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坂参三在中国的岁月

 

1993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日报》以“原日共主席野坂逝世”为题，刊登了该报的一篇专电快讯：

“原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14日下午3时10分因衰老，在东京都大田区田园调布家中逝世，终年101岁。根据野坂本人的生前遗愿，野坂的养女野坂米子宣布不举行葬礼或告别仪式。野坂参三于1892年生于日本山口县篍市，1922年日本共产党创立时入党。野坂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延安组织日本人反战同盟，进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等活动。1946年1月，野坂时隔16年后回到日本。1958年，野坂在日共第七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1992年改任日共中央名誉主席。” 

而在一年前，也就是1992年，日本共产党给他的“百岁礼物 ”，却是让他蒙受耻辱的开除出党处分。理由是30年代苏联肃反时，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山本懸藏因野坂参三的出卖，被“契卡”（即克格勃的前身）处死。为什么对于这样一个有历史污点的政治人物的去世，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能及时报道，并正面做出评价？野坂参三到底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日本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秘密到延安，参加创建日本工农学校和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并从事对侵华日军的反战宣传及对日军俘虏的教育工作。

莫斯科初会周恩来

1939年，野坂到苏联已经9年了。他时而在莫斯科活动，时而到离日本近的远东地区活动，主要是和日本方面联系。随着战争情况的发展，商船、渔船的来往减少，以及从事联络员工作的同志的被捕等，使和日本内地的联系变得困难起来了。野坂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潜伏回日本工作。苏联同志也赞成（大概是苏联上层，也许是斯大林）。但是从什么地方回日本？怎样回日本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时日本的特高课、宪兵的警戒是严的，直接回日本是不可能性的。剩下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转道从中国的港口回日本。

当时的中国港口都在日本军的控制下，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离开中国都已经好长时间了，不知道最近的具体回国途径。于是就去请教在莫斯科的李立三，李立三也不知道如何回中国的具体方法。

就在此时，野坂偶然得到一个消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周恩来已经来苏联治病。周恩来是1939年7月，在延安与江青一起骑马时，江青的马惊了他的马，把他从马上摔下来，摔坏了右臂。由于当时延安的治疗条件差，就来苏联皇宫医院治疗，经过一段治疗，他正准备回中国。野坂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就去找周恩来，说起自己想途经中国回日本的打算。周恩来对野坂说，对他途径中国去日本的事，自己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如果和自己一起去延安的话，那是没有大问题的，即使去不成日本，也可以留在中国战场上，与日本军阀作斗争，给被俘的日本士兵进行革命的教育，这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野坂把这个计划向当时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报告，得到季米特洛夫的批准和支持。

秘密到达延安

1940年初，野坂参三告别了他的妻子（日本人野坂龙）就和另外一名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负责人阿里亚罕（真名马斯·普拉沃依戴鲁乔·阿明）装成周恩来的随员。跟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师哲等人一起离开了大雪纷飞的莫斯科，途经新疆、兰州、于1940年3月来到延安。

一路上，野坂参三因不懂中国话，装成在菲律宾、日本生活过的华侨。印度尼西亚同志则装成南洋华侨，一行人在国民党军统治区，多次受到受到盘查，有几次差点被抓，幸亏有周恩来的保护，及中国同志舍身式的掩护，使他们平安到达了延安。

他们是坐着国民党方面提供的汽车，于3月25日到达了延安的。进入陕甘宁根据地之后，受到了当地的党、政、军民的欢迎。但是，谁也不知道在被欢迎的人当中还有2位外国人，快到延安时，中国共产党有名的领导人林伯渠老人前往迎接。

一行人到了延安后，下了汽车，过了延河，在上山的路上，野坂问陪同人员：“去什么地方呀？”

对方回答：”是去中央委员会“。

野坂高兴地想：“啊！是去毛泽东那里吧！”

他们走了一会儿，从山上走下来许多穿着不合身棉军装的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高个子和周恩来等人握手，用中国话打招呼。野坂因为在莫斯科时看到过毛泽东的照片，知道这位高个子就是毛泽东。但毛泽东不知道在这一行人中还有2位外国人，一边握着手，一边用疑惑的神情看着野坂一边握手。

这时，在毛泽东身后闪出了康生，他看见野坂，一边叫着“达哇里西，冈野（野坂参三在莫斯科时用的姓名）”一边高兴地扑过来紧紧地拥抱住野坂，眼里涌出了热泪，嘴里直说“欢迎你来啊！”

