领导者，他自己是领导者，因此一切要求被领导者服从自己。紫阳不是这样的人。紫阳把别人看作人。

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非常出名的口号，就是"要吃粮，找紫阳。"这是结果。赵紫阳的出发点就是，要把农业搞上去，你就必须要坚持农民的自主权。所以他把农民当作是主人的，农民是农业的主人。我们现在一些领导人见了农民就指手画脚，让农民这样干那样干，不容许农民这样干那样干。赵紫阳不是这样。赵紫阳从来没有叫农民这样干那么干，而是问农民该怎么干，然后说，我们大家都听农民的。

毛泽东用人民公社把农民捆起来的时候，赵紫阳说，人民公社不是主体，主体是农民。这是一开始，赵紫阳的农村改革就是这样改的。后来到城市改革的时候，当时就有个市场问题。当时我们的市场主体是谁呢？是党，是政府。

赵紫阳认为，市场的主体即不是党，也不是政府，应该是企业，是市场的参加者。因此，他提出另外一个口号，就是"企业自主权"。开始，赵紫阳没有管政治体制的任务。所以当时他完全服从党的分配，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叫他搞农业，他就搞农业。叫他搞工业，他就搞工业。叫他搞经济，他就搞经济。后来叫他搞政治了，他的注意点是在人跟人的关系。

*假民主搞得真，"真"民主搞得假*

1984年12月19日，中国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交换移交香港协议书

我想讲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有一次政治局常委会开会，他就讲："为什么我们总是说，我们社会主义的民主是真民主，人家西方民主是假民主？为什么人家的假民主搞得那么真，而我们的真民主却搞得那么假？"我觉得赵紫阳讲了一句实实在在的话。也就是说，赵紫阳认为，我们也应该有实实在在的民主。

赵紫阳还讲到一个问题，我觉得讲得也很深刻。他说，我们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因此老百姓生活有点困难，大家都能理解。那么大家就努力吧！但是他说，问题在于，为什么人跟人的关系搞得那么紧张呢？为什么人跟人的关系搞得那么心情不舒畅呢？这个没有道理呀！这个跟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关系呀！跟底子薄、技术落后没有关系！我们不是革命的吗？不是最先进的吗？我们不是用人类最高的理想武装起来的吗？为什么我们人跟人的关系不能搞得大家都心情舒畅？

我想他想到的是，人应该是人。很多人总想到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求能自己来改变世界。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非常不安分，坐在家里面一天到晚要改变中国与世界。看到山，他要移山。见到海，他要填海。他不愿意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见了山，见了海，他就恨，要改掉它。见了老百姓，要改造他。见了过去的所有制，要打碎它。见到传统的观念，他要改变它。

赵紫阳是尊重一切，尊重历史，尊重人类社会自己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切东西，不要轻易去否定人家。赵紫阳跟很多人都讲过这样一个话，他讲文化大革命使人大彻大悟啊！文化大革命以前，很多共产党员都把自己的脑袋瓜束缚起来了。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赵紫阳说是大彻大悟了，至少他本人是悟出了这一点。他就觉得应该按本来面目来看世界。

*赵紫阳的影响不可磨灭*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中)和朋友们在公园拉开横幅悼念赵紫阳

萧洵：最后我想请您谈谈，赵紫阳的个人特质，他的思想，在当前的政治中还有没有市场？

鲍彤：现在我看在中国人当中，年轻人当中，别看十岁、二十岁，就算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的人当中，知道赵紫阳的人已经不多了。六十岁以上的人当中，有的知道过，但是知道这个是不能提的话题，一提就要有麻烦。因此，知道也要说不知道，假装不知道。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我看，当局要把大家思想格式化，要磨灭大家思想中赵紫阳的东西，下了很大的决心，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我想赵紫阳的影响、作用是不可磨灭的。我想，就在这个条件下能够生出赵紫阳来，过去那个条件下能够生出赵紫阳来，那么只要这个环境、条件不改变，只要这个任务不解决，我说，张紫阳、李紫阳照样会生出来。

萧洵：非常感谢您，鲍彤先生！

程凯：年輕人應該到最有挑戰性的地方鍛煉自己——紀念趙紫陽逝世十周年

Posted: 15 Jan 2015 08:10 PM PST

《动向》杂志2015年1月号封二

中國八九民運發生，趙紫陽寧願丟官下臺，賠上子女們的前程，反對武力鎮壓學生和市民，並非心血來潮，而是來自他固有的理念，他守住了做人的良知，守住了當初加入中共的革命熱情與理想主義精神。

一月十七日是趙紫陽逝世十周年。對這一天，大家都很在意。趙紫陽的親友和生前部屬會寫文章紀念，百姓這一天會到北京富強胡同六號趙紫陽故居祭奠。這一天，當局又驚恐萬狀，封鎖網路、驅散人群、拘捕異議人士。足見趙紫陽生前死後，都牽動著整個中國，沒有任何人、任何力量能夠把他從中國的歷史、從中國人的心中抹去。

我也應該寫篇文章紀念這一天，因為我經歷過趙紫陽時代，還因為我的人生跌宕與趙紫陽有關。我未曾像陳一諮、吳國光、吳偉一樣，在趙紫陽身邊輔佐過他的改革事業，我記述的只是我對趙紫陽的點滴感受。

我的人生因為趙紫陽而改變

八九民運期間，我擔任中共海南省委機關報《海南日報》總編輯。六四屠殺後，我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原因是《海南日報》在我的主持下犯了所謂嚴重的輿論導向錯誤。主要兩大事實：一是將《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從頭版頭條撤下移到第四版；二是五二零北京戒嚴後，《海南日報》不但刊登五一九淩晨趙紫陽前往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的講話和照片，還在"紫陽，您好！"的大標題下，刊登趙紫陽早前視察海南時的照片。

海南省委並沒有進一步整肅我的意思，撤職、開除黨籍和審查結束後，打算連降三級，安排我一個整理文史資料的閒職。在等待處理期間允許我回深圳家中看病和休息。不久我接到海南來的消息，說省委馬上要派人把我押回海南重新審查處置，起因在於江澤民追究《海南日報》刊登趙紫陽照片的事件，指示海南省委嚴肅處理。我知道，我一旦被押回海南，不是入獄便是勞改。當更大厄運降臨之際，我只能流亡海外。我的人生就這樣因為趙紫陽而改變了——從中共體制內官員變成了政治流亡者。

中共海南省委派駐海南日報社的工作組審查我的時候，責令我交代與趙紫陽的關係，我說他們抬舉了我，我一個微不足道的新聞官，就是想高攀趙紫陽，未必攀得上。不過說與趙紫陽一點關係沒有，也不是實情。

讀中學的時候，與趙大軍同學

我讀中學的時候，與趙紫陽的大兒子趙大軍同學，家都住在廣州市東山廣東省委大院附近。平時住校，放假了有時和同學們一起到趙家去玩。但極少見到趙紫陽在家，偶爾見到，也是小孩子見到大人，我認得他，他不一定記得我。文革期間，我參加過批鬥趙紫陽的大會，高呼打倒趙紫陽的口號。印象深刻的是，趙紫陽和大家一起舉手喊口號打倒自己，但他站在批鬥臺上，身板挺直，任憑造反派怎樣喝令，就是不低頭。文革期間，趙大軍被造反派抓捕四處躲藏，我和同學們曾掩護過他。

1980年代，我已經是一名熟練的記者，我服務的《羊城晚報》派我駐剛剛建立的深圳特區任記者站站長，幾年後又奉調出任《人民日報》駐深圳首席記者。除了谷牧，趙紫陽是到深圳考察次數最多的中央領導人。我在一次隨身採訪中，自我介紹，趙紫陽認出已經長大的我，從此每次趙紫陽來深圳，我都會被安排隨身採訪，寫的報導他都應該看得到。

