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人而言，母语承载着族群历史、风俗习惯和文化，象征着族群身份认同，是游子他乡远归所感受到的那抹暖意，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移家南渡久，童稚解方言”……更是我们表达思想和感情、沟通你我、联系世界的工具。
世界上目前还有超过7000种语言，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测，到本世纪末，将有超过半数的语言消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世界濒危语言地图集》显示，每两周就会有一种语言消失，这意味着每年会有25种语言消失，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将导致90％濒危语言彻底消失。
会讲本民族母语的越来越少
每两个星期就有一门语言消失
2021全世界使用频繁的20大语言。
很大程度上，语言的消逝是因为人类的交流更加频繁了。由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需要相互交流，语言不通会产生许多障碍，因此人类需要掌握几种使用最广的语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航海时代到来以后，英语、西班牙语等被航海的贸易商人与殖民者带向世界各地，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概念和地位逐渐成型。今天，以英语作为母语和第二语言的人数，就有13亿之多。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世界上仅23种语言的使用人数就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
而那些被少数人使用的语言，则因为使用频率过低，逐渐处于消亡的状态。而当一种语言儿童不再作为母语学习，最年轻的使用者逐渐老去，甚至老年人也不再经常使用时，语言就陷入“严重濒危”和“极危”状态。陷入“严重濒危”和“极危”的语言，通常已经不足一万人使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显示，96%的语言只被全球4%的人所使用，平均每两周就有一种语言消失。根据民族语言网的计算，目前全世界40%的语言为濒危状态，许多语言的使用人数不到1000人。
文言文、古诗词背诵，阅读理解、作文写作……很多人回想起学生时代的语文课，可能都忍不住头皮发麻。但我们能继续传承数千年的语言、文字，形成或婉转优美或铿锵有力的不同腔调，分支成南北各异的独特方言，已经比许多人幸运多了。
联合国2019年估算的数据称，世界上约6000种语言中，至少有43%濒临灭绝。在教育系统和公共领域中占重要地位的语言，实际上只有几百种；数字领域中使用的语言，更是不到100种。
据称，每两个星期就有一门语言消失，并带走与之关联的整个文化和知识遗产。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语言从世界消失，语言多样性也越来越受到威胁。在全球范围内，有40%的人口无法用自己从小所说或所了解的语言接受学校教育。
中国有300多种语言
有20种语言被列为“极危”
中国也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据统计，中国有300多种语言，其中少数民族语言就有128种。
从地理分布上看，我国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最多，这些地区有很多少数民族人民聚居，使用的语言也错综复杂。
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少数民族数量众多的地区，可谓是“一村一语言”。像广西百色隆林各族自治县，就有汉族、苗族、彝族、仡佬族、壮族等多个民族聚居，据当地媒体报道，电网工作人员需要在5种语言里切换自如，才能顺利实现挨家挨户的沟通。
通常认为，汉语有七大方言。各方言区内又有若干细分差别，可谓是“众说纷纭”。
今年春晚引起热议的小品《乐在其中》，姜昆就说起了粤方言，但作为一个北京人，他的发音还是被不少人纠起了错，可见我国汉语方言的门道之深。
方言有多复杂呢？打个比方，光是“太阳”这个词，在全国就有63种说法，读音更是有1079种：在西北的甘肃、宁夏一带，就有不少地方把太阳叫做“日头”；到了河北附近，又有人称其为“老爷儿”、“阳婆”、“阳婆爷”；而在东南沿海，人们又把太阳叫做“热头”等。更有意思的是，在江苏连云港，把太阳叫做“太阴”，月亮则被称为“凉月”。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由于各地语言种类繁多，今天看来几乎无人不会的普通话，也并未实现完全普及，直到2000年，普通话的普及率也只有53.06%，最近20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普通话的普及已经达到80.72%。随着普通话的慢慢普及，以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教育环境的改善，不少方言和民族语言，慢慢陷入濒危状态。
在联合国的濒危语言清单中，中国被列为“极危”的语言有20种，包括白仡佬语、北部土家语等。
就连拥有1000多万人口、人口数量在中国各民族中位居第三的满族，本民族使用的满语也被列入了“极危”。据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统计，全国只有不足百人使用满语，多是黑龙江省一些满族村屯的老人，年轻一代满族人不再会说满语。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尽管濒危程度不到“极危”，但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布依族、苗族，即便在贵州省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会说布依语和苗语的年轻人也屈指可数，只有从小成长在少数民族村寨的孩子能够说本民族语言。年轻一代会说本民族语言的人越来越少了。
失去语言，就仿佛失去了灵魂
澳大利亚因生物多样性而闻名于世，但对以色列语言教授扎克曼来说，这个国家还有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那就是语言。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澳大利亚曾是世界上语言最多样的地区之一，拥有大约250种不同的语言。但到2019年，只剩13种还没被列为“高度濒危”语言。
2004年，扎克曼初次来到澳大利亚。他很快将复兴原住民语言和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并把目光聚焦在一种因最后一名使用者去世，而从1960年“消失”的名为巴恩加拉语的当地语言上。
当扎克曼向巴恩加拉社区伸出援手，提出要帮助他们恢复语言和文化时，村民的反应令他惊讶，“这一刻我们已经等了50年了。”
一本由路德教会传教士舒尔曼于1844年编写的词典，成为了扎克曼研究的起点。在扎克曼的帮助和指导下，巴恩加拉吸收了这本字典中所储存的知识，并收集了能记住巴恩加拉语的老一辈说过的话。
在人们的努力下，现代巴恩加拉语诞生了。它最大限度地接近原始的巴恩加拉语，让这种消亡的语言重现生机。虽然现代语言不可避免地会和过去的形式有差异，但对扎克曼而言，这不成问题，因为这“融合催生了新的语言形式。”
扎克曼说，复兴语言不仅仅是为了交流。他认为这与“文化、文化自主、智力主权、精神、幸福和灵魂”有关，“一个人失去语言就仿佛失去了灵魂。复兴一门语言意味着复兴它的发音、词汇、语素和音素。整个宇宙都苏醒过来了。”
对很多人来说，母语是昔日回忆、内心归属感所在，是文化传承、文明密码所在。母语为我们解答了“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的人生哲学问题。正如俄罗斯鄂温克诗人阿利泰特•涅姆图什金所说的那样，“如果我忘记我的母语，和我的同胞唱的歌，我的眼睛和耳朵还有什么用？我的嘴巴还有什么用？”
一方面，社会交流的需要，使得一个国家需要树立一种标准语言；另一方面，一种强势语言的普及却伴随着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的衰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既推进普通话的普及，又保护好方言和少数民族的语言，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首先，通过法律保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就规定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也有“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一规定。
在法律的保障下，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使用双语教学，既让孩子们学习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又让他们能够掌握普通话，可谓是两全其美。
其次，在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语言保护也有了新方法。2015年，由国家财政部立项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开始实施，在34个省级行政区建立了1287个汉语方言调查点、430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点，全方位完成了中国各语言的数字化记录。
平台还开发了“家乡话”网站，全国各地的网友可以上传自己使用的语言到互联网，相互交流学习。
综合中新社、上观新闻报道
如何保护语言的多样性？
国际母语日
国际母语日(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是1999年11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般性大会宣布：从2000年起，国际母语日设定在每年的2月21日，旨在促进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多语种化。
今年2月21日是第23个国际母语日。2022年国际母语日的主题是 “利用技术促进多语言学习：挑战与机遇”，提出了技术在推进多语言教育和支持发展全民高质量教学和学习方面的潜在作用。
国际母语日承认语言和使用多种语文可以促进包容性，且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这个重点承诺。