康生在莫斯科曾经和野坂在共产国际一起工作过。毛泽东看到康生和野坂用俄语会话的喜悦情景，立即明白了野坂是日本共产党人。于是，毛泽东再次来到野坂的面前，一边用中国话说“欢迎你，日本同志！”一边再一次重重地握着野坂的手。

他们走到半山腰，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刚休息了一会儿，许多中国同志都陆续赶来了。其中有在莫斯科及苏联见过面的王明、陈云、吴玉章、蔡畅等人，还有一些没有见过面的中国同志。这时，野坂参三被正式介绍给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

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任职

要在延安呆下去，就有一个野坂参三和印席尼西亚同志怎样隐蔽下来生活的问题。当时知道这2个人政治背景的，只有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因为野坂和印度尼西亚同志还准备在将来去华中或华南。由于是战争期间，还要保守秘密。康生给他们2人换了装，他们脱下从莫斯科穿来的西服，换上八路军的棉布军装。换完装后，毛泽东看了后笑着说：“挺合适的！”。

但是，印席尼西亚同志皮肤发黑，怎么看也不像八路军。下一步，就是决定他们住处。他们俩被安排住在离中共中央所在地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康生领导的中共社会调查部，当晚就住宿在王明的家里。

第二天，野坂参三骑马到一里半以外的康生住处，给他安排住的窑洞跟毛泽东住的窑洞差不多，隔壁是印度尼西亚同志住的窑洞。关于他使用的姓名，既不能叫野坂，也不能叫罔野，经商量后，起名为林哲，这个名字中文也通，日文也通。印度尼西亚同志一点也不会中文，也不会写，给他起一个最简单的名字，叫“王太才”。

从此，野坂参三开始了在延安的生活。首先学习中国话，看一些中文的文件和资料。

一个月后，周恩来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来到野坂的住处，商量今后野坂去向的问题。他俩告诉野坂参三，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研究，在今后或不远的将来，野坂参三完全不可能通过中国的港口去日本，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几乎都被国民党军和日本军队包围着。所以，野坂在莫斯科时设想的计划，有些过于乐观的成份，现在只好等机会。在这期间，建议野坂参三留在延安工作。这次会谈一直持续到傍晚，周恩来和王稼祥才回去。

当时野坂并不死心，一股劲地问除此以外，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周恩来回答说，在目前没有别的办法，并说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结果，野坂只好服从毛泽东的意见，到八路军总政治部，担任负责对日本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并准备创办日本工农学校。

野坂参三在1989年出版的《风雪岁月》一书中回忆道：“周恩来建议我工作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调查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实际情况，将其报告给中共中央……。第二，希望对前线日军士兵的宣传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第三，希望我亲自抓俘虏的教育工作……”

创办日本工农学校

野坂首先开始进行调查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当时在延安有日本问题研究室，主要工作由原在日本的留学生担任，但是没有取得成型的研究成果。在经过一番研究后，野坂领导了日本问题研究室的工作。不久，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长王学文一家搬到野坂隔壁，他是来帮助野坂开展工作的。

王学文在日本留过学，是京都帝国大学河上肇博士的弟子。王学文在日本，学习了“资本论”，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宣传共产主义，后来他回国，在上海继续活动。他和日本共产党也有联系，所以，在日本共产党运动中，王学文也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他的日语很好，与日本人没什么两样。野坂的工作及文章都通过王学文联系和发表的。当时，野坂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发行的“敌国资料”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日本国内政治、军事等方面情况分析文章引起很大轰动。大家都纷纷问政治部，这是谁写的呀？回答是王学文写的。野坂为了获得新的情报和消息，必需从太原、北京等地买新的日本报纸、杂志等资料，经过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帮助都办到了，而且还在王稼祥的帮助下，用收音机收到了日本广播电台的广播。野坂还和王稼祥商量，把前线俘虏的日本士兵送到延安，开办一个共产主义教育的学校。当时，在前线，有数百名日本士兵俘虏，其中有的参加了反战同盟，帮助八路军做反战宣传工作。因此，把他们送到延安，创办一所学校。不仅是帮助中国人民、八路军搞反战宣传工作，同时，也是为今后的民主日本建设培养干部。经王稼祥同意后，很快就决定了，以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向各地的八路军发出了指示。