《人民日報》記者從來都身處中共權力鬥爭的風口浪尖。有一天我接到報社傳來的密件，指示我調查趙大軍倒賣電視顯像管一事，當年趙大軍在深圳工作，新華社駐深圳記者也接到同樣的指示。這顯然並非報社的意思，而是來自中央某一派別。我承認我是中共的工具，但絕不願成為中共黨內鬥爭某一派的工具，我把報社的密件鎖進了抽屜。趙紫陽表示接受中央對趙大軍的調查，調查官員的子女經商從調查他的子女開始，結果就再也沒有人借趙大軍向趙紫陽發難了。趙大軍倒賣顯像管查無實據，不像創建中國第一官倒康華公司的鄧小平之子鄧朴方，利用國家改革初期的價格雙軌制，倒賣緊缺物資批文，先富了起來。據我所知，趙家子女，無發不義之財的行為，如果有，六四後至今二十多年，早就被翻個底朝天了。

到中南海趙紫陽家做客

一九八七年，海南省建省，辦大特區，我又從《人民日報》調往海南出任《海南日報》總編輯。臨行前，我回北京與《人民日報》同事話別，老記者林裡建議我去見見趙紫陽。《人民日報》創刊時林里就在《人民日報》工作，他曾調往廣東《南方日報》任職，與趙紫陽非常熟悉。林裡事先與趙紫陽約好，由《人民日報》派車，我們就進了中南海，到了趙紫陽家做客。我告訴趙紫陽我將要去海南辦報，他連說：好，好！鼓勵我：年輕人應該到最有挑戰性的地方鍛煉自己。說實在的：進趙紫陽家門前，我對去到海南工作心存顧慮，從趙紫陽家出來，就不作他想了。

把《海南日報》從一份陳舊地區報改造成省報、並且是舉國關注的大特區報紙，我策劃《海南日報》改版，首先想到更換報頭。原"海南日報"四個字是劉少奇題寫，其字瘦弱且醜陋。我托人到北京捎話，請趙紫陽題寫，趙紫陽拒絕，說他從不題字。後通過正在海南籌建康華分公司的鄧朴方請鄧小平，不久鄧小平把《海南日報》報頭寫來，一直沿用至今。"六四"後，我請趙紫陽為《海南日報》題寫報頭，也成了必須交代的罪行。我倒是有些遺憾和後悔，遺憾未能請動趙紫陽題寫報頭，後悔請了鄧小平題寫。歷史終將證明：一個推動海南大特區建立和建設的人沒有為《海南日報》題寫報頭，是《海南日報》的遺憾；一個六四屠夫為《海南日報》題寫了報頭，《海南日報》必定為之後悔莫及。

我在中國與無數中共官員打過交道，當年的共產黨人尚未如今日這般墮落，雖然他們跟著毛澤東不斷犯錯和犯罪，但許多人保持著純真的革命熱情和理想主義精神，與民眾貼得很近，趙紫陽便是這樣一位共產黨官員。文革前趙紫陽主持廣東工作，把大部分心思都放在貧窮落後的農村。他在珠江三角洲的糧產區，粵北、岳西山，潮汕和客家地區，都有幾位視為至交的普通農民朋友，他每到一地，必然找他的農民朋友瞭解農村的真實情況；這些農民到了省城不必經任何人允許，可以徑直進入趙紫陽的辦公室或家裡。省委開三級幹部會議，趙紫陽常常趁會議的空擋，到廣州郊區或附近的南海、番禺農村找農民，為會議解決不了的問題尋求答案。

在八九民運中守住了做人的良知

文革後趙紫陽離開廣東主政四川，於是全國便有了"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民謠。萬里在安徽推行小崗村農村土地承包的單項改革，趙紫陽才是實行城鄉全面改革的勇敢實驗者。我一九八零年代初到四川採訪，遍訪趙紫陽改革的試點，包括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和工人崗位責任制的成都川棉一廠、飲食服務公司、重慶鐘錶公司，和全國第一個摘掉了"人民公社"牌子恢復鄉鎮建制的廣漢縣。文革期間，四川農民學大寨，對土地一年三造掠奪式耕種，趙紫陽說服農民改回讓土地獲得休息的一年兩造。他算了一個簡單的賬就把農民說服了：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也就是一年三造每造單產三百斤，不如一年兩造每造單產五百斤。我去四川採訪時，趙紫陽已上調北京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他留給四川的是到處生機勃勃的景象和一連串令人驚奇的故事。

一九八零年代是中共建政後難得的黃金年代，對外開放、發展經濟、銳意改革，人們奮發向上、充滿激情、充滿希望。八十年代經濟與政治改革的總設計師不是鄧小平而是趙紫陽：興辦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十四個城市，策劃企業黨政分家、行政主導，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給文化領域一個寬鬆的環境，都出自趙紫陽智囊班子的策劃。深圳特區在趙紫陽的允許下，曾嘗試移植香港的政治和經濟體制；不滿足於深圳特區，將海南省辦成一個大特區，為未來的省一級的大面積改革積累經驗，也出自趙紫陽的手筆。更難能可貴的是，趙紫陽闖入了意識形態禁區：在八十年代，趙紫陽宣佈，他不再審查電影戲劇小說歌曲和繪畫，讓文藝作品由民眾來判定優劣；他強力阻止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繼續進行，如果不是趙紫陽，不知有多少知識份子又要進監獄或勞改場。

中國八九民運發生，趙紫陽寧願丟官下臺，賠上子女們的前程，反對武力鎮壓學生和市民，並非心血來潮，而是來自他固有的理念，那就是：共產黨應該接受人民的要求實行改革而不應拒絕人民的要求，解放軍不可以把槍口對準愛國學生和市民。六四後，有人指責趙紫陽沒有像蘇聯的葉利欽那樣，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八九民運便成功了。這當然是因為趙紫陽性格的軟弱和他作為共產黨官員的局限性。不過那時候，天安門廣場上最激進的學生和知識份子，也未必有人具備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的高度。即使趙紫陽振臂一呼了，六四屠殺是否便可避免？八九民運是否就能成功？事情怕是沒那麼簡單：中國不是蘇聯，中共不是蘇共，鄧小平不是戈巴契夫。但無論如何，趙紫陽在八九民運中，守住了做人的良知，守住了當初加入中共的革命熱情與理想主義精神。

晚年轉變完成了思想與精神昇華

六四後，圍繞著下了台的趙紫陽，人們做著各種各樣的表演，人格高下立判。原來與趙紫陽同在一個陣營受趙紫陽器重的，有人重新站隊了：海南省委書記許世傑投靠李鵬卻不被接納，積郁成疾，癌症上身而死。原深圳一位副書記退休後被趙紫陽啟用外派掌管一方重鎮，他為此到處炫耀，六四後卻把在他手下工作的趙紫陽的兒子押送交給北京李鵬派來的人，此人現在活著，不知是否活得心中有愧。

而一直站在改革開放第一線先後擔任深圳市委書記、海南省長的梁湘，六四後身陷險境，毫不畏懼打電話給趙紫陽表示支持，並放走了在海南工作的趙紫陽的兒子趙二軍。六四後趙紫陽被全天候監禁在家里，原廣東和四川的幹部絡繹不絕前去探望。趙紫陽請探望他的人帶話給參加八九民運的年輕人，要他們放眼中國的未來，不要因一時的挫折喪失勇氣。八九一代于世文、陳衛等十君子正是這樣做的，他們公祭六四死難者，公祭趙紫陽，不惜坐牢，不懼酷刑。又有鐘鳳鳴、杜導正甘冒風險記錄趙紫陽軟禁期間的談話，輯錄成書，傳播開去，讓世人知道晚年的趙紫陽如何從共產黨的開明領袖，轉變成弘揚普世價值推動中國民主憲政的政治偉人。

