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次飤（si，四声）簠（fu，三声），春秋，铜器， 通高19.5、口长29.2、 口宽23.3、足高3厘米。 重6.1千克。 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8号墓出土。 现藏河南博物院。 深 度 品 鉴 何次飤簠共两件[1]，1978年出土于河南淅川下寺8号墓，保存较好，仅器盖上部一侧稍残。长方形，大口，直沿，斜腹，平底。铜簠口沿下有较短的直壁，盖沿设有四个兽首卡扣。斜腹两端各附有一个兽首形竖环耳。矩形足呈喇叭状外撇，四足之间留有果叶状空档。器表饰蟠虺纹。器底与器盖内顶部均铸有铭文，内容基本相同，唯底铭较盖铭多一“吉”字。盖铭共四行，每行6~9字，计30字，内重文二（图1）。现释铭文如下：隹正月初乙亥，毕孙何次，自作飤簠。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孙=永保用之。底铭共四行，每行7~10字，计30字，内重文二（图2）。现释铭文如下：隹正月初吉乙亥，毕孙何次，自作飤簠。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孙=永保用之。  图1 何次飤簠盖铭  图2 何次飤簠底铭 毕孙何次，“何次”当为人名。“何次”前冠以“毕孙”或许与毕氏有关系。 周代毕氏，始自毕公高，源于文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曰：“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顾命》正义引《世本》：“毕、毛，文王庶子。”毕氏以封地得氏。《史记·魏世家》称：“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杜预注：“毕国在长安县西北。” 文 化 解 读 关于铜簠的起源，郭宝钧先生认为最初是由竹木器演变而来[2]。仔细观察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最早的夔纹铜簠（图 4），其形状确与日用的竹筐相似。《说文解字》：“匡，饭器。”《诗经·良耜》：“载筐及莒”郑玄笺曰：“筐吕所以盛黍也。”可见，匡是作为盛粮之器。铜簠的出现可能与匡有一定的联系。甚至有学者认为匡当是簠的异称[3]。 关于铜簠之用途，《仪礼·公食大夫礼》有“宰夫膳稻于粱西”的记载，郑玄注：“进稻粮者以簠”。《周礼·秋官·掌客》郑“簠十”，郑玄注：“簠，稻粱器也”。这些文献记载基本认同“簠”是装盛黍稷稻粱的器物。部分铜簠铭文也自铭其功用，如叔家父簠铭文“用盛稻梁”，伯公父簠铭文“用盛稻糯梁”等。此外，考古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其盛粮食的功用。在山东长清仙人台出土的铜簠，器内发现有黄色食物，经化验为粟类粘糕性物质，盖、器皆有铭文“用实旅梁”[4]。山东薛国故城M1：76 铜簠出土时其内盛炭化的粟米类食物[5]。综合文献和考古实证基本可以断定铜簠主要是用来盛放稻梁粟类的食器。 西周贵族“重食器、轻酒器”。主要表现在西周时期始于商代的传统酒器大为减少，与此相对的，诸多食器如鼎、簋、豆、鬲等，不论从数量上还是形制上都空前发展，尤其是新出现了长方形斗状簠，进一步印证了周人重食的风气。 青铜簠的使用基本贯穿整个两周时期。但是，到了战国早期以后青铜簠便逐渐走向衰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铜敦、铜盒等新器物的产生导致了铜簠的衰落。铜敦是春秋中期新生的食器，是铜簋的派生物。其自诞生之日起，便在食器组合中占有一席之地，极大的打压了铜簠的发展。铜盒是春秋晚期新兴的食器，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战国早期，铜盒的地位开始上升，在礼器组合中大有取代铜簠之势。二、在铜簠的影响下出现了新的方形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铜簠的发展空间。