当时，在延安还有2名日本士兵，1名是森健（吉积清），另1名是高山进（川田好长）。他们给八路军当日语教师，和八路军战士一起活动。他们俩在八路军的教育下，已成为共产主义者了。野坂经常秘密地和他们会面，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和鼓舞，在建校等方面，他们协助野坂作了许多工作，成为野坂的得力助手。即使战后来他俩回到日本，也一直是野坂的忠实部下。

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

由于野坂住处离政治部远，每天都得骑马去政治部，于是野坂搬了一次家，搬在离政治部很近的地方。野坂住的窑洞和其他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的条件一样，就有一样不同，为了照顾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专门有一个洗澡的地方。当时，野坂的生活待遇和中共政治局委员一样，在艰苦的延安生活中算是最高级的待遇，昼夜有卫兵守卫。后来，为了要照顾野坂的生活起居，中共政治局又给他安排了一位中国夫人。

1941年5月10日，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在八路军大礼堂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朱德总司令致词祝贺。校长为野坂，以林哲的名字对外公开发表，副校长为赵安博，后期改为李初梨。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教育、争取了一大批日本士兵的转变、並通过他们的反对侵略战争和瓦解日军等各种宣傳和活动、争取了大批日军士兵脱離了反动军队、进入了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战斗行列、形成了国际反法西斯統一战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从而加速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

　　在日本工农学校的教育下、学員们思想转化后、积极投入了各种反战宣传和瓦解日军工作。他们組织了反战同盟各地支部。在這些支部中、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員、不仅担負主要責任、负责在华日人各个反战组织的联系与领导、而且許多活动、都由他们直接发动和筹办。实际上、延安成了日人各种反战組织进行反战活动的中心。

日本工农学校不仅争取了一支反战力量、巩固、扩大了国际革命統一战线、而且培养了一批为日本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革命干部。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上写下光彩夺目一頁。它将大批深受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的頑固战俘、教育、改造成坚强的革命战士、這不仅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无此先例、堪称伟大的创举。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創立、在东方人民的解放史上揭開崭新的一頁、給东方受圧迫受奴役的民族以极大鼓舞、並提供了可貴的経験、使他们懂得了要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統治、争取本民族的尽快解放、就必須联合日本的工农群众、結成牢固的革命統一战线。同時、体現了中国共产党为谋求人类的最后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和国际主义的立場。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不仅提供了宝貴的历史経験、而且对于广泛建立統一阵线、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加快革命歩伐、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开身份开展活动

1943年5月末，野坂接到通知，让他到毛泽东的住处开会。野坂骑马赶到毛泽东的住处时，中共政治局委员全体成员都已在座了。

毛泽东拿着一张纸条，念了大致意思。这是从莫斯科传来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称随着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曾对世界革命做出重要作用的共产国际完成了她历史的使命宣布解散。因为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中国共产党表示赞成。

毛泽东同志问野坂，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日本共产党的代表是什么意见呢？野坂回答说：“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他非常赞成。”

这个共产国际解散的决定，由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共产党赞成，就这样被通过了。公开身份开展活动会后，毛主席向野坂建议，借此机会野坂同志在中国公开活动，在政治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时候，野坂实际上在延安的活动已经是半公开了。但是，要公开活动，还需要报道他在近日来延安的消息。于是，野坂告别了“林哲”一名，重新使用“冈野进”的名字。

《解放日报》在1943年6月6日，发表消息称：昨晚举行之延安干部大会，热烈欢迎日本共产党中央代表冈野进同志。该会系由中共中央召集。下午八时，冈野进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等陪伴下进入会场。中共留延诸负责同志暨各级重要干部二千余人均出席参加。这是延安近来年最隆重的欢迎大会。李富春同志宣布开会后，任弼时同志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致欢迎词。他说冈野进同志来延，是我党、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全中国人民最兴奋的一件大事，这证明了我们的抗日战争，不仅有英美等盟国共同打击日本法西斯，而且有日本人民配合反对日本法西斯。日本党自“九一八”尤其是“七七”事变以来，曾组织人民进行反战斗争，并获有显著的成绩，故冈野进同志此次不远千里来延，对于中国人民更加加强胜利的信心，对于日本军阀则是一个重大打击。