趙紫陽晚年的轉變使他完成了思想與精神的昇華。如今的共產黨員，生活如盜賊，生命如糞土，趙紫陽卻不枉一生。而國內國外、活著和死去的人，凡曾經跟隨趙紫陽為中國的改革大業奮鬥者，凡支持八九民運反對六四屠殺者，而後又因趙紫陽而經受迫害打擊，以致流亡海外者、與中共決裂者，也和趙紫陽一樣，不枉一生。

我以此文紀念趙紫陽逝世十周年，同時為自己的新生慶倖。

二零一五年一月五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1月号

鲍彤：纪念赵紫阳应得到法律保护——写在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逝世十周年

Posted: 15 Jan 2015 05:22 PM PST

图为因组织公祭赵紫阳而被捕入狱的于世文

一月十七日是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逝世的日子。今年是十周年。

三十多年前，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把农民捆住了，赵紫阳提出「农民自主权」，主张恢复农民在农业中的主体地位。当时奉行的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把市场捆住了，他提出「企业自主权」，认为市场的主体不是党，不是政府，应该是企业。「文化大革命」使他大彻大悟，他走出了幻影和教条。他把人当人，希望人人成为自由人。他希望社会真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他心里有老百姓；很自然，老百姓心里也会有他，也会想着他。

赵紫阳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中被实际掌握权力的邓小平罢黜的。邓小平身后彷彿成为党国的神，他的遗产（包括错误的决定）往往成了至高无上的教条。因此出现了怪现象：赵紫阳逝世以后，纪念赵紫阳常常遭到当局监控。公民于世文等就因此获罪，而被逮捕，而受审，而坐牢，至今仍在狱中。

今年又是胡耀邦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他同样是中国共产党的难得的受人爱戴的总书记，同样是被邓小平罢黜的。人们同样有理由指望，今后纪念胡耀邦，也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和当局的支持。

人与人之间的回忆、议论或纪念，无论相识或不相识，也无论是对古人还是对今人，都属於心智的活动、表达和交流，用不着党国领导大惊小怪。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是可笑的，动用权力加以阻挠或镇压是违法的。信仰、言论、表达、交流都是人类文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活动。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是法治国家的基础，文明社会的准则。

可惜，自从毛泽东认为他有了解决「谁主沉浮」之权力以后，思想和言论，新闻和舆论，从此不再属於社会的主人所有，而沦落为专政和驾驭的对象了。这样，谁必须被纪念，谁不得被纪念，谁必须按照何种尺寸和颜色被纪念，就成了只准由专业机构随时设计和随时修改的专利。但这显然是荒唐可笑的，是对「法治」原则的侮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设计者和被设计者的思想和言论，都应该平等地接受事实和时间的检验。纪念或者不纪念，对他们做出这样的或那样的评价，是每个人的思想权和言论权，不是领导者或执政当局所应该干预的。不妨指出，对於任何历史人物（比如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人们（不管是谁）都仍然应该有纪念、回忆、谈论（包括为之辩白）的自由。这种自由，在法治国家中，照例同样受到法律保护，不容侵犯。

管治思想和监控舆论，不是法治制度下正常社会的秩序。如果一定要把它算作什麼「文化」，那只能是蒙昧文化。

不久前，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依法治国的决议。这个决议应该是郑重的，严肃的，有权威的，有生命力的。人们有根据指望，今后纪念、回忆和评论赵紫阳，不再受到党或政府的限制或非难，而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和当局的尊重。

——RFA

许章润：共和国内部，没有敌人，只有违法犯罪者——我对2015年的五点期许

Posted: 15 Jan 2015 01:38 PM PST

许章润

第一，立宪民主的共和国内部，没有敌人，只有违法犯罪者。因此，国家不是运用敌我思维和斗争哲学，而是基于法治的程序正义来调处公民共同体与违法犯罪者之间的关系。其之令人向往，适堪宜居，缘由在此。

就此而言，中国若果属于名副其实的立宪民主的共和国，则国家内部，必无敌我之分，更无基此而用专政对付一部分人民之举。我们都是人民，组成一大整体阵势，而构成了这个国家。具体而言，十三万万人是分享国族荣光的国民，也是团结在自由、平等、博爱旗帜下的共和国的公民，以富强、民主和文明为共同指归，纵有理念之别、价值之异，何有敌我之分？另一方面，理念和价值不妨各守畛域，各美其美，行为却需恪守法律底线，否则，公民共同体必将启动纠错机制。就是说，违法犯罪，例属国民或者公民突破了自家共同体的行为底线规范，按规范惩处就是了。如此这般，界限分明，则国民免于恐惧，怡怡然也，欣欣然也。

职是之故，期望今日中国、今年的中国，藉由政治建设和法治建设，给予大家更为踏实的安全感，反面而言，尤其不要再发生突然抓捕手无寸铁书生的事件。芸芸众生，图的是安全和安宁，一起过好日子，进而才有幸福可言，则此种不确定性，着实让人不寒而栗。所以我的一点期许是，今年、明年、永远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刚才茅于轼先生讲到，"共和"之为理想，是中国百年追求的政治目标，也是全体公民在政治上和平共处的基本格局，我完全赞成。其实，其间就隐藏着或者可得引申出的一个命题，就是"中国"是亿万国民的幸福家园，意味着它是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法权形式，而成为亿万公民的政治共同体。所谓中国，就是这一家园和共同体，置此邦国，一种政治共同体之内，没有敌我之分，只有守法公民和违法犯罪者的区别。此间界限落定，一切循法以治，国民和公民免于恐惧，也方才谈得上免于恐惧。

第二，最近两年，藉由反腐和法制，督促官员人人廉洁奉公，政教人员洁身自好，从而催育一种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和雅致文明的国民生活方式，应有之义，全民拍掌。但是，身处刻下世俗化时代，要求普通国民，亿万打工仔、打工妹都成为趣味高雅和道德高尚的人，乃至于取消其颇为享受的"三俗"美学，则此种道德整肃和精神重整运动，于建设"道德中国"之际，等于否认了人性的丰富性和亿万心智的差等，无视人性中的喜剧成份，期望人人成圣成仙，进至于人为拔高，实为道德洁癖，反而可能造就遍地开花的伪君子，或者，导致对于人性的压抑，事实早就证明，行不通的。

在此，不是藉由公共权力严禁"三俗"，压制或者取消国民的市民生活和基于市民生活的市场消费，毋宁，容忍一般市民趣味，却培育和弘扬高雅文化，形成分际，将三俗归还给市民，让高雅收拢于庙堂，则文教敦化，生生化育，方为正道，可能，也才是有效的对策。也就因此，承认人性的丰富性，特别是正视人性中的负面因素，而非"清教共产主义"式的一扫光，同样是营造惬意人世的题中应有之义。

放眼大中华，港澳台是市民社会气息浓郁之地。就中国内地而言，珠三角、长三角和成渝、湖广，亦为市民生活昌达之乡。但凡市民生活繁育昌达之域，多为普通百姓宜居之乡。为此，诚盼今年的中国，明年的中国，尤其是像北京这样的大都会，可不可以更多一些市民生活气息，放开准允农贸市场、街头小商小贩、擦皮鞋、瞎子卖唱、艺人画像等市民生活。就此而言，周末时分，将一些城市广场，包括天安门广场和若干街道，变身为Sunday market，大家周末去逛逛，美院的学生可以在那里给游人画像，艺术学院的学生可以在那里弹琴卖唱，挣点小费，于市民生活与和谐中国，均不无小补，实在是锦上添花。它在表明这真是百姓的家园、共和的人世之际，具象呈现出"幸福中国"之绚烂如花。

说到幸福，则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幸福生活"是一个美好的概念。但是，所谓"人民的幸福"这样的修辞，所表征的多为整体愿景，更多的是一种文宣修辞。民主政体之下，政客时常以此口号拉选票，不奇怪，总比讲斗争要好。再往前说，各种极权政制也都许诺要以"人民幸福"作为国家目标和政治纲领。但是，说到底，幸福是一个私性概念，意味着在平等和法治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个体追求惬意生活的自由，关涉个人的生活理念和生命价值，没法用公权力来提供的，更非政府用一个模子所能拢括的。