如方豆的出现，尤其是方豆，到了战国早期以后在器物组合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三、这一时期青铜文化衰落是大的趋势，铜簠的衰落也就在所难免。 比 较 研 究 依据相关学者的研究，笔者将铜簠的发展分为8个阶段，并挑选典型器物来进行比较研究，以此来探讨铜簠的发展演变规律。 图3 夔纹簠  西周中期，故宫博物院所藏夔纹簠（图3）。通高37厘米，口长55.8厘米，重17.5千克。器形高大，无耳，圆唇折沿，腹壁较陡，圈足不外侈。腹部饰以形似辐射状的直线纹，直线纹的上下两端，以及圈足上均饰云雷纹衬地的夔纹。盖与器的纹饰相同。无铭文。 图4 虢季簠  西周晚期，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1：78虢季簠[6]（图4）。浅盘，直口，平折沿，方唇，腹壁近直，浅圜底。喇叭形圈足，腹部饰S形无目窃曲纹，柄部凸箍饰一周无珠重环纹，柄部饰镂孔垂鳞纹，圈足饰镂波曲纹。簠盘底部有铭文，竖款排列。 图5 原氏仲簠  春秋早期，原氏仲簠（图5）。1975年出土于河南省商水县朱集村[7]。器长28.3、宽21.5、通高18厘米，矩形圈足长18、宽13厘米。长方形口，口沿宽平，近口处有一段直壁。腹向内斜收。平底。圈足外侈, 足口平直, 圈足的四边中间各有一梯形缺口。近口处直壁饰交叠式兽体卷曲纹, 腹部饰变体鸟兽纹, 其间饰两排乳钉纹, 腹两侧各饰一兽型环耳。圈足饰对称式走兽纹。器底外部饰对称式卷体兽纹。簠内有铭文。 图6 洛阳中州路簠  春秋中期，洛阳中州路M4：18铜簠[8]（图6）。口作规整矩形，唇外折成平缘，腹部有一段直壁，然后斜向腹底收缩，底附向外张的矩形圈足，圈足四边中间有一段缺口。在两短边的腹部各有兽首形钮。腹部饰蟠螭纹。 图7 蔡侯簠  春秋晚期，蔡侯簠（图7）。1955年出土于安徽寿县西门内春秋蔡侯墓[9]。通高24.1、口纵24.4、口横31、腹深6.5厘米，重9.15千克。盖器相同。长方口，直壁较长，斜腹，平底，四个矩形足外侈，两侧有兽首耳一对，除盖顶和器足用四个蝙蝠纹作边饰以外，通体无纹饰。 图8 曾侯乙铜簠 战国早期，曾侯乙铜簠（图8）。1977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10]。通高25.4、口纵24、口横31厘米，重13千克。长方口，腹上部直壁下折内收，平底下有四只对称的蹼形足，腹部两端各有一兽首形耳。盖沿设有六个兽面形卡扣。全器以绿松石镶嵌勾连云纹、蟠螭纹。器内有铭文。 图9 葛陵楚墓簠  战国中期，葛陵楚墓铜簠（图9）。1994年出土于新蔡葛陵楚墓[11]。通长35.6厘米，宽23厘米，高12.7厘米。仅存铜簠的下半部，盖缺失。口部平面呈长方形，窄沿，沿面微向内斜，簠口微内敛，腹上部直壁，中部内折，下腹斜向内收至底部，平底。底部四角附四只凹弧形外侈的蹼形足。下腹部各装一兽形器钮。器物外表通体饰细密的三线勾连蟠螭纹。 图10 楚王酓肯簠  战国晚期，故宫博物院藏楚王酓肯簠（图10）。通高12厘米，长31.9厘米，重5千克。此器长方形，方足中空，腹饰云纹。 结合上面器物比较和学者研究，初步总结不同时期铜簠的特征： 西周中期，器形高大，腹壁斜直下收。无耳。口沿转角处呈圆口，圈足呈无缺口的封闭状，盖沿向下弯曲。纹饰以直线纹为主题，云雷纹衬底的夔龙纹上下相间。 西周晚期，器形低矮，腹壁斜长，附耳以环形耳为主，兽首形耳较少。圈足出现矩形缺口。纹饰以夔龙纹、波曲纹、窃曲纹为主。 春秋早期，腹壁内折下收，兽首形耳成为附耳的主要形态。口沿下有较短的直壁，平底承圈足。圈足开有缺口，缺口或为凹弧，或无凹弧。纹饰以夔龙纹为主，风格较为粗犷，波曲纹逐渐减少。 春秋中期，铜簠的口沿下均有较短的直壁，流行兽首形耳，盖沿设有四个兽首卡扣。圈足外侈，缺口较大。除矩形缺口外，出现“凸”字形缺口和果叶形缺口。纹饰仍盛行夔龙纹，但风格一改早期粗犷的风格，显得规矩精细。波曲纹、重环纹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春秋晚期，器形普遍增高，腹部直壁加长。