同时对于我们了解日本法西斯的力量、弱点等等方面，以及我们如何组织反日战争，均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弼时同志继指出，冈野进同志抵延，正是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全党同志进行讨论之时，恰好冈野进来延，把这个问题也解答了。中国党和日本党是兄弟党，不仅地域相近，年龄相仿，并且都曾经过坚决斗争的考验。中国党在进行三个阶段的革命历程中，曾创造了若干经验，而日本党在日本反动政府高压下所进行的秘密的和合法的斗争，尤积有丰富的经验。因此，任弼时同志以兴奋的语调指出中日两国人民紧密携手的重要性。和平、自由、幸福的新的中国和日本，将由此产生！

在雷动的鼓掌声中，冈野进同志以极度兴奋的心情跨上讲坛，他说：“同志们！我代表日本党以最亲密的战友的资格，向中国党的同志们致革命的敬礼！”他说他是不久前经平津化装来延，不能有很多礼物带给大家，但有一件最简单的而也是大家最高兴的礼物，这就是他从日本党带来的一封简短的信。于是他展开了一张绉纹百摺的信笺，并朗诵其中的几句，冈野进同志说：大家最关心的，日本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党呢？日本共产党是小党，但是是影响最大的党，也是最勇敢的党！日本党在日本反动政府极度高压的状态下，迄今已有21年的历史，是具有反战传统的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曾进行过积极的反战运动。日本党许多干部在农村、工厂的英勇斗争中因此牺牲。但无论反动政府如何屠杀，反战运动仍然坚持与继续着。日本共产党和先进的无产阶级和中国人对对日本军阀作战的目标是一致的。一定会取得胜利的！（摘自《解放日报》1943.6.6第1版）

热情赞扬毛泽东

野坂参三身份公开之后，连续在延安各种大会露面。6月12日，在日本工农学校，由在延安日本3个团体――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1942.6.23成立）、华北日人反战同盟联合会、日本工农学校举行的盛大欢迎会，野坂用日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天八路军军直机关参加了露天晚会，毛泽东、王稼祥等人也赶来参加。叶剑英参谋长致欢迎词后，由朱德总司令致辞。他们都代表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同志对冈野进表示热烈的欢迎。野坂参三即兴发表了他来延安后所感到的一些印象，他赞扬延安，认为延安是非常好的学习地方，而且有全世界都难以找到的杰出的导师――毛泽东同志。

在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6周年时，野坂在《解放日报》发表长篇文章“告日本国民书”详细讲解了侵略战争所给予中国、南洋各地人民以及日本国民之痛苦，揭穿日本军部及大财阀之一切欺骗宣传。最后，号召日本工农群众及一切反军部、反法西斯的人民团结一致，打倒军部，结束战争，建立人民的政府，以求得日本人民及东亚各民族的解放。

在这期间，许多记者采访了他，不仅有中国的记者，还有联合国驻华记者爱波斯坦也专程到延安采访了他，并根据采访内容从伦敦寄稿在美国发表，引起驻华美军的兴趣。驻华美军派军事观察组到延安进行视察。

特别是在1945年5月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野坂参三作为日本共产党代表，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兄弟党代表，参加了“七大”。在会上，野坂发表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长篇演讲，赞扬了中国共产党。他说：“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先锋，而且对于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也起着重大的作用。中共在24年的斗争中，创造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体现着这个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就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方针，不仅指导着中国的解放、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解放的宝贵的指南针。”

离开中国回日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接受波茨坦宣言。

1945年8月30日，在王家坪八路军大礼堂，由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为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召开送行大会。当时八路军叶剑英参谋长、李初梨敌工部长和许多干部以及美国友人都出席了大会。

在这个送别会上，叶剑英、李初梨和美国友人都讲了话，日本方面由野坂致辞。为了感谢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援助，日本工农学校、日本人民解放军联盟、日本共产党者同盟联名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了致敬电。

野坂参三和梅田照文（香川孝志）、森健（吉积清）、吉田太郎（佐藤猛夫）等三人乘飞机去张家口，其余2百多人反战同盟员在杉本一夫（前田光繁）率领下， 9月中旬徒步从延安出发，到东北地区准备回国。

野坂等4人在出发前，毛主席为野坂等4人举行了欢送宴会。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最高干部都出席了。