公权力不可能规定什么是幸福、你必须幸福、怎样才能幸福，国民和公民亦不应要求政府提供幸福，等等。

毋宁，公权力所能提供的不是幸福，而是提供个人追求幸福的公共产品，如平等和自由的社会法律制度，给予老弱病残的社会救助，公正的司法，等等。幸福，是要自己去追求的，公共权力所能做的就是保障大家分享平等和放心追求幸福的法政社会条件。

换言之，立宪民主政体安排如果不能落实为具体个人的选择自由、表达自由、追求生活方式的自由，则一切关于"人民的幸福"这种集体性指向，多半要么沦为一种政治宣示，要么是政客的空洞许诺，要么是集权主义的规训而已。

第三，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肯定要有大型纪念活动。今年的纪念活动理应成为实现政治和解、彰显"现代中国"的普世意义的一大契机。届时，与其一家独唱，不若搭台共鸣。

为此，不妨邀请日、韩、俄、美以及东南亚、澳新等国的元首与首脑，以及台岛的领导人，一齐聚首，同台唱和。如此前在下曾经所言，经由此举，既在志念，亦在敦睦，更孜孜于和平。当年的侵略国身临此境，只有认罪忏悔的份；胜利者欢聚一堂，更不忘生聚教训。国共两党缘此进一步和解，也就是在为全民族的政治和解创造机缘。同时，在东亚整合的意义上，为中日两国的政治和解与中日韩三国的一体化，提供契机。在全球政治意义上，它有助于进一步强化中国与当年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这些今天持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分享共同价值，而孜孜于全球正义也。

第四，希望中央电视台开设一个"人大频道"，专门整天现场直播人大会议，各种人大会议的讨论、质询和论辩活动。讲宪政，讲依宪治国，都是好事情，问题是要落实。其间千头万绪，小事大事都有，我的期许和建议是，央视设立一个专门电视频道，开放对于人大各种会议的报道。立宪民主国家，譬如英国的BBC和澳洲的ABC，好象都有这样的做法，专设一个电视频道整天专门播放议会开会辩论的情景。提请中央电视台开设一个频道，专门播放人民大会堂里人大代表和各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开会情形，现场直播，事后轮播。这既是民众参与的方式，分摊、分享作为国民治理国家的责任和荣光，也是上下沟通、朝野沟通的方式，何乐而不为。现时人大开会不多，恐怕填充一个频道的材料不够，那就连省市人大一齐报道，大家一起欣赏吧。

第五，我还有一个期许，关乎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前两年，一度有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呼吁，这一年多，似乎吁声不再。相反，加强辅导员制度，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对教师进行思想监控这一套，仿佛又回来了，令人不寒而栗。高校是探索未知、积累学理、砥砺思想的学者共和国，不仅属于国族的软实力，也是人类普世价值的策源地。没有牛津剑桥，哪有大英帝国；没有哈佛耶鲁，哪有美利坚帝国。

在此，我想说的是，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教育经费仍然有限，甚至非常匮乏，可能教育行政主管机构感到钱用不完，钱花不出去，那边厢，多数教师连参加学术会议的差旅费都没有，"青椒"们更是深感基本生活"压力山大"，却是普遍现象。如何高效利用现有的高校资源，从而发挥学府的思想创发、知识生产作用，让它们蔚为国族的大脑，则宪法规定的言论表达自由，仍为急务，还需落实。

在此，希望循沿现代大学制度思路，逐步精简高校党团体系及其就业人员，最终取消建制化的党团体系。置身现代大学制度下，各种党团组织当然有权在校活动，包括发展成员、宣传理念、组织活动，这是民主政制下的政党活动自由。但是，作为学校最高决策机制和行政的建制化存在，却并非必要。好像刻下全世界只有朝鲜、中国、古巴、越南等国高校还有党团组织。台岛自1979年起撤销学校党团组织的建制，不妨碍政党赢取或者再度赢取执政权。

那个新东方，不过就是个大型培训班，攒钱是个路子，办学则谈不上。既然有钱，真要有心有力，有愿有德，办个私立大学（非刻下"民办大学"也），用几代人的接续，劳生息死，办成个世界一流学府，那才叫本事，那才是功德无量！

资本家夫妇，有钱就往哈佛送，说到底，还是老土。

我是教书匠，起居不离校园，在学校讨饭吃，作为国民和公民，靠国家的进步发展而活着，而改善生活，则不能不关心，不能不说，希望不致误会，也不要整我。

——在天則經濟研究所2015「新年期許」論壇上的发言，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施滨海：回忆赵紫阳同我谈话前前后后

Posted: 15 Jan 2015 09:28 AM PST

赵紫阳在家中

也许当时出于记者职业的敏感。不久以后，在北航的家属楼我见到了宗老，他向我转述了赵本人对那个有关他和胡关系的传言的看法。赵最早听到有关他和胡关系的那种议论，大概是阮铭在外面发表的一些议论。不过，他没有太在意，直至吴江的书在香港出版后，他从香港报纸的有关报道和评论中了解到吴江在书中对他的一些指责。这些指责，要么是不了解情况，要么是有意夸大他和胡的分歧和矛盾。于是赵警觉起来，觉得不正常，甚至觉得吴江背后有人。后来香港报刊有提到大陆有人在故意分化胡、赵改革势力，赵更相信了自己早先的警觉：有人想在他和胡耀邦身上做文章。宗老告诉我，赵还同他讲过，吴江的夫人邱晴与李先念、李鹏及夫人朱琳的关系非同一般。赵为什么要同宗老讲邱晴与李先念、李鹏、朱琳的关系，显然有他自己的考虑。

围绕一封赵紫阳写给邓小平的信的猜测

讲到《十年的路》，有个重要细节不得不提，就是书中提的1984年5月26日赵紫阳写给邓小平并抄送陈云一封信。这封信受到吴江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质疑：即既信中内容既然涉及解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问题，为何要绕过总书记胡耀邦？他们认为赵在1984年5月就已开始要求解决胡的问题。这封信并不长，也不涉及胡耀邦，只是赵针对黑龙江省委书记陈俊生的一封信里提出的问题作了回应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意见。陈和赵的信都不长，现抄录于此。

陈俊生信原文如下：

彭真同志：

看了5月12日《人民日报》第4版登载您在首都新闻界座谈会上的讲话，很受启发。你提出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靠健全的法制；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依法办事；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是一致的。我衷心拥护您的讲话。照这样办，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会得到保证。党中央抓这件大事，真乃抓住了根本大计。如果我们党建国之初即抓法制这件大事，也许不会吃"文化大革命"那样"无法无天"的大苦头。

现在党中央领导下的这个时期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是这样的时期，尤应清醒地考虑长治久安的大计。现在强调法制确实是抓了长治久安的根本。