圈足缺口的凹弧度幅度增大，附耳粗壮，耳孔较小。纹饰细密繁缛，交缠龙纹仍占主导地位。素面器开始出现。 战国早期，腹直壁继续加深，有的已超过腹深的一半，器底下承分离的四足。纹饰风格延续上期，绞缠龙纹细密而繁缛，此外，纯粹的几何纹饰开始出现。 战国中期，大部分器形较高，但一些器物开始向矮小发展。纹饰沿用前期的蟠虺纹、变形几何纹等，但素面器的数量有所增加。 战国晚期，器形较高，无唇，无耳，口沿下直壁的长度超过腹深的一半，圈足缺口极大，有的下承四足，有的仍为圈足。纹饰风格总体上较为简单，以几何纹为主，素面器仍然存在。 由上可以大致看出两周时期的铜簠发展演变的基本轨迹：器腹逐渐加深，斜直腹壁上端出现折壁，折壁长度不断加长，直至超过整个腹深的一半，器足由圈足到四足，圈足上缺口从无到有，缺口不断增大。 趣 味 猜 想 铜簠的兴起是否与竹木器的筐莒有关系？ 何次飤簠铭文涉及毕氏，而毕氏主要活动于陕西地区，其铜簠为何出现于千里之外的楚国墓地？ 相 关 链 接 下寺楚墓M8 下寺楚墓位于河南省淅川县城南约50公里丹江水库西岸的龙山脚下，东距丹江西岸6公里。自丹江水库建成蓄水后，下寺及龙山已大部分被淹没。1977年秋，水库水位下降，在位于下寺北0.5公里的龙山南端东侧，一座青铜器墓（M36）被库水冲出，出土了许多青铜器和玉器。1978年3月，淅川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对这一地区进行调查，并作了部分钻探，共发现春秋墓24座，汉墓8座。4月，对M1进行清理，出土了大批珍贵遗物。8月，继续清理了M2、M3。这两座大墓出土遗物更为丰富。1979年3月，河南省文化局会同南阳地区文化局，成立了丹江水库抢救文物领导小组，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发掘，发掘持续近2个月，共发掘了大中型春秋墓5座，小型春秋墓15座，车马坑5座以及汉墓8座。 M8位于龙山最南端，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其上未见封土。墓口稍大于墓底，墓口东西长7.25、南北宽5.68米、深4.3米。墓向110°。墓内置一椁两棺，椁室四周有二层台。 墓室早年多次被盗，现有三处盗洞。墓中棺椁已经腐朽，仅留一些黑色痕迹。从残存的遗迹来看，为一椁两棺。椁东西长4.56、南北宽3.18、残高0.15米。椁室内置两棺，南北并列。棺内骨架已腐朽。南棺内的骨架隐约可现，仰身直肢，头向东，据牙齿判断，可能为一男性，年龄50岁左右。北棺由于被盗墓者扰乱严重，葬式和性别皆不明。 墓葬虽多次被盗，但残存的遗物仍然较多。其中铜器占绝大多数，余有少量的玉器、石器等。铜器按照用途分为礼器、车马器、兵器、工具、杂器五类。礼器有鼎、簠、缶、匜、盉五种。车马器主要有车軎、车辖、马衔、铜环、合页等。兵器主要有戟、戈、矛、镞等四种。工具主要有、锛、削三种。杂器有双轴连环器、棺钉、条状环钩器等。玉器全部是装饰品，有玉环、玉人、玉牌、玉蚕、玉鱼、料珠等。 在M8西侧发现一座车马坑。形制呈长方形，坑口南北长8.17米，东西宽4.56米。坑口微大于坑底，坑壁下部稍内收。方向287°。全坑共埋葬三车十马。三车南北并列，车辕向西。马的葬式皆头向西，背向车辕。坑中所葬的车马，仅有马的头骨保存较好，车已朽。 下寺M8共出土有铭铜器八件。其中以邓器四件，毕孙何次簠三件，上鄀公簠一件。毕孙何次簠为毕国后人之器，上鄀公簠为番国器，两者均为异国器，不应当是墓主人。以邓器有鼎一件，匜一件，戈两件，所以“以邓”当为M8的墓主人。以邓在鼎和匜的铭文中自称为楚叔之孙，进一步印证了其当为墓主。 下寺楚墓，是河南省近年来发现的最大一批春秋时期楚国王族墓群。墓内出土大批精美的青铜器，其中许多都铸有铭文。这些对研究楚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楚国与周围各诸侯国的关系，当时的鼎礼制度，以及古文字书法等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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