9月9日，秋高气爽的西北高原上，晴空万里，一架美国C－45飞机从延安机场腾空而起，向西南方向飞去。这架飞机是去接美国飞行员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空军参加了对日军作战。一些飞机被击落，跳伞的飞行员降落到了各个解放区，其中有一些飞行员落到了晋察翼解放区。

同机飞往晋察翼解放区的有野坂等4人，还有聂荣臻、肖克、刘澜涛、郑维山等将军。

飞机到达河北省灵丘，随后野坂和聂荣臻将军等换乘卡车，奔赴张家口。在张家口又换乘苏联飞机，从沈阳到长春。野坂等4人到了长春后，见了苏联红军远东军区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苏军司令部立即给野坂他们发了苏军军官肩章的军服，长统皮靴，腰间挂手枪。野坂参三是苏军中校，其余3名是少校随员。

他们在长春住了一个月后，又乘飞机离开长春，中途在西伯利亚换乘火车去莫斯科。

在回日本之前，到莫斯科去，可能是野坂从延安出发之前计划好的，有可能是在长春同苏军方面谈妥的，这些作为随员的香川孝志（梅田照文）是不清楚的。这是香川孝志本人生前健在时和笔者谈的。其他3人也是不清楚的。

野坂等人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个月，住在市内一个五层楼的旅馆里。除野坂外，3名随员一直住在旅馆里，没有外出，也没有人来访，十分无聊。有一次，苏联方面把他们带到郊外的招待所，请他们吃了一顿饭。此外，只是在半夜用汽车把他们拉到红场转了一圈。但是，野坂却每天外出。据1991年苏联公开的机密资料里，野坂去莫斯科的目的，是向苏联要日本共产党今后活动经费的。

有一次，野坂问随员3人，他们愿不愿意留在莫斯科当日语播音员。因为，当时3人都期待回国，谁都不愿意留在苏联。对此，野坂也没有强求。

他们从莫斯科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回到沈阳，在那里脱去苏联军官服，途经朝鲜，在釜山坐上了遣返日本难民的船，于1946年1月12日，在九州的博多湾登陆回到日本。

在离开中国之前，野坂向中共中央、八路军、新四军发出电报，表示感谢。

全文如下：中共、八路军、新四军同志们：

我和几个日本同志，经过张家口等地，到了辽宁，从这里我们准备向日本出发。现在我快要离开我第二故乡——中国抗日根据地了，在这个时候，我不知如何表现我对于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感谢，尤其是对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我们的宏大的友情援助和激励。日本共产党现在已由十八年长期在监狱里英勇斗争过的同志们合力地重新建设起来。

我想要作为这个党的一个战士，并为了日本的民主化和远东的和平而斗争来贡献一切。这就是答复你们的友谊援助的最好方法。再见！岗野进（野坂铁）

（原载《解放日报》1945.12.30）

本文参考文献：《野坂参三选集》《风雪之路》《五十年的回忆》《解放日报》《朝日新闻》《八路军中日本士兵》

野坂参三简历

野坂参三，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誉议长。男，1892(明治25年)年3月生，山口县荻市人。1913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理财科。1912年加入友爱会，1917年任友爱会常任书记。后任机关报《劳动及产业》编辑长，并创刊《社会改良》。1919年赴英国留学。1920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21年参加英国工人总罢工，被捕并被驱逐出英国。1922年回国后任日本劳动总同盟书记，同年日本共产党成立时入党，并任庆应义塾大学临时讲师。1923年任日本共产党纲领起草委员会委员。同年因第一次共产党事件被捕，不久出狱。1924年创立日本共产党合法机关“产业劳动调查所”，任所长，同年创刊《产业劳动调查报》、《英特纳雄耐尔》。1925年创刊《无产者新闻》。1928年因“三·一五”事件受嫌被捕，1930年获释。1938年当选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1931年至1940年赴莫斯科任日本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6年与山本悬藏发表《告日本共产主义者》。

1940年至1946年来我国延安，参加创建日本工农学校和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并从事对日本侵华军队的宣传和对日军俘虏的教育工作。1945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6年回国后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常任于部会委员，书记处第一书记。1950年被美国占领军整肃。1958年至此1982年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议长。1946年后三次当选众议员。1956年后四次当选参议员。曾任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团团长。曾访问过苏联、越南和中国。

    著有《流亡的十六年》、《野坂参三选集》、《风雪之路》、《五十年的回忆》、《和平和民主主义的斗争》等。

    摘自《日本人物辞典》1988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