在反复学习您的讲话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想使我们的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真正做到像邓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使民主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就应当对保证民主制度和法律本身进行立法，即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的宪法和基本法进行立法。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还不能使宪法和基本法保持长期的稳定性，隔若干年就全面修改一次宪法。说是修改，实际上把旧的全面推翻，废除重写。这种做法有其历史原因，但在现实生活中确实给法制带来不良的后果，它使人们感到我们的各种法生命力很短，随着领导人变动而变动，甚至随领导人注意力的转移而变动。因而人们不那么严肃地对待它，法的权威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现在都说目前这部宪法和若干基本法很好，但是谁也不敢保证说，隔若干年后不会再来一次废除重写。因为我国并没有就法的稳定性、连续性进行立法。在这方面还是靠人来保证，不是靠法来保证的。这样就使人们有一种担心，在若干年后，会不会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影响法的变动，法制能不能持续下去？当然，人们对法制是充满信心的，但是这种信心也还是建立在对现在党中央的信任上。也还是由于人们对党中央的信任，所以对在现在的党中央领导下所有制定的法律就要求保持它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允许今后有任何人破坏它。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无论根本法还是基本法，都有需要做些相应的修改，但这样的修改，不应该采取全面推翻，废除重写的办法。应该在现有基础上进行修改和补充，即需要增加某项条文时，就通过法律程序增加某项条文；需要去掉或修改某项条文时，就通过法律程序去掉或修改。增加和修改之条文，应从公布之日起生效，不应追溯既往。也就是说，人们不触犯当时的法律即为合法，而不必担心将来可能通过的任何新法律。如有违法行为，也只能按当时的法律进行处罚。这应当成为一条立法原则。这一原则，对保持法律的严肃性和可信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里，欲实行法制，不使根本法和基本法都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并使法的尊严逐渐成为人们的习惯和生活常规，是不可思议的。为此，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立法，宣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宪法和基本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今后不论再遇到什么情况，谁也无权将它们废除重写，也不能用将来的法律追溯现在，谁这样提出问题，他本身就是违法。要规定修改宪法必须经过什么程序，使修改宪法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想，这样从立法本身来解决法的稳定性、连续性，可以大大增加法的权威性，使人们对法产生严肃感，会大大坚定人们的法制观念，更加自觉地遵守法律，这使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有了法律上的保证。

以上意见，如有错误请指示。

黑龙江省代表团

陈俊生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

赵信原文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龙江省陈俊同志建议一件，请阅。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领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1984年5月26日

赵紫阳的心结与邓小平的反应

后来宗老在同我谈话中提到，当外界对这封信开始有所传言时，赵紫阳曾给李昭写过一封信，并附上1984年他写给邓、陈的那封信。赵起初以为自己是可以澄清这件事的，但李昭一直没有给他回复，赵开始意识到李昭可能对那封信有她自己的想法，甚至胡耀邦去世前也可能对那封信有什么想法。这便成了赵的一个心结。赵后来在同我谈到"可惜耀邦死了，本来是可以说得清楚的事"时所流露出来的凝重和无奈，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012年1月17日和2014年2月2日，赵紫阳的秘书李树桥在同我的两次谈话中谈到：信是白美清（赵紫阳秘书兼国务院副秘书长）起草的，意思是赵的意思。有人讲赵为什么不与胡联署而绕开胡单独写信给邓、陈？尤其是这样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信也没有抄送给胡。当时的格局，真正当家的人是邓或说是邓和陈，事涉领导制度的改革，也只能寄希望这两位老人来作主，何况处于胡赵这样位置的人如果联署上书老人家，显然会犯了大忌。鲍彤后来有句话：你看到过刘少奇、周恩来联署向毛上书吗？关于这封信，邓小平和陈云始终没有作任何回复。

他们为什么对赵紫阳的信没有作任何回复，似乎无从谈起。赵事后也只说了一句话，"我要说的已经说了"。

邓果真没有作任何反应吗？

作者施滨海（右）与李锐

2013年春节，我去李锐（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家拜年时适逢延滨（李昭好友楚侠的女婿）。延滨和其爱人王元元是胡耀邦下台后经常陪他聊天的人，有时胡还主动约他们夫妇去家里聊天。1989年4月5日，胡耀邦离世前十天，李锐就是在王元元陪同下与胡长谈（胡德平中途加入谈话）。当天，在我向延滨询问胡耀邦同他们的谈话有没有涉及过赵紫阳信件的问题时，尽管我已推测到胡会谈出点什么来，但延滨的回答仍让我十分震惊：邓在接到赵信后，仅一两天就将信交给胡说，你看看。胡看后说，不明白。邓又说，你再看看。胡耀邦接下来怎么回答邓小平，邓又说了什么，延滨就没有再向我透露了。

笔者不太理解的是，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促使邓小平在仅隔一二天之后就将赵信给胡看，而且不是批转，当面交给胡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邓小平一定在向胡暗示什么。

然而，赵紫阳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直到他去世都不知道就在他访欧期间，邓小平曾有过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

同样，胡耀邦也不知道邓小平就在给他看过赵信一个月后的6月28日上午，又在其住地同胡启立谈了对他对胡耀邦的相当负面的看法，即"在反对自由化问题上，作为党的总书记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

赵紫阳曾向我回忆道，胡启立在"生活会"上讲了这句话后，他才知道邓对胡讲过那么重的话。在此之前，胡启立并没有向他透露过邓的这个讲话。更关键的是，邓还向胡启立讲了"寄希望于赵紫阳"这样的话。胡启立也没有告诉赵紫阳。直至2012年，胡启立秘书张宏遵在整理胡启立笔记时才发现邓小平在1984年6月28日上午讲过这句话。

2014年1月17日，《炎黄春秋》杂志举行新春联谊会时，张宏遵向我证实了这一发现。此外，邓还谈到，"耀邦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处理不力"、"你胡启立胆子太小"等。可见，在那个时候，邓就开始动了用赵紫阳换胡耀邦的心。

胡德平对胡耀邦态度的还原和澄清

为了了解胡家对这封信的反应和看法，我请李锐老先生为我写了一封介绍我去拜访胡德平的信。1995年12月22日，我按事先与胡德平约定的时间来到全国工商联，他的秘书王毅把我领进胡的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胡德平。1984年，他在武汉《青年论坛》创刊号上发表《为自由鸣炮》，影响很大。不过，我那时在上海，并不知道他的身份。

我们几乎没有寒喧，他看了李锐老的信后便直奔主题。

胡德平告诉我，关于那封信，他母亲那代人有她那代人的想法，要改变也不容易，至于他和家里其他人，想法可能也不一样，他并不认为胡赵有多大的分歧和矛盾。他认为他父亲和紫阳他们那一代人在"文革"结束后都有一种"还债"的心理，至少他父亲是这样想的。在那种局面下，经济怎么搞，什么样的发展速度才是更有益的，有不同看法也是正常的。他谈到："老实说，你不来谈，我对信这个事也不是特别的在意。倒是社会上总有这样那样的传言，莫名其妙，完全不是事实。

比如：赵紫阳来医院看我父亲，我父亲当时说，你们都很忙，不要一个个来看我了……父亲说这个话时我就在旁边，可是后来被歪传成'你还有脸来看我……等等'。"他还加重语气说，"那可不是老百姓在传，而是比较高的层面上的人在互相传。"

胡德平还说：1988年11月底，我父亲在湖南长沙休息，有人参加刘少奇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后来找我父亲，还称同我父亲是"度尽劫波兄弟在"。最后他提出要同我父亲联手参与"倒赵"。我父亲不仅拒绝，而且劝他们也不要这样做。当时，我就猜想这个"有人"是不是邓力群？但胡德平坚持以后再说。

不久，我将此事告知李锐。老人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邓力群嘛"；接着又补了一句："厉害啊，他们要拉耀邦，想把紫阳搞倒，耀邦不干！这个事耀邦最后同我谈过。"

关于邓力群的这个"动作"，胡耀邦的老秘书刘崇文曾在2009年第9期和2011年第12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发文作过披露，事实上，我早在1997年元月号的香港《开放》杂志上就已发文作过披露。

2011年4月15日，我在江西共青城巧遇也来胡耀邦陵园凭吊的刘崇文先生（原胡耀邦政治秘书，编者注）。我对老人讲："回忆和分析胡耀邦下台后的心态，您老《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谈得最彻底，因此也是最有价值的史料之一。"老人却说，他的这篇文章发表后，有人认为是向胡耀邦抹黑；可是胡德平看了给我打电话时竟在电话里就哭了起来……。关于邓力群当时在长沙的那个"动作"，老人说："耀邦同我谈时依旧十分生气，也看得出他十分忧虑。"

很快，我就将自己同胡德平的谈话内容告诉宗凤鸣老先生，并请他转告赵紫阳。

1995年12月24日接近中午时，宗老给我打电话，只说了一句话："小施，你下午二点半前到我家来"，说完就挂断电话。宗老是一个非常善良且非常谦卑的老人，在我们过去的交往中，老人从未用过这样的口吻让我去他家里，而通常在电话里知道我要去时，就会用他浓重的濮阳口音说："欢迎啊，你来我总是很高兴的。"我本能地意识到，这个电话可能与赵紫阳有关。

下午二点一刻左右，我到了宗老在北航的宿舍，赵紫阳的司机吴增彬已在等候，宗老简单交代了几句，我们就乘坐赵紫阳的坐车径直往灯市西口赵的家里驶去。

我在车上心想，我刚想将与胡德平访谈的简要内容请宗老转告赵紫阳，没想到才过二天，赵就要召见我并要听取胡德平的看法。可见赵对他给邓、陈的信在李昭及其下一代人那里有什么反应是非常重视的。

20多分钟后，汽车停靠在富强胡同六号的红漆大门口。吴增彬把我们引进到赵的书房，也就是每年赵的祭日和冥诞日供来人凭吊的屋子。几乎没容我有时间环顾书房藏书，赵就推门进来了，一边走一边说"来啦"。我立即起身趋前同赵握手，只说了一句"大家都很想念您"，便回到了离赵要落座的椅子较近的沙发。这时听到他十分宏亮的声音，象是自言自语："我可是张学良啊，至少是半个张学良！"

关于这次赵与我的谈话，宗老做了记录，有时也插话，我也作了录音。事后，我让吴稼祥、单少杰、李可等听了全部或部分录音。

赵紫阳同我的谈话文章发表前后

依据谈话录音，我形成了一个文字稿，大约有一万多字，试图说清楚赵的那封信和赵本人有没有在胡被迫辞职问题上起过"关键性作用"。文字稿经宗老送赵审核，赵不赞成马上发表，也不是很满意。宗老传话说，赵主要是不赞成我的写法，认为那样只是针对吴江个人。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吴江是真姓实名，而我只能匿名。在以后半年多时间里，先后看过稿子的李锐、胡绩伟、王若水（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原研究员）等都主张应在境外发表，他们认为其中有些细节有助于现时人们了解当时的高层运作。为此，我又向宗老征求意见，他的意思是：赵考虑过我的安全，如果吴江背后真的有人，用诸如泄密什么的说法，来治我的罪，易如反掌。既然李老、胡老他们都赞成发，我也有准备，那就由我自己决定，至于赵那里他会去解释。

孙长江夫妇

我又将文字稿作了修改，并让学兄单少杰、胡少安等看过，遂于1997年元月发表在香港《开放》杂志上，题为《驳赵紫阳倒胡说——吴江新著『十年的路』读后感》，署名史笔。杂志总编金钟先生为我安全着想，有意在编者按中称作者为中共中央北京高干。不久，宗老告诉我，赵紫阳看了《开放》杂志上的这篇文章后说了一句话：这算是个开始吧！后来我知道赵又找了孙长江（首都师范大学哲学教授，1978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主要撰稿人，编者注）等人谈话。

有意思的是，文章发表约半年后，孙长江突然告诉我，吴江曾打电话问他香港《开放》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是不是他写的。他的回答倒也实在，说哪有学生批评老师的道理，再说如果真是自己写的也不会匿名，更不会称自己是北京高干。

孙长江是不是吴江的学生，我未及细问。但赵找他谈话以及他写成稿子后送赵修改的事，我是知道的。我还知道在与赵谈话后他又找吴江交换意见，但吴江拒绝了他提出的再版时修改部分内容的建议。孙长江后来没有发表他与赵谈话的那篇文章，直至今日我都没有问过他为何没有发表。倒是在2012年1月17日我陪他和师母孙伟同往赵家凭吊的第二天，他让我看了有赵修改字迹的那篇文章。

随着时间推移，吴江书中有关他认为赵紫阳在胡耀邦被迫提出辞呈问题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说法，显现出来起来越多的硬伤，特别是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已足以纠正那些不管是因有意夸大、还是因不熟悉高层运作，而主观臆想出来的并以讹传讹的失实之处。

比如，像在批评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薄一波宣读赵紫阳1984年5月给邓、陈信这件事，赵曾十分遗憾地对我说，有没有薄念信这回事，不少参加"生活会"的人都还在，稍作了解，就不会发生后来有关这封信的这样和那样的误传。赵紫阳是在1987年1月4日邓小平召集陈云、杨尚昆、彭真、万里、薄一波、王震、赵紫阳等人，讨论研究胡耀邦辞职信的会上被指定为1月10日"生活会"的召集人之一，另外还有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四人，其中薄一波为会议主持人。（见王晓中《中顾委工作纪实》1982～1987）因此，赵的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2013年5月29日，我在三亚第二次访谈阎明复（1987年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当年参加过"生活会"的阎明确无误地告诉我，在"生活会"上他没有听到薄一波在批评发言时有宣读赵的信这回事。他还特别大声地对我说，余秋里（1987年任中顾委常委）发言的火药味特别浓，胡耀邦突然站起来说："我受不了"，紧接着摔门离席，在走廊里放声痛哭……

吴江对我的文章"很不高兴"

早在1999年8、9月间，在一次由杜润生、于光远、李锐、朱厚泽、李慎之、吴明瑜（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刘堪（原农业部副部长）、孙长江、林京耀（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郑仲兵（著有《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等参加的老人聚会（也有几位年轻人如韩钢、李胜平、马立诚、李郁和我都在场）上，我曾利用空隙时间向朱厚泽了解"生活会"的情况。他告诉我，大概吴江也听到了赵紫阳对他在香港出版的《十年的路》有意见，就到我家里来谈。

我对吴江讲，在"生活会"上，薄一波在对胡批评发言时有没有宣读赵在1984年5月给邓、陈的信，我没有印象。但过后不久，我从别人那里听到他跟别人讲，朱厚泽说他在"生活会"上听到了薄一波宣读赵的信。朱厚泽说，薄一波如果在"生活会"上念了赵紫阳这封信，这是大事，我不会没有印象；孙长江过去同吴江在党校共过事，关系好，我就请孙长江带口信给他，说在胡赵关系上，我有看法，但你讲的不是我的意思，把我没有讲过的话说成是我讲的，这样不好。

孙长江有没有按朱厚泽的意思给吴江带话，我曾两次向其证实。在决定写这篇回忆文章后，我于今年2月4日再次对他访谈。孙幽默地对我说，"人家是部长啊，我当然得带啊！"他停了一下又说，不过，吴江"很不高兴"。对于吴江的"很不高兴"，孙长江的解释是，不光有我给朱厚泽捎话的原因，还与我同他在赵是否参与"倒胡"和那封信等问题上都有不一致的看法有关。很长一段时间，吴江也不怎么理我了。他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按今天的话来说，是我的老板！

我听得出来，孙长江有些许无奈。

直到最近我才知道，他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吴江去世以后，孙长江谈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说，不仅他自己不是很满意，于光远也说过，他看这篇文章只把它当做一个马克思主义常识问题，"浏览一下就放下了"，而且后来听说胡耀邦对文章本身在理论论述上也不是很满意，尽管这篇文章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当时有关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论还远没有结束，照邓小平讲话的意思，要考虑补课。因此，吴江同孙长江商量，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受到责难的，他要求孙长江写一篇反驳这种责难的文章。这就是后来发表在1978年6月24日《解放军报》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署名"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由孙长江执笔，但孙一直强调吴江作了很多修改，而且这篇文章怎么发表、怎么署名、在哪里发表，等等，都费了很大工夫。发表后，胡耀邦是满意的。2009年9月，《吴江文稿》（全三卷）被收入"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文稿》上卷收录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并将其列入首篇。

近几年来，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探望孙长江和师母孙伟，话也说得多。每每谈及他参与的一些事情的经过和细节，他常常只是摇头，说没意思，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多写什么……。

2007年初，由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一书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1995年12月24日赵紫阳与我的谈话（见附录）。这篇谈话是宗老根据我发表在《开放》杂志上的那篇文章和他自己的记录整理而成的（书中称"施滨海整理要点如下"）。书稿交香港出版前，我曾看过一部分内容，包括宗老为我整理的那部分谈话内容。当然，也有个别容易产生歧义的地方，例如，书中第211页赵讲到，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所做报告《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事实是，胡耀邦的这一讲话因胡乔木的反对而至今都没有全文发表。此外其他地方都记述得比较准确。说实话，这对当时已有七十多岁的宗老来说实属不易。

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在香港出版后，海内外反响热烈。尤其是对赵晚年有关中国未来的思考和有关改革的历史反思，社会各界表示出极大的敬佩。不过，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宗老年事已高，赵与他的谈话，未必是深思熟虑的，而宗老又缺乏文字经验，谈话由宗老来回忆整理，无法真实记录和准确表达赵当时的思想和认识。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正因为赵与宗老的谈话常常是不经意的、慢谈性的、没有特意经过梳理的，才显得更为真实，更能反映出这位政治家当时的特殊心境，也因此，才显得更有价值，更是珍贵。

可惜，我的这些看法都没有能像以往那样及时同宗老沟通。事后我从单少杰那里知道，宗老那段时间心情并不愉快，甚至有些伤感。从2004年5月起，我受聘为香港上市公司星美国际的独立董事，后又受聘为香港《成报》及其出版社的执行董事和第一副总编，参与报纸版面审定和行政管理工作，疲于奔命北京和香港两地。关于宗老后来的很多事，尤其是他的健康状况，也只能从单少杰那里了解一二。直到老人家辞世，我也是在三、四天后偶然从于浩成老先生那里知道。为此，我曾电话向单少杰抱怨，为什么没有及时告知。少杰回话：宗老病后，他不忍心过多地去打扰他老人家，他也是在几天后才知道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没有能在最后时刻去送别宗老。

去年是"六•四"二十五周年，今年是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和赵紫阳逝世十周年。整个80年代的历史，点点滴滴无不牵动着许许多多经历过并仍关注着这段历史的人的心。作为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来回忆这段历史，从而更好地展望未来。

2014年2月11日（初稿）

2014年2月28日（改稿）

2015年1月13日（定稿）

（注：作者施滨海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时报原编委，香港成报原执行董事总编辑，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金融时报中文网

赵紫阳同施滨海的谈话记录（施滨海采访宗凤鸣记录）

Posted: 15 Jan 2015 09:05 AM PST

宗凤鸣（左）与软禁中的赵紫阳

【《金融时报》中文网编者的话】今年1月17日为赵紫阳逝世10周年纪念日。赵紫阳在80年代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但如今已为多数人淡忘。1995年12月24日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赵紫阳居所中，他同中国经济时报原编委施滨海有过一次谈话，当时距离中国的"六四事件"发生已六年多，当时在场的宗凤鸣先生整理了谈话记录，施滨海授权FT中文网刊发，以飨读者。

我又按约定的时间，与中国市场经济报编辑部主任施滨海一起走进了赵紫阳的书房，赵作了两个小时的谈话。施滨海整理要点如下：

施：人们常在怀念"胡赵体制"，你能不能就与胡耀邦相处时的关系谈一下？

赵：我与耀邦相处那些年，不好也不坏，但基本上是好的；经济工作上有过分歧，政治改革上则互相配合。

由于耀邦对经济问题不太熟悉，而他的性格又往往急于表达个人意见，以致引起地方和一些经济部门有意见。如，对地方省市直接下达经济指标等。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我主张要留有余地，走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又比较好、人民能得到更多实惠的路子；耀邦则有时提出过高的经济指标。这是一点。

又如，1983年1月20日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讲话，他提出了"以承包为中心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互相结合的、职工福利和劳动成果相联系的经营责任制。"这个讲话《人民日报》于第二天以头版头条发表后，发生了一个"包"字进城的问题，所谓"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当时，主要是北京和天津，简单地把农村包产到户的办法拿到城市工商业部门。那时，我正在非洲十一国进行访问。回国后，感到"承包"在农村的改革虽然有了比较成熟的经验，但城市里的改革要复杂得多，所以主张从"利改税"着手，并于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题为"坚决而有秩序地改革"。半个月后的3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实行利改税是一项重大改革"。

这样一来，邓小平觉察出胡与赵在经济发展与建设问题上有不同的声音。于是在1983年3月初，邓就把耀邦与我请到他的家里进行谈话，从而把问题说明了；邓还定了一条，就是经济工作上的问题，主要还是由赵来负责。不久邓又决定成立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明确了今后经济工作的重大方针要经财经领导小组讨论决定。这样一来，耀邦就不便再插手经济工作了，从而我俩的矛盾也就解决了。

1983年3月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工作。本来，这次会议是根据邓的意见，讨论经济指标高了还是低了的问题，但在这次会议结束前，陈云突然向胡耀邦发难，而且事先有准备，讲话有稿子。当时，陈云的批评很尖锐，提了大概十条意见，而耀邦却没有思想准备，只是作检讨，没有反驳。同时，大家都很被动，邓也很被动。问题是陈云这个批评耀邦的讲话是否传达？如果传达，耀邦就很难工作下去；如果不传达，又涉及到对陈云是否尊重的问题。胡乔木这时在旁煽风说：中央领导上声音的不一致，在下层已造成思想紊乱，要找各省同志来打个招呼；最后，邓小平提出：由中央书记处研究一下，提出个意见。我提出要由耀邦参加，拿出个意见来。

会后两天，胡启立找到我，说邓力群在新华社召开的会议上，散播了陈云同志对胡耀邦的十条批评意见。我当即打电话责问邓力群，为什么这么做？这是组织纪律问题；并要他在哪里说的就在哪里收回（据称：当时《人民日报》得到邓力群批评耀邦的讲话，立即报告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习当面也批评了邓力群的做法）。这样，耀邦认为我是支持他的。同样，在"反精神污染"时，我提出在经济领域内不搞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耀邦也认为我是支持了他。

所以，在1986年10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以后不久，耀邦曾到我家来与我倾心交谈近两个小时。耀邦当时对我说：邓小平不久前找他谈了一次话，表示到十三大他要退出常委会和顾委会，谈胡也退，不再当总书记，而由胡接邓的顾委会主任。看来，耀邦当时对不任总书记一职，并不介意，认为顾委会主任相当于邓的角色，仍参加常委会。但耀邦也说了建议由我任总书记。我当时明确表示，我们俩都是一个年龄杠杠的人，哪有你下台我来做的道理；在六十至七十这个年龄段当中，只有你胡耀邦最适合当总书记，再没有第二个人；你如果实在不想担任总书记，在十三大是否可以提出不设总书记，由常委集体决策，轮流值班主持会议。耀邦表示很赞同。

同时，我还说了，我俩过去主要是对经济工作的不同见解，我俩是坐在一条船上，应同舟共济。总之，我俩谈得很愉快，大概耀邦也摸到了我的底。据胡启立后来告诉我，耀邦对我说的要同舟共济这句话，感到很是高兴。

施：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促使邓要胡退？

赵：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邓下决心要耀邦退，议论很多。当时在老人当中议论最多的是胡耀邦同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要害并不是所传的那样，说是因为胡耀邦讲同王震"也可能是南辕北辙"而激怒了王震。关键是，谈话中陆铿向耀邦提出：为什么不趁邓小平在的时候把军委主席也拿过来？此刻，耀邦没有予以反驳，只是回答说："军队论资排辈很厉害，现在军队也不打仗，我与紫阳同志主要是搞经济工作，军队没有什么事。"文章发表后，邓小平很不高兴。另外，邓又认为，文章中把耀邦说成是开明派。显然是把一些老人视作保守派了。而对此耀邦也没有表示反对。邓曾指示将该文章让书记处看一下，所以胡启立、乔石都阅过，并将邓的批评意见传话给耀邦，话说得很重。乔石曾说，看来，耀邦的问题不能按正常手续来解决了。

邓究竟什么时候下决心让胡下台，我的看法至少是在1986年底的学潮。邓小平1986年12月30日讲话，当时在场的有我和万里、启立、李鹏、何东昌（时任国家教委党组书记）等人。邓当时就讲，学生闹事，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邓还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邓的这个讲话是直指耀邦，可以想象作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显然很难继续工作下去了。第二天耀邦便写信给邓提出辞职。

当然，耀邦下台的原因，更进一步还可追溯到1983年3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陈云突然向耀邦发难，提出批评非常尖锐的十条意见。无论陈云的这十条意见，还是邓对耀邦"反自由化"不力的讲话，其材料，看来当时都为胡乔木、邓力群所收集，又不断地往邓、陈那里去送，使老人的政治思想上同耀邦发生了分歧。又加上其他一些老人如王震等的围攻，认为老人如果过世不在了，耀邦会在中国搞"自由化"。这是老人们所绝对不能容忍的，这也是邓下决心要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所在。

施：我最近读了吴江的一本著作，吴江在《十年的路》中，用了一定的篇幅描述和评价你同胡的关系，吴特别认为："胡耀邦的突然辞职下台，可以说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该书第201页）吴在书中说："……赵紫阳又亲自向邓小平、陈云写信，责怪胡耀邦对国务院工作干涉过多，不好合作，希望趁现在两老还健在，及时解决这个问题。这当然是一件极其严重的，非同寻常的事。这封信后来在胡耀邦下台时在批评胡的'生活会'上由薄一波宣读了。"（同书第198-199页）诚如吴江在书中多次声言"要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觉得现在确实有必要澄清一下历史真相。这是我此次来的主要目的。

赵：关于耀邦下台的原因，从上述就可以说明了。老人决定让耀邦退下来，是在中共十三大召开一年前的暑期在北戴河定来下的。这事，我事先并不知道。当时，我在北京，是杨尚昆从北戴河回来以后告诉我的。关于主要领导干部问题，都是由两个老人（即邓小平、陈云）决定的，他们看谁行，谁就上来；看谁不行，谁就下去。我们前台的人，也没有发言权。这可以说，也是中国政治领导的特色。就是对其他领导干部的安排，如这次十三大的人事安排，都是由薄一波负责组织的人事工作小组来进行，而且直接对邓负责；不过有时只是徵求一下我们在前台工作的人的意见就是了。

至于1984年我给邓小平写了信，这是事实。其出发点，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着力要建立好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并没有涉及胡耀邦的事。有人借此来做文章，只能说明大概有其个人动机了。尤其是，我写这封信，在当时知道的只有邓、陈和我三个人，不可能会有后来像吴江所写的那样，由薄一波宣读云云。这是不可能有的事。

施：来这里之前，我曾访问了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据称，你曾专写过一封信给他的母亲李昭，并附了你1984年5月给邓小平的那封信。（原文见本书141页）。从这封信来看，确实，没有涉及胡耀邦的事。据我访问参加批评胡耀邦"生活会"的人士回忆，薄一波也没有宣读过这封信。但为什么会发生这封信被误传为"倒胡"呢？

赵：其中原因就是有人利用了我在批评耀邦的"生活会"上有一句话，提到"我在1984年就给邓小平同志写过一封信"，却没有谈信的内容。利用了我在批评耀邦的"生活会"上没有力主挽留耀邦，只是进行批评，我说：耀邦不喜欢约束，喜欢标新立异；也谈到耀邦比较宽容，不记仇。并说，我俩像现在这样没问题，现在可以合作，但鉴于我们党的教训，怕的是威信高了，膨胀起来也会有大问题，到那时候也可能就不好合作了。人是会变化的，要相信制度，一定要把制度搞好，靠制度管人。我早在1984年就给邓写过一封信，提出过这个问题。

在会上我之所以没有提留耀邦的话，因为这是老人早已定了的问题，提了也没有用，但也没"落井下石"，无论是耀邦的去或留，我都不能像吴江所写的那样会起什么"关键性的作用"，凡是对中国政治略为熟悉的人，我想都不会有这样的认识的。

顺便说一下，在召开批评耀邦的"生活会"的前一天晚上，我到耀邦家里，安慰耀邦说：不要激动，要当心身体。并告诉耀邦，你还是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像这样的"生活会"怎么开，也想听一听你的意见。同时，我也提醒耀邦注意，要有个精神准备，由于对你的处理可能会引发学潮。耀邦当即表示，他一定站在党这一边。在谈话中，我也问了耀邦几个问题，即在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问题上，邓多次向你打招呼，你为什么就不听？非要坚持你自己的意见，究竟你是怎么考虑的？耀邦也没有回答。

另外，1987年元月耀邦下台后，我作为代理总书记，曾向邓提出是否可以不设总书记。邓表示不同意，声言：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可以不设总书记呢？以后不久，邓小平召集我与杨尚昆、万里、李鹏等人开了一个小会，邓提出成立一个五人小组代表政治局常委工作。此时，我提出让胡启立也参加，当时有人表示不同意，但经邓点头，让胡启立参加进来了，邓并说："按紫阳的意见办"。于是由赵、杨、万、李、胡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代表常委工作。这样，胡启立就被保护下来了。

施："六四"事件过去一段时间以后，海内外有些人曾认为当时您赴朝鲜访问是隔岸观火，有政治上的考虑，你认为当时应不应该赴朝鲜呢？

赵：事后我也曾听到过这个意见，我并不这么认为，关键是并不像李鹏、陈希同他们把事态看得那么严重，学生和北京知识界的要求是合理的，行动也是有序的，局面也没有失控，政局也是稳定的；这样一种情况下推迟或者取消访朝，那是重大的外交事件。万里去加拿大和美国之前，也曾同我谈到是否推迟？我认为没有必要。在人民大会堂李鹏送我访朝的仪式上，他还问我最后有什么要交代的，我提出的第一条就是我不在京期间，不得召开政治局以上的会议；可是在我到朝鲜的当日晚上，李鹏就召集了常委扩大会议，事情很显然。

施：我在上海时，就听说您是《世界经济导报》的后台，后来上海在耀邦追悼会后就暂停了报纸的出版；为此，听说您批评了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

赵：《世界经济导报》我很喜欢，也经常阅读，观点鲜明，支持改革开庭，我当然支持；但我与他们不熟，鲍彤和我办公室的人可能与他们熟悉一些。报纸办得很有特色。我回京以后听说这件事；后来江泽民还有曾庆红当面问我意见，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你们把问题搞糟了，为什么要这样？我说完就走了。当时他们两个人一直就站在那里目送着我离去。

施：此时此刻，今非昔比了。

赵：那当然，我现在是张学良嘛，至少是半个张学良嘛。

施：冒昧的问一句或是说一种假设，如果您能像叶利钦那样爬上坦克，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呢？

赵：那就意味着内战，受苦的是老百姓;我们欠中国老百姓太多，我们在还债啊！我无法做出这种选择。

施：您说过佛经上的那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赵：是。耀邦也说过。

施：与胡德平做过一次长谈，对于那封信，他们这一代人不会去那样看，但他母亲还是保留有些想法，不过这在今天已不重要。他说他父亲与您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大方针是非常一政的，同您有一样的还债情结。他说他父亲下台以后，还有人（邓力群）在耀邦面前搬弄是非，想联合他一起倒赵。德平说，父亲曾劝告那个人，"我不会那样做，而且我也劝你们不要那样搞。"

（注：本记录载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第211～217页，香港